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精)》是第一本从俄罗斯人的视角看待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被击败这段历史的著作。尽管已经有很多关于在俄罗斯的失败命运及其法兰西帝国崩溃的历史书，然而这些书都是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的最大优势在于，他翻阅了很多从来没有面世的俄罗斯档案。列文颠覆了很多经过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塑造而形成的历史常识。通过一场场史诗般的战争和激烈的外交谈判，列文讲述了欧洲大陆各个名族的命运以及从几乎要瓦解的俄罗斯的重新崛起。这是一本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讲述相同时代的历史书，但是他却是真实的“战争与和平”。

1812年夏天，欧洲的主宰者拿破仑率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军队进军俄国，相信他会横扫面前的一切事物。然而，他的帝国不到两年后就沦为废墟，俄国则赢得了胜利。多米尼克·利芬所著的《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精)》是第一本深入探究俄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关键角色的历史著作，再现了两大帝国之间前所未有的史诗性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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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列表

中文版导言

致谢

说明

地图

第一章 序言

第二章 作为大国的俄罗斯

第三章 俄法同盟

第四章 备战

第五章 退却

第六章 博罗季诺与莫斯科的陷落

第七章 1812年的后方

第八章 从莫斯科向前进发

第九章 1813：春季战局

第十章 重建军队

第十一章 欧罗巴命运未卜

第十二章 莱比锡会战

第十三章 入侵法兰西

第十四章 拿破仑的倒台

第十五章 结语

附录1：1812年6月的俄军

附录2：1813年秋季战局开始时的俄军兵团

注释

参考文献

补充阅读英文书目

索引

当然，俄军中的外来者人数可能确实要多于奥军和普军。欧洲移民在彼得堡的地位也要比在柏林或维也纳更为突出。在18世纪里，有许多欧洲军人和官员为了获得更好的收入和职业前景转而为俄国效力。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逃离法国大革命或拿破仑统治的流亡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最重要的是，欧洲移民填补了由于俄国职业教育或职业中产阶级发展缓慢造成的空缺。职业医生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即便到了1812年，俄军当中的医生人数也只有800出头，其中许多人是德裔。军事工程师也面临短缺。18世纪时的俄国工程兵是炮兵的小兄弟，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内。尽管他们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获得了独立，但受过训练的工兵军官数量依然太少，而他们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范围又极其广阔，因而俄国依然在寻找能够被吸引到俄军来的外国专家。在1812年战争前夕，最为资深的两位俄国军事工程师分别是荷兰人彼得·凡·叙赫特伦(Peter van Suchtelen)和德意志人卡尔·奥珀曼(Karl Oppermann)。

更为重要的外国人巢穴则是为军队提供总参谋部军官的军需总监部门。在博罗季诺会战当中，“俄国”参谋里有几乎1／5的人连沙皇的臣民都不是，只有不到一半人拥有斯拉夫姓氏。总参谋部一定程度上源自制图局，那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部门，对工作人员的数学能力要求相当高。这一点确保了它里面充斥着外国人和非俄罗斯人。随着军队在拿破仑时代规模膨胀，变得更为复杂，参谋机关的作用变得相当关键。让许多俄国人感到越发憎恶的是，他们的参谋当中很大一部分人有非俄罗斯族的姓名。除此之外，拿破仑在1812年的入侵引发了俄国的排外主义浪潮，这一浪潮有时会针对俄军中的“外国人”，这一用语并未对真正的外国人和并非俄罗斯族的沙皇臣民做出多少区分。然而，倘若没有非俄罗斯人参谋，帝国是永远无法在1812～1814年取得胜利的。此外，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完全忠于俄罗斯国家，他们的家庭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融入俄罗斯社会。这些外国工程师和参谋也协助培养了日后取代他们地位的新一代年轻俄罗斯人军官。

就像其他大国一样，对沙皇俄国而言，拿破仑时代的巨大挑战在于为战争动员资源。有四个关键要素可以被描述为俄罗斯实力的源泉。它们是人员、马匹、军事工业和财政。除非了解到上述四个要素中每个要素的基本优势与局限，不然就无法理解俄国怎样进行这些战争，也无法领会到它为何取得胜利。

对任何国家而言，人力都是最明确的资源。当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97年逝世时，俄罗斯帝国的人口大约是4000万。与之相比，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拥有2900万臣民，同时期的哈布斯堡属地则有大约2200万居民。就算到了1806年，普鲁士人口也只有1070万。联合王国的人口介于普鲁士和更为庞大的欧陆大国之间。包括爱尔兰人在内，1815年的联合王国人口大约是1500万人，不过印度的人力也正在成为英国全球力量中的一个因素。因此，俄国的人口数量根据欧洲标准是很庞大的，但它并不比旧制度的对手们大太多，还要远小于拿破仑控制的人力资源。法兰西帝国，或者说由巴黎直接统治的全部领土，在1812年拥有4370万人口。但拿破仑还是拥有650万人口的意大利王国国王、拥有1400万居民的莱茵同盟(Rheinbund)保护人。他还可以掌握其他一些领土：从俄国角度而言，最显著的就是华沙大公国，它的380万人口为1812—1814年的战争努力做出了不成比例的贡献。简单地列出上述数字，就多少反映出了俄国在那些年里面临的挑战状况。

从国家层面而言，动员俄国人口的优点在于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价格低廉。威灵顿军中列兵的生活与王公相去甚远，但即便俄军以银戈比计饷，英军列兵的年收入也是他们俄军同行的11倍之多。实际上，1812年的俄军列兵更有可能拿到贬值的纸卢布，其实际价值仅有票面价值的1／4。由于时常弄不清楚摘引材料中的俄国卢布究竟是纸卢布还是银卢布，对价格和收入的比较总是问题丛生的，而且俄国的生活成本无论如何都和其他国家相去甚远，其差异之大尤以英国为甚。更为现实主义的比较则是这样的事实，即便在和平时期，英军士兵除了面包之外，还可以拿到米、肉、豌豆和奶酪。而俄军列兵拿到的只有面粉和谷粒，尽管他们在战时还可以得到肉和伏特加的补充。士兵们把拿到的谷粒煮成麦片粥，这就是他们的日常主食。

俄军的团有时拿到的也不是制服和军靴，而是衣料和皮革，以此自行制作衣服和鞋子。火药、铅和纸也被分发到各个团里，让他们自己制成弹药。国家能够动用的免费劳力也不仅是士兵。一小部分征募人员并没有被送进军队，而是被派到了矿山。更为重要的是，当彼得大帝第一次建立作为俄国军事工业基础的钢铁工场时，他将若干个村庄永久性地整体分配给工场劳作。他在建立一些为军队提供衣料的纺织工场时也是如此。分配给工场的劳动力总是要更为廉价，因为工人的家属依然保有农地，政府期望他们以此自给自足。

只要整个欧洲的军队都是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俄国的军事体系就能在竞争中发挥出色。按照年度征召新兵的系统让俄军成为欧洲最庞大也最廉价的军队，与此同时却没有给人民施加不可承受的负担。然而在1793～1815年，法国和普鲁士相继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给俄国军事体系的长期生命力打上了问号。革命中的法国开始普遍征召整个“年龄阶层”的年轻人，希望一旦战争结束便让他们作为崭新共和国的公民重回平民生活。1798年时，所谓的《茹尔当法令》确立了6年兵役制，从而将这一制度固定下来。在一段有限时间内征召整个年龄阶层的国家可以投入比俄国更多的军队，它日后也将拥有由依然相对年轻的退役士兵们组成的、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如果俄国试图效法这一制度，它的军队就不再是国家内部的独立集团，整个沙皇制度下的国家与社会也将发生改变。公民军队是与基于农奴制的社会极不相容的。军队在镇压内部叛乱时会比之前更不可靠。贵族地主会面临这样的前景：成群回到乡村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农奴(要是现存法律依然有效的话)，而且接受过军事训练。

P61-64

为《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中译本撰写简短的导言，对我来说是一件极大的乐事。此书已经被翻译成七种欧洲语言，然而这是我的著作的第一个亚洲语言译本，因此中文版给我带来了特别的欢乐。在感谢对我这本书的关注之外，中国读者对200年前发生在欧洲的这些事件兴趣盎然，这也让我十分高兴。

也许我应当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在1952年生于新加坡，母亲来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家庭，但她的祖辈中也有法兰西人和苏格兰人，她本人生在印度。我父亲出生于祖父母流亡途中，当时他们正在逃离俄国革命。他的家族来自如今被称为拉脱维亚的地区，但是他们并非拉脱维亚人。他们可能被界定为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因为他们属于信奉新教的波罗的海省份统治阶层。可是就认同感而言，他们比绝大多数波罗的海贵族家族更接近俄罗斯人，此外他们还因这个家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一位利瓦部落首领的事实而骄傲，在俄罗斯人、德意志人甚至拉脱维亚人到来之前，利瓦部落就在世界上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在本书中读者会发现我的一些先祖——尤其是利芬、帕伦和奥尔洛夫一杰尼索夫。毫无疑问，家史有助于激发我对俄国与拿破仑之战的兴趣。

但是，欣赏此书叙述的故事并不意味着需要和这个时代建立家族联系。拿破仑与俄国对抗的这段历史跌宕起伏、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许多令人着迷的人物，充满了刺激与趣味性。虽然身为教授，但我试图通过对其中所涵盖的人物及戏剧性事件的充分把握来讲述这个故事。可能与绝大多数读者一样，我最初很大程度上是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吸引到这段历史中来的。哪怕再活上一千次，我也无法在文笔、出色的人物描写、范围宏大的叙事上同托尔斯泰相提并论。但是我已经尽力而为，不至于(让这本书)与他的著作相差太远。

然而在某些方面，我这本书是为反驳托尔斯泰对俄国在拿破仑战争及拿破仑时代中角色的描述而写的。在写作《战争与和平》时，托尔斯泰对它的设想远大于一本小说。对他而言，这本书主要写的是战争对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影响。起初他希望把对战争年代的研究同战时经历如何导致了1825年的所谓十二月党人起义联系起来，那时候年轻的激进派军官们正试图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战争年代实在太令托尔斯泰着迷，因此他从未写到1825年左右。但这本书的最初写作动机甚至对托尔斯泰构思、撰写最终的定稿版影响深远。对托尔斯泰来说，故事的主人公是俄罗斯人民，他在书中称颂他们自然而生的爱国主义热情。他的著作有意识地同对伟人的狂热崇拜唱反调，那些人经常被宣称能够引领历史的进程。在托尔斯泰看来，伟人都是幻影。就连拿破仑在《战争与和平》中都是自夸却近乎小家子气的形象，他被更深层次的，甚至自己无法理解、更谈不上控制的潮流裹挟着往前走。托尔斯泰也没在塑造俄国领袖的形象上多花多少时间，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却是个主要的例外。他不仅将库图佐夫歌颂成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化身，还让他体现了更深层次的、不可战胜的非人格化力量。

我并非完全不同意托尔斯泰的说法。可是我确实认为，他对历史事件和它们发生原因的解释时常是错误的。就公众对俄国在拿破仑垮台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而言，他这部小说的影响力比任何一本已经写成的历史书都要大得多，因此对我来说，挑战托尔斯泰的某些观点就是有价值的，我这本书也试着这么去做了。在我看来，托尔斯泰对俄国与拿破仑之间这场战争起因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非常具体的利益分歧会让人去冒险，但个人品质，特别是领导力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谈到战争的进程与结果时，这一点同样正确。事实上俄国的大战略比托尔斯泰所暗示的要明智、有目的、成功得多。孩童时代初次读到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一点是，他这本书到完结时只写了俄国击败拿破仑整个故事的一半。在1813～1814年，一路把俄军带到巴黎的巨大努力和决定性胜利去哪里了？

我意识到的这个遗漏涉及了问题的核心：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何会在1812～1814年真正发生了什么这一点上对读者们造成了误导？对他来说，1812年因它对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影响而意义重大。他并不关心国际关系和俄国对欧洲的影响，而这些是1813和1814年里的关键方面。托尔斯泰忽略了俄国与拿破仑战争的后半段，从而对俄罗斯社会或多或少将1813～1814年排除于自身记忆之外这一事实影响极大。此书中最不寻常的看点或许是，我将1813年而非1812年置于历史事件的中心。这么做意味着对俄国与拿破仑的冲突有了新的整体认知和关注点。一些古老问题得到了更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新问题也出现了。值得记住的一点是，对亚历山大一世而言，俄国境内的防御作战始终只是更广大的、旨在摧毁拿破仑对欧洲统治的战争的第一步，这对解释俄国领导层如何计划并执行了1812年战局很有帮助。

1813～1814年发生的历史事件本身极富戏剧性，也充满了悬念。与人们在《战争与和平》中获得的潜在印象相反，战争在1812年冬季远未结束。拿破仑于1813年重建了军队，离再次确立他对欧洲的统治近在咫尺。他的努力如何遭遇挫败的故事从未被充分讲述过，之所以会这样，而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俄国在击败他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始终被放到了一边。本书述说了这个故事，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它不仅花不少篇幅介绍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也大量介绍了俄国的历史和为何会在俄国内外出现如此之多的误解。因此我希望，我的中国读者们能够同时欣赏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并思考它提出的若干问题。

多米尼克·利芬

2014年5月

于剑桥

俄军离开法国不到一年，“百日王朝”(即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试图推翻1814年和平协定)就又让俄军回到法国。在滑铁卢之战前夕，一支150000人的俄军才进军到莱茵河，卡尔·冯·托尔也刚抵达比利时，准备与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协调军事行动。在1814年赢得的一部分胜利果实要在1815年以许多生命为代价重新争取，不过俄国人这一回并没有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可能会让1814年的战役看起来没有意义，但这种看法事实上是错误的。如果联军在1814年3月同拿破仑签署了妥协的和约，那么他在挑战和平协定时就会处于远比历史上他于1815年逃出厄尔巴岛后有利的地位。他会有更长的时间去准备复仇，会更好地选取复仇时机。他在法国国内的地位也会更加稳固。到1815年为止，复辟王朝已经得到了许多支持者，即使是作为拿破仑主要支持者的军队，其中与波旁王朝妥协的人和波拿巴家族的死硬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从而导致军队内部出现裂痕。

最重要的是，假若没有1814年的战役，拿破仑在国际上的处境就会有利得多。在1814年，反法同盟最终能够比较情愿地团结在复辟王朝周围，因此与拿破仑就和平达成妥协相对而言就不那么让人接受了，对亚历山大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没有1814年的战役，在反法同盟内部就欧洲战后分配方案达成一致也要困难得多，即便没有“百日王朝”，维也纳和会也一度走到爆发另一场欧洲大战的边缘。假若拿破仑安居巴黎，利用反法同盟间的倾轧和正等待他东山再起的前盟国，未来的战争就会变得更加危险。实际上1815年拿破仑重回巴黎时，反法同盟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方案，并决心团结起来不让他破坏和平，他的失败在那时就几乎注定了。1815年6月，拿破仑穷尽一切手段试图在联军主力部队能够赶来干预之前歼灭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所部。拿破仑知道即使他成功做到这一点，也还要面临大群已经越过法国边界的俄军、奥军和普军，他依然有可能败在他们手上。

“百日王朝”对和平解决方案的相关条款影响很小。法国多少还是保住了1792年的边界；俄国即使没有得到整个华沙大公国，也已将它的大部分领土收入囊中；普鲁士吞并了萨克森的一部分，还得到了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兰，以便防御法国的“收复失地运动”。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领导下，十分松散的德意志邦联也建立起来，不过它远没有满足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希望，尽管这两者的数量实际上要比后来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们所声称的少得多。意大利的状况实际上更没有满足人民的愿望，它在1815年后是由哈布斯堡霸权卵翼下的许多狭小邦国组成的。

对俄国人来说，和平解决方案的关键点在于波兰和德意志。关于前者，内塞尔罗德的许多可怕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亚历山大的确认真考虑过建立一个联邦化的、拥有代议机构的俄国，比起目前的专制帝国，立宪的波兰王国也许会更适应这样的俄国。然而，考虑到俄国的实际状况，可以理解，他放弃了这一想法。很快，俄国君主的两个角色——专制沙皇和波兰立宪国王——就积累了足够多的矛盾。1830年的波兰起义终结了波兰境内的立宪统治尝试。而俄国军官在1825年发动的所谓“十二月党人运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被伤害的俄罗斯民族自尊心——波兰人竟得到了俄罗斯精英无法获得的自由。在1815年后的一个世纪里，波兰人对俄罗斯帝国的经济贡献很大。但是就政治层面而言，居住在前华沙大公国领土上的波兰人和犹太人都给俄国政府惹出了许多麻烦。吞并大公国也没有显著增强俄国的战略地位。与之相反，到1900年时它已经可以被视为俄军的潜在陷阱。从俄国利益的角度来看，1815年对德意志的处理到那时也已经被视为错误。德意志日益强大的实力已经对俄国形成了挑战，而一个以莱茵河为国界的法国会大大舒缓俄国的担忧。

当然，以后见之明评价国务活动家的努力是不公平的。吞并华沙大公国所造成的一部分困难是能够预见的——事实上在吞并之前就有人预见到。但从俄国角度而言，波兰问题的明确答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甚至比英国在爱尔兰所要面临的问题严重得多。也没有人能够预想到，通过工业革命和德国统一，在1814年还很虚弱的普鲁士会变成对俄国自身和整个欧洲的威胁。虽然如此，对此后欧洲历史的了解也的确会(让人们)强调一个问题——俄国人民在1812～1814年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到底是否值得。

这不仅是关于俄国人民在战争中承受了多少苦难的问题。一如既往地，胜利赋予现有政体合法性，使其进一步强化，而在当时的俄国，政体植根于独裁政治和农奴制度。认为俄国取得了胜利且安全无虞，这种想法让激进的内部改革失去了动机。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实行的保守统治一定程度上也是源自俄国拥有霸权和安全的臆想。这一臆想直到俄国输掉了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才宣告破灭，失败使得尼古拉之子亚历山大二世皇帝领导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然而，俄国在1815年没有手段——这首先意味着拥有受过教育的改革核心——去执行两代人以后发生的激进改革。相信被拿破仑击败就会让俄国出现一个成功的自由化方案是天真的，认为尼古拉的保守主义是俄国在1815～1860年相对于西北欧越发落后的根本原因这种想法就更没有根据。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动力远远超过那个时代的俄国政府所能掌控的范围。它需要相当的教育程度和人口密度——这两样俄国都缺乏，还要把煤和铁放在一起——这在俄国只有引入铁路以后才可能发生。

……

俄军的团很大程度上是旧制度的一部分，而非现代的民族主义军队。这不过是再次强调一个事实——是欧洲的旧制度打败了拿破仑。它的确吸收了一部分现代化的因素，例如普鲁士的国民后备军。它也和英国经济强权结为同盟，这实际上要比拿破仑的绝对主义帝国现代化得多。无论如何，拿破仑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三大王朝国家自1792年以来首次并肩作战，而且俄军这一次从战争开始起就上阵搏杀，不像以前那样在拿破仑击败奥军或普军之后才出来收拾残局。拿破仑的军队在1812年被摧毁，因此1813年他只能带着更年轻也更缺乏战斗技能的部队作战，这一点诚然对联军帮助很大。但在1813年春季战局中，俄军也因为它在前一年的劳苦受到严重削弱，而普军大部分还是毫无训练的新兵，还在奋力训练和配备武装。普军和奥军在1813年秋季战局开始时也是如此。事实上，1813年战局直到莱比锡会战为止都难分胜负，也很容易以拿破仑获胜告终。这一点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

毫不奇怪的是，俄国人自然发现认同库图佐夫指挥下在莫斯科城外发生的博罗季诺会战，要比认同遵从“俄国的安全来自欧洲的权力平衡”这一概念由巴克莱·德·托利和施瓦岑贝格指挥在德意志境内发生的莱比锡会战容易得多。和英国在1940年时一样，虽然孤军奋战但团结无畏是最好的战时回忆，然而，即便从最狭隘自私的俄国或英国利益来看，仅仅有1812年和1940年也是不够的。消除敌人的威胁意味着在国境之外作战，这就需要盟友。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在1941年慷慨地给英国提供了盟友。亚历山大在1813年却不得不冒着极大风险让他疲惫而虚弱的军队攻人中欧，以此来鼓动他的潜在盟友，有时他甚至几乎需要拎着盟友的脖子，迫使他们为自己和欧洲的利益而战。在创建反法同盟和领导它攻人巴黎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体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技巧和智慧。

亚历山大如此行事的首要原因是，他正确地观察到这是俄国——帝国、国家与人民——所需要的。这并非全盘否认尼古拉·鲁缅采夫的看法，他也正确地意识到英国在全球日益增长的经济霸权是这一时代最重要的潜在事实。了解这一点必然有助于将拿破仑战争放在全球大背景下观察，也有助于理解它的内在逻辑。但是对俄国而言，它在1812～1813年最优先的事务是终结拿破仑对德意志的控制。只要拿破仑还控制着德意志，他就要比亚历山大强大得多。为了应付拿破仑的威胁，用于确保俄国安全的军费开支很快就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至关重要的俄国安全和经济利益将因此无法得到保护。在1813～1814年冬季，随着德意志得到解放，是否入侵法国、推翻拿破仑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双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益发势均力敌。也许亚历山大相信，主张推翻拿破仑有利于满足他在波兰问题上的野心，但俄国文献清楚地显示这并非他的主要动机。与之相反，皇帝相信只要拿破仑还在统治，对德意志的安排和欧洲的和平就无法令人放心。

根本的一点在于，亚历山大确信俄国和欧洲的安全是彼此依赖的，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正确。也许从这段史话里可以多少得出一些启迪：1813～1814年俄军横穿欧洲时，它在绝大部分地方都被视为解放者——它的胜利意味着逃离拿破仑的苛政，意味着结束战火不断的年代，意味着欧洲贸易和繁荣的恢复。

“令人手不释卷……出色的故事讲述方式的胜利……让人惊叹和印象深刻的非凡成就”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标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