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入川
四川虽然是个人口大省，但从其悠久的历史来看，大部分的四川人并非土生土长之辈。他们的前辈们早在秦朝时期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进入了这片富庶的巴蜀大地，并在此落地生根。那么，最初迁移到四川的人们，是如何背井离乡，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的呢？这还要从战国时期各国不断的战乱说起。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然后开始对蜀地进行改造，希望将水土丰饶、百姓富足的蜀地作为大后方，为秦王朝的统一提供充足钱粮。于是，秦惠文王制定了一系列改革蜀地的措施：包括立蜀侯为傀儡，是为政治改造；筑成都城，移师人蜀，是为军事改造；而延续时间最长，最兴师动众的则是经济改革。大规模的移民，在当时被认为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首要条件。
鉴于此，秦惠文王一纸令下：六国王公贵族、地主富贾，与秦人为敌、不守法纪者，举家迁徙至蜀；秦国国内作奸犯科者，流放至蜀。秦惠文王死后，他的法令被子孙延续下来。据《汉书》记载：“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于是，自公元前314年开始，汉中到成都的蜀道上，出现了络绎不绝的跋涉者，他们之中，有秦国百姓，赵国、魏国的达官贵人，还有一些带着镣铐的犯人，甚至连赫赫有名的秦相吕不韦也在其中。原本杳无人烟的蜀道此时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其实在那个时候，不论是富贾，还是百姓，大都不愿意背井离乡。但是，这其中有个例外，那就是卓氏。公元前228年，秦灭赵，赵国以冶铁致富的卓氏与其他富贾被强迁入蜀，富贾们极不情愿，纷纷以财物贿赂官吏，希望居住在葭萌（今广元一带），不再远迁，唯独卓氏颇有远见。他们认为沃野千里的蜀地正是其振兴家室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于是欣然前往。
卓氏千里迢迢，来到邛崃山，见山中多产铁矿，却无人开产，随即大量招揽滇、蜀两地百姓上山产矿，然后开始铸造铁器。由于当时铸造铁器只需上缴少许赋税，是一本万利的行当，卓氏的铁器在当地又极受蜀地百姓欢迎，因此他们很快就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商贾了。
流民入川 秦代的第一次移民高潮掀起了移民入蜀的序幕。此后，在漫长的封建年代里，因躲避战乱而陆续来到四川一带的大规模移民高潮还有三次：汉末之乱时、唐代安史之乱时、唐末黄巢起义时。
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群雄割据，中原战乱，大量人口或死于乱战，或四处流散，所以全国各地的流民与官僚纷纷避乱人蜀，当时安定富饶的益州地区几乎成为灾民的唯一流向。据记载，汉中郡原有户为5万多户，可是到了东汉末年，汉川的老百姓已经超过10万户了。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户口增长了近一倍。
到了唐代，自“安史之乱”唐玄宗人蜀开始，关中及中原地区的知识精英及优秀文化就逐渐开始向蜀中转移。这种转移过程，到了黄巢起义后，唐僖宗再度避乱入蜀并滞留长达3年时达到了高潮，其余波更是延及五代十国，以致后来的司马光会在《资治通鉴》写道：“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前蜀王建）礼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流亡者选择避难四川，有两个原因：一是四川虽去途艰险，但偏安一隅，从心理上容易给人安全感，何况比起当时可避难的边地岭南、滇地和河套地区，文明开化较早的四川也是上上之选；二是因为秦太守李冰在成都平原建成了举世闻名、万代受益的都江堰，使成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所以四川盆地成为了被人所向往的“天府之国”。
“湖广填四川”
湖广——最早是指元代设立的“湖广行省”，相当于湘、鄂、桂及粤黔部分地区。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一个叫明玉珍的将领率军攻人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人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 但是，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此时，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
到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人川，1644年第二次人蜀后建立“大西”政权；之后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后来，明军内部内讧，战火再次燃起，川人再次大规模减少。于是，在清政府的主导下，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的运动拉开了序幕。
这两次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把我国人口空间移动的特点、格局和规律表现得最为充分。同时，它还导致了四川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四川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今天四川的人文特征、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居民性格的形成，还有享誉中外的“川菜”“川酒”“川戏”等，无一不是在这两次移民运动中奠定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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