对书籍的尊崇使他们不自觉地拱肩、弯背，把头勾得低低的，如同一条条衰老的虫子。这些故事的前传，则是这个园子的主人范侍郎如同一颗不安分的精子般的游荡生涯：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内陆，伴随着他的宦游的是越来越重的书囊和一颗从躁动到疲惫的心。还有芸，一种能辟蠹鱼的优雅的植物的传说——几百年来这个神话化了的家族故事里，我说到的芸，演化成了一个哀怨的妇人的名字——“这个女人只是抱了花蕾睡”——她对文字的敏感如同对异性手指触摸的敏感。于是乎，小姐郁郁而终，死前的手指还指着园中藏书的阁楼——设若有来生，我倒情愿她转世成了黄宗羲在1673年秋天看见过的那只在花园中白色闪电般飞掠而过的白鼠——她轻盈的腰身足可以登临十丈高的风火墙，并像一张薄薄的纸片侧身挤入那些藏书的黑匣子——在更早的宋人的笔记里，她又叫七里香——“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芳，秋问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女人与植物，妖娆的，或是苍白的，哦，这些阴性的名词这些潮湿的虚虚实实的往事。这些故事让我迷惑。是的，迷惑。它们让我一靠近天一街就仿佛闻到明朝雨水的气息，那样的腐朽和清新，如同花朵沤烂在水里。
东明草堂。西园。曲池。南园。水北阁。这个南方中国的古老园子好像有着魅人心性的神秘力量，那么多年了，我一次次地进入其中，那么多的门，正门、边门、暗门，还有门背后的一处处转折、暗道，还是会让我一次次地迷路。我曾经把这个古老的园子作为我在这座终日海风吹彻的城里的日常生活的一个隐喻：一个令人迷惑的园子，它内部交错的小径，直接对应于生活背后的幽暗和神秘。1997年，它初次出现在我梦中——实际的情形是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它——醒来后我记下了那次梦乡旅行：梦里的情境好像是冬日的夜间——天色有着一种暖洋洋的玫瑰红——下过雨，天一阁墙门外的水洼闪闪发光。青砖晡成的甬道，非常长，像清官戏里的某个场景。旁边的屋子里，木匠在锯一根恨圆木。空气里有好闻的刨花的香气。夜色中的楼阁、翘檐，好像是比墨还黑的纸剪出来的。我为什么要梦见这座玫瑰色夜空下的古老建筑?它诡异的外形又在向我昭示什么呢?十年后我再度描述这个梦，生活已越来越让我感到是一喹让人迷失的宫殿。
当年画栋横朱楼，今日尘埃在荆棘。那是一个叫陈登原的历史学家在1930年夏天访天一阁的心情。从叙述来看，他也是从西大门进入这个园子的。
只是不好断定他之所谓“迂回”、“屈折”而人的“鸟道”，是不是今日这条如同在水底的街巷?陈以一个历史学者的忠实记下了他之所见：杂生的怒草，苔藓与爬山虎，见人乱窜的飞燕，酱紫的木头楼梯(已从原位置抽去)与全祖望的字，屋宇纵深处几乎不见底的黑。让我高兴的是陈登原和我一样注意到了这屋子深处的黑。从某种含义上说，正是这黑，一次次地吸引着我进入这个园子并努力想去看个究竟，它对我的诱引，或可说远甚于可感的碑林、石像，珍本或一张明代的印版。 “其处甚昏黑，几无以辨人”
——黑暗中浮上历史学家记忆的是这个园子的第一个客人黄宗羲，他断定，就是那架抽去了的楼梯把1673年的秋天的黄宗羲送入了这个园子的秘密心脏：藏书楼。前修可念，为之默尔，他这样对我们说。1930年的陈登原想象着1673年的黄宗羲，而我在2006年春天想象着1930年的陈登原想象着若十年后他一个人在西北孤独的死，想象着1673年的黄宗羲。我见过照片上的陈登原：瘦，且老，一张愤怒者的脸，严厉地盯视着你，让你为品行的不洁和对花园里的妇女的遐想羞愧。愤怒的陈登原说出这样温暖的话真让人吃惊。而他后来在用了半年时间完成的《天一阁藏书考》中，把书视作范氏家族灾祸的种子，更显出了学者身上难得一见的人性的关怀：“范氏藏书，自懋柱以来，无读书种子久矣。家贫者以书为奇货，而有串同盗窃之嫌；家贫者忙于赎书，亦多牵累之虞。是则书为范氏祸，明矣……”
每天早晨我经过天一阁西大门的时间是八点三十分。此时阳光正从青灰的院墙后面蔓延开来——当然须是晴天——天一街两边旧街区的房子里，老妇人生起了炉子，呛人的烟缭绕着总不肯散去。再过去，汽车修理厂打开了锈蚀的铁门。穿蓝色工装的修理工开始用钢钎敲打汽车轮胎。梆梆梆，梆梆梆。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用他们拙笨的动作跳一支《喜刷刷》或者《今天是个好日子》了。前一日抵达的从上海或江苏方向来的大客车把一天里的第一批客人拉到了天一阁西大门口。在郭沫若和潘天寿的字后面，尽职的门卫结束晨练，坐到了功德箱般的桌子后面，他的桌上摊开着一本股市大全。而此时，阳光正透过头顶密云般的樟树叶，落在范钦先生石像的肩头，并顺着他衣服上的皱褶，落在他膝前的青砖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