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常州市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时值清末，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卖官捐官，“老爷”满街走，大多敲骨吸髓，无恶不作，加上列强入侵，洋货倾销，城乡贫民饥寒交迫，怨声载道，阶级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父亲刘家凤，字伯鸣，民族意识很强烈，少年时代参加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血战六年，受过重伤，直到义军全部覆没，才回到家中。祖母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凭着手臂上的痣，才看清是我的父亲。父亲终生不应科举，在故乡经商，临终遗命以明代衣冠人殓。他平生急人之难，乐于帮助贫苦乡亲，颇有长者之风。
叔父家麟仅做过一任知县，却终生要人喊他“老爷”，爱摆臭架子，对仆人佃户总是大声呵斥，声色俱厉，等级观念非常显明。
少年时代，我喜欢同守门人薛六的儿子祥福在一起玩。他大我三四岁，心灵手巧，会糊很漂亮的风筝。有一回，堂兄长哥哥看中了他制作的风筝，提出要换，他不大乐意，争了两句，被叔父听到，认为“以奴欺主，乱了纲常”，叫仆人将祥福吊在祠堂门前鞭打。薛六叩头求饶，我和长哥哥也请求不要再打，叔父却暴跳如雷，并骂我“没有出息”。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了怀疑：同样都是人，为什么这样不平等？从此，对叔父非常不满。
十岁前后，有一次过年，大厅里挂满祖宗遗像，全家焚香叩头，只有我行鞠躬礼，不肯跪拜。叔父认为大逆不道，还谴责父亲溺爱不明，将来不可收拾。父亲淡然一笑，我未曾受到责难。
叔父坚决反对我学习绘画。他说：“只有五房刘寿恒那样的哑巴阿叔，才去学没有用处的恽南田派花鸟；七房的跛子是为了糊口，不能登大雅之堂才去习绘事。你是个聪明孩子，应当读书做大官，荣宗耀祖！”
我大胆顶了他一句：“你一辈子，不才当上个芝麻绿豆大的官儿么？我非学画不可，用不着你来管！”
他气急败坏地说：“孺子不可教也！” 父亲对这件事的反应仍然是淡然一笑。
我的母亲洪淑宜是文学家洪亮吉的小孙女。她是我文艺方面的启蒙老师。夏天，她让我坐在膝头；冬夜，她坐在被窝中，将我抱在怀里，让她火热的心胸贴着我的背脊，教我一句一句地念唐诗。直至她老人家去世，我对这些诗也不能完全理解，只是觉得好听、有味，很不费力就记住了。
童年，母亲讲得最多的两位文艺家，便是洪北江先生及其挚友黄仲则。讲到他们生死不渝的深情，她对祖父数千里奔丧迎葬黄景仁一事感到无比自豪，常说：“士必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包括人品道德、学识修养。无品而艺高者，杨素、刘豫能诗，蔡京、严嵩工书，钱牧斋诗文俱佳，注杜诗见解不凡，终为人品所累，见轻于士林，为人不齿。对贫苦朋友要处处关心，生养死葬，遗孤抚恤，一件想不到，便不能算好朋友。只图自己锦衣玉食，胁肩谄笑于权贵之门，趋奉惟恐不及，忘却生灵涂炭、同胞辗转沟壑者最可耻。生无益于人，虽生犹死。夫士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忘却吾民哺育，以能事公卿自傲者，其文艺必无足观。儿其勉乎哉？！”
自清代康熙年间开始，迄于民国肇造之初，摹恽南田花鸟，在常州一带地方私塾是必修课之一。我也爱此道，但摹法不同于诸位同窗，苦求笔笔与原作相似，而是师法其意，由自己兴味去驱使笔墨，在形上并不机械地复制。善良而又古板的老夫子无法接受这种破格，被斥为“乱涂”，一定要重来一遍，依样画葫芦。后来我题画时写过“刘海粟乱涂”，出典即在此。孩子的心一片天真，最忌束缚，我有三四个学生，他们的孩子画得很好，其“奥妙”就在于诱导小朋友发挥儿童视觉特点，保持天真，笔墨出于自然。若代拟粉本，或叫孩子去仿老头儿、老太太的作品，很快就完了。我不赞成蒙师教画方法，我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成为画家，就是很沉痛的例子。但是，老先生培植了我对艺术的爱，这一点至今不忘。 姑父屠敬山先生见我临画，便向我谈起恽南田甘于贫苦、终生不仕的品格，指出师其画必知其人：“寿平非雕虫之徒，书法题跋，工绝一时。诗为昆陵六逸之首，写兵荒马乱则‘血雨重城鸡犬尽，黄埃千丈马驼回’，‘鸟鼠穷檐尽，炊烟万井消。流民犹遍野，哀叹在今宵’，写世态则‘日月无聩聋，江河忽喑哑’，‘沐猴称上客，屠狗散夷门’。要多读他的画外著作。”
因为自己稍有体会，后来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比较重视美术史教育，请滕固、潘天寿教中国美术史课，并向中华书局推荐郑午昌的书稿《中国画学全史》出版。我在1928年编辑《海粟丛列》（包括《西画苑》《中国名画大观》）用图近两千幅，辑录马奈、莫奈、马蒂斯、凡高、特朗、雷诺阿诸家评传，选辑名作，都和普及美术史的知识有关。由于制版条件的限制，色彩很不理想，只要精力许可，还想做这方面的工作。至于编译《现代艺术论》《十九世纪法兰西美术》《从戈雅到高更》等专著，目的也一样。了解一位艺术家，必须知道他的生平，艺术渊源，同辈人风格如何，社会背景如何，分析比较，方见异同。做学问是艰苦的事，而乐在苦中。至今我也乐此不倦，再有90年，依然不够用。
在艺海泛舟，多向师友请教也很重要。但凡遇一难题，先应自寻答案，尽到最大努力。这些努力可以拓宽知识领域，也可以培养毅力，而毅力是学艺必不可少的美德。不经思考便问师友，易于养成依赖性。学而后问，将他人所答与自己体会比较，新境迭生。康有为、蔡孑民、吴昌硕、梁任公、马相伯等先生都给过我帮助。一起切磋过艺事的同辈人就更多，也不限于文艺界，去世的有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邵力子、曾熙、柳亚子、黄宾虹、陈树人、叶恭绰、陈独秀、李健、夏敬观、沈信卿、黄任之、章行严、郭沫若、郁达夫、马一浮、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胡适之、徐志摩、张伯驹、张善孑子、张大千、吕凤子等先生。健在者就更多，不再一一枚举。
14岁那年，我在上海布景画传习所就读半年，课余时间，常常到外滩外国人开的书店买书。返回常州时，带了格列柯、委拉斯开支、伦勃朗和戈雅的作品选集，印得很精致，画的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就是宗教作品，其中也曲折地反映了人世间的悲欢，使我很喜爱。当时中国买不到油画颜料，我就用亚麻子油调着色粉在布上试画，干得很慢，色也不匀，干后又变色。周围没有精研此道的同好可以讨论，路是很艰辛的。和我同时起步的人，已经全部作古，我至今怀念那些曾经给我以劳动喜悦的早年习作，可惜全部散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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