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一个天主教修道院里，主人公梅特兰牧师刚刚从欧洲回国，他是个人道主义者，虽然信仰上帝却反对机构化宗教的々断和腐败。他的布道很有人情味，深受年轻学生的欢迎，而让伪善的教会感到尴尬、恼怒。梅特兰就审查制度等与主教展开斗争……

《三呼圣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怀特为代表的澳大利亚现代主义语言特征。

托马斯·基尼利，当代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以《辛德勒名单》一书获得布克奖，而《三呼圣灵》则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

澳大利亚一个天主教修道院里，主人公梅特兰牧师刚刚从欧洲回国，他是个人道主义者，虽然信仰上帝却反对机构化宗教的专断和腐败。他的布道很有人情味，深受年轻学生的欢迎，而让伪善的教会感到尴尬、恼怒。梅特兰就审查制度等与主教展开斗争。他同情被土地开发商所骗的下层穷苦人，公开抨击开发商唯利是图、出尔反尔，最后却发现主教本人却是土地开发公司的股东之一。故事结尾，教会发现梅特兰在欧洲期间曾写过一本反抗教会的、“大逆不道”的作品，遂将梅特兰调到一个小教区担任牧师。小说描写了一个封闭的机构内部，个人的道德良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与权威机构之间的冲突，刻画了澳大利亚当代社会的信仰危机。

“基督教给厄洛斯喝了毒药，一个德国人这么说过。厄洛斯是男女之爱的名字。这个德国人说得对吗？是的，他说得对。”

问题是，他听起来像个时髦的神父，油嘴滑舌的那种。也许他的听众并没有像他一样感觉到，他们和他在土地里的根上就分开了，山、海、黑暗、大风，都唆使人去回顾悲剧。他回顾得很糟糕，轻松得令人厌恨。

“欧洲基督教给厄洛斯喝了毒药，对他的态度模棱两可，间接地禁止了他，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他说了历史原因，他轻轻掠过数个世纪，发现时光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触碰。那是虚假的温驯。

“当然，”他急忙说道，“我所说的一切，不过是就真理如何失去提供一点线索。我们只知道，真理的确失去了，厄洛斯的确中了毒。”

衣服外面罩着白长袍，披着十字褡，很暖和。但他薄薄的鞋子已经湿了，小腿以下很冷。

“从小别人就跟你们说过什么？一遍又一遍地说？说厄洛斯是危险的根源。他的确是。不过似乎情况是这样，如果那些小天主教徒的宣传中没有他的份，那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因为厄洛斯是个讨厌的小异教徒，有肮脏的习惯。大家看到，他被人诽谤了。他的存在，让人心中产生正当的热情，没有这种热情，生命甚至宗教都不复存在。你们抱怨这个或者那个神父灵魂苍白？但是，厄洛斯为了帮助人们获得热情而加在人们身上的自我屈服，神父没有。神父的方式更加艰难，因为他没有这种轻松的方法，让他的性格柔顺易塑。既然你们同情所有没有生气的人，你们也应该同情和理解没有生气的神父。因为我们有些人受了误导，形成了一种性情，用这句话来表达最为妥当：‘他们不爱任何人，所以以为自己爱上帝。”’

弥撒结束之后，大家在小山的腹股沟里生起了一堆火。男人们和神父把死掉的金合欢树整个儿从地上拔起来，用来生火。火塘是用石头砌成的，搭得很巧妙的大炉子，倒适合这个场合：人在大风中献祭、搜寻、欢宴。年轻的女人们手里捧着装肉的盘子等着，木头发出的第一缕烟刺痛了她们的眼睛。她们开始聚到一起说着话，好像某种疑虑已被打消。火苗蹿起来，让黄昏最后的光亮显得无关紧要。男人们又找到了一棵枯死的树，把树连根拔起来就足以让他们满足了。肉在烤盘上烤着，血水滴到火里，火苗熏炙着女人们的眼睛，她们有的苗条而纯洁，有的腹中有了孩子，花格呢外套绷得紧紧的。

这像是一场原始的仪式。

神父听到身旁一个声音说道：“梅特兰博士？詹姆斯·梅特兰博士？”他朝声音那边转过身去，手里还拿着一块红色的肉。只见一名年轻男子，长着生气而带有嘲讽意味的鼻子，腰围有四十英寸。他身旁站着一个温柔腼腆的女孩，包着头巾，在火光中看好像是斯拉夫人。看来，她骨子里是旧世界的人，在神父面前规规矩矩。不过，她还是十分可爱。

“梅特兰博士，”年轻男人说道，“我是你表弟布伦丹。这是我妻子格丽特。”

“布伦丹。布伦丹·卡罗尔？”

“当然啦。”

两人随即都笑了起来，用力地握着手。女孩毫无指责之意地等着他们两人停止欢庆，陌生的亲戚们见了面，总要坚持这样欢庆一番。

“这真是件高兴的事儿，”梅特兰说。他以前听说过这两个人。叔叔阿姨们经历过大萧条和战争，最后终于找到了靠近商店和公共汽车、铺着阿克斯明斯特绒毯的避风港，所以他们认为可爱的格丽特和肥胖的布伦丹是个耻辱。

“你知道吗，”阿姨们告诉梅特兰，之前梅特兰在比利时待了三年，在家族——包括家族的英雄和叛徒——方面，需要她们最新的指点，“他们俩在大学里都是优等生。国家规划委员会给了他一份工作。她本来也可以在大学里谋到一个职位。可是，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们说，他们需要时间消化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如果学到了东西的话。如果学到了东西的话！学了四年，马奇和查理牺牲了那么多，他竟然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学到东西。反正他们就走了，到处跑，像大萧条时候的人一样。他们在乡村酒馆里当勤杂工和女工领班。还在罐头厂和铝矾土矿上干过。依我看，他们尝一尝大萧条的滋味，也是活该。”

“也许他们只是在完成他们的教育。”梅特兰无力地提议，长辈们愤怒的双脚在来之不易的地毯上动了起来。

“也许是吧。知道吗，据说他已经出版了一部诗集。我是说，你会以为如果他真的出版了诗集，会卖得掉，是不是？劳森、华兹华斯那些人之后，就没有什么诗歌了。现在诗歌是个稀罕物。所以我一直到报亭里问。可他们从没听说过。”

另外一个人说：“查理跟我说卖了五百本。他们过着像流浪汉一样的日子，结果呢，就只有一部诗集。还有坏牙。”

又有另外一个人说：“如果她怀孕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我就一直想着这个。”

现在，这两个流浪的人就在这儿，在火光中。他们的牙齿毫无问题，也没有要当父母的迹象。

“我听说了很多……”梅特兰说，“家里的人对你的诗集特别自豪，布伦丹。”

这个大块头的年轻男人闭上了眼睛，诚心诚意地享受着他的文学荣誉。

“卖了五百本，”他解释道，“这是全国卖得最好的诗歌了。”

女孩说：“不过，行父，大多数人读思(诗)，都似(是)从图书馆里借的。懂的人都说，他似(是)今后二十年内的重要思(诗)人。”

“我还以为你们俩都在路上旅行呢，”梅特兰对他们说。

“我们安顿下来啦，”布伦丹宣布道。他和格丽特都觉得这是件滑稽的事。“今天早上西北部的邮车把我们带过来，我们就安顿下来啦。这十三个小时，我们可都是规规矩矩的。”两人笑了起来，“我会找一份有退休金的工作，格丽特下个星期一就到我们那家老学位商店的德语系上班。格丽特在德国文学方面可是一流的。这也是应该的。她是他莫(妈)的难民呢。”他瞪大眼睛看着格丽特。“他莫(妈)的难民！”他叫道，她咯咯地笑了。“我希望我能够生孩子。我的骨盆挺合适啊。如果送到产房里，你还可以写诗歌。但你可不能在那儿教德语啊。”P2-5

几年前，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我也应邀入席。宾主才十来个人，话可以谈得很透。席间，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作为丛书，同时面世。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还当场商量了版权、赞助、出版、新闻发布等关键问题。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这个建议的动因，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荆棘鸟》，还是一部通俗小说。近三十年来，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因此我便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响动，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

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这是一个难题。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必须是精品，而且是当代作家的。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奖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类似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是以小说《我的光辉生涯》享誉澳大利亚文坛的著名作家，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但终身未嫁，1954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其遗嘱，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每年评奖一次，每次一部作品。评奖过程非常严格，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入围者，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一部作品)获奖。1957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沃斯》，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

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初定时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增加丛书的代表性，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具体的获奖作家和作品，也因为版权问题，反复磋商，几经变动，最后才定为现在这个书单：

《杰克·迈格斯》，彼得·凯里著，1998年获奖；

《三呼圣灵》，托马斯·基尼利著，1968年获奖；

《浅滩，蒂姆·温顿著，1984年获奖；

《通往战争的公路》，克里斯托弗·科契著，1．996年获奖；

《伟大的世界》，戴维·马洛夫著，1991年获奖；

《旱土》，西娅·阿斯特利著，2000年获奖；

《井》，伊丽莎白·乔利(著，1986年获奖；

《黑暗的宫殿》，弗兰克·穆尔豪斯著，2001年获奖；

《上海舞》，布赖恩·卡斯特罗著；

《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著。

这个书单中的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他们获得澳大利亚最大文学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批评家的著作里，抑或学者的讲坛上，他们都是深受称赞，被广为关注的。他们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对于想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前途无量。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糅合黑色幽默、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不同元素，用真实的细节书写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昭示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处境。《杰克·迈格斯》是一部寄寓于狄更斯《远大前程》文本的小说，但注入了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使其成为后殖民概念中“回写”的典型。托马斯·基尼利擅长于运用历史题材和域外故事，反映个人与社会、与当局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个人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和希冀摆脱困境的徒劳挣扎。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很受读者欢迎，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根据他的小说《辛德勒方舟》改编的。小说《三呼圣灵》以调侃不恭的态度，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教义。蒂姆·温顿二十多岁就已负盛名，获得“神童作家”的美称。他不但多产，已发表二十多部作品，而且还频频获奖，是澳大利亚两位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中的一位(另一位为西娅·阿斯特利)，两次获布克奖提名。《浅滩》像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反映澳大利亚西部小镇表面安静，实际却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克里斯托弗·科契曾两度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如他自己所说，“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索澳大利亚残存的殖民主义个性和心理，以及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心理创伤。《通往战争的公路》刻画了一个摄影记者在东南亚战争中的神秘遭遇，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戴维·马洛夫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两者几乎一样杰出。他的小说描写现代人的迷茫、战争的残酷、环境保护的重要等，常常采用两个人物互为烘托的手法，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小说《伟大的世界》描摹了战争经历和传统的“伙伴情谊”。西娅·阿斯特利曾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她的小说主要反映澳大利亚北方小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作者对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语词中常含宗教意象，往往对解读造成困难。《旱土》描绘了一个偏远的干旱小镇以及苦苦挣扎着的人们，为读者提供了澳大利亚的缩影。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主题模糊、含混、抽象，人物的性格怪僻，行为出格。小说提供的图像往往零散、跳跃、不完整，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小说《井》讲述一对同性恋女子遇到一次意外车祸后，内心所引起的不安与忧虑，风格与其他作品不同，颇似侦探小说。弗兰克·穆尔豪斯是出现于六十年代，主张标新立异的新派小说的代言人。表现技巧上以擅长“间断叙述”而蜚声文坛。小说《黑暗的宫殿》刻画三十年代任职于“国联”的澳大利亚女官员，在二次大战逼近时焦灼不安的心理。布赖恩·卡斯特罗是一位同时具有中国和葡萄牙血统的族裔作家，他的小说篇幅都不大，却以构思独特和叙述技巧新颖而为论家所称道。《上海舞》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跟踪主人公从出生地香港到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对身份、语言和归属等困扰着众多移民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阿尔奇·韦勒是一位土著作家，作品主要反映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穷困、屈辱、多事的生活状态，小说曾多次获奖。《狗的风光日子》是作者的处女作，却好评如潮，并获得多个奖项。小说写了土著青年成长的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逐步认识。

这十部小说的译者都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师，他们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全国著名出版社先后翻译过文学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其中大多数人都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见长，可以说，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群体。这里所译的有些作家和作品，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以此而言，翻译这些澳大利亚小说，他们是有一定优势的。当然，译文的成败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这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是一个考验。以下是他们分别翻译的作家和作品：

黄源深  《浅滩》(蒂姆·温顿)

王光林邹囡囡  《上海舞》(布赖恩·卡斯特罗)

彭青龙  《杰克·迈格斯》(彼得·凯里)

徐凯王慧  《旱土》(西娅·阿斯特利)

周小进  《三呼圣灵》(托马斯·基尼利)

周小进  《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

邹囡囡  《井》(伊丽莎白·乔利)  龙毛忠  《伟大的世界》(戴维·马洛夫)

司耀龙  《通往战争的公路》(克里斯托弗·科契)

揭薇章韬  《黑暗的宫殿》(弗兰克·穆尔豪斯)

这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要感谢上海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尤其是前总领事狄淑贤女士和前副总领事高戈锐先生，正是他们首先响应翻译出版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倡议，并积极筹划解决小说的版权和澳方的赞助问题。还有前副总领事欧佳妮女士，她接过了前任留下的未尽事宜，在文化处执行助理李蓓艳女士的协助下，最后具体落实了十部小说。此外，现任副总领事叶仁庭先生也始终关心这个翻译项目。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在得知这个计划后，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澳大利亚澳新银行，对十部书的翻译非常重视，并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并将此纳入科研计划，拨了相应的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后应该感谢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尤其是吴洪副总编，欣然接受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好的出版项目，并组织人力完成了艰巨的校译任务，使这十部书得以按时出版。当然，我们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但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就此打住了，希望能够理解。

最后，谨以这十部澳大利亚翻译小说献给举办中的“澳大利亚年”。

2009年6月于紫藤斋

中国读者都知道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有些人可能还看过同名小说，但了解小说作者的，恐怕就不多了。电影一九九三年初开拍，年底上映，一举获得七项奥斯卡大奖，在电影题材、艺术成就和公众影响力上，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次年，借电影的东风，香港和大陆都推出了小说的中文版(香港版的书名为《舒特拉的名单》)；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英文原著，今年又推出了重译本，由此可见电影和小说在国内受欢迎的程度。

小说原作要比电影早十多年问世，书名为《辛德勒的方舟》，于一九八二年获得布克奖。其时，作者托马斯·基尼利虽在中国知者寥寥，实际上却已享誉整个英语世界。

基尼利一九三五年生于澳大利亚悉尼郊区，祖辈是爱尔兰移民，家庭中有浓厚的天主教传统。基尼利在一所宗教学校里接受教育，准备将来当神父，但后来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决定不领受神职。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基尼利的创作生涯可谓一帆风顺，早期一直是澳大利亚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希望之星，多产而又多才。他的前期作品，如《惠顿某地》、《招来云雀和英雄》、《三呼圣灵》、《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之歌》等，都受到国内评论界和读者的高度赞扬。很多人都把基尼利当作澳大利亚诺贝尔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的接班人。同怀特一样，早期的基尼利在戏剧创作上也非常成功。

在收获了两个迈尔斯·弗兰克林奖——澳大利亚文学最高奖项——之后，三十多岁的基尼利在创作上开始发生转变，文学创作的视野从澳大利亚本土转向国际：《红血玫瑰》写的是圣女贞德的故事；《林中私语》中的故事发生在一战后期的欧洲；《南方军》的故事背景则是美国内战。基尼利的国际声誉开始提高，1982年《辛德勒的方舟》获得布克奖，则是其在英语世界影响力的一个界标。

除小说外，基尼利后期开始创作的一些非虚构作品，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大恨》体现了个人历史和民族记忆、小说手法和史学眼光的艺术结合；《贼的联邦》则是关于澳大利亚早期民族史的优秀史学作品，堪比罗伯特·休斯的名作《致命的海岸》。另外他写的《林肯传》凝练而客观，在美国广受赞誉。

基尼利不是书斋作家，他的历史作品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同时他也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曾发起澳大利亚共和运动并任首任主席，近年来则致力于改善滞留澳大利亚的难民的待遇，曾与国际笔会悉尼分会一起，编辑出版了难民营中作家的作品集。

基尼利的作品多以历史为题材。作为历史小说家，他有三个特点：一是作品中难以比拟的细节真实性。他在动笔之前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尤其是阅读相关历史年代的报纸等第一手资料，加上他作为文学家的想像力和表现力，他的历史小说获得了电影镜头一般的逼真感。二是凸显历史和当下的关联，基尼利不是为再现历史事实而写作，他的作品旨在通过历史反映他对当前的思考，他曾明确反对以史为乐，主张以史为鉴、借古喻今。三是突出个人在机构化力量中的命运。这一点在本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三呼圣灵》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天主教神学院里，这是基尼利很熟悉的一个封闭社会，有它自己的法令、制度、传统和文化，与外界并无真正的交流，却以精神和道德典范自诩。主人公梅特兰年轻气盛、思想反叛，在堕胎、出版审查、教皇权威、教会内部腐败、教会与商业的勾结等敏感问题上，都持有激进的观点，布道时常常语出惊人；又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向势力强大的地产开发商们发起挑战。这一系列个人和机构的交锋，最后以机构的胜利而告终。个人在斗争中经受洗礼、张扬人性，但最终却发现自己需要机构提供的身份和安全感，也无法摆脱机构的思维习惯与认知框架。这是基尼利作品中的普遍主题，在不同作品中，机构化因素体现为不同的力量，可能是一场无视生命尊严的战争(《南方军》)、一种需要个体作出重大牺牲的家庭文化(《孝女》)、无法摆脱的民族记忆(《疯狂家事》)、无处不在的商业价值(《内海的女人》)等等。这一主题，在全球化、商业化、现代化等趋同因素极其强大的当代世界，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三呼圣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怀特为代表的澳大利亚现代主义语言特征。作者偶尔会打破语法常规，尤其是句法，不考虑句子的完整性；另外作者总是想要在简短的语言单位中最大限度地注入深层含义，和现代主义一脉相承。当然，小说也体现了基尼利本人的风格。一是重视人物刻画和主题思想的表现，情节上关注较少，各种事件之间的表层联系不多；二是用词讲究、用喻奇特，常出人意料，读者常常需要细心思索才能理解；三是作者(叙述人)介入较多，或讽刺、或评论、或拓展。这些在翻译中往往会成为难点，但也是阅读和翻译的乐趣所在。

本书书名中的Paraclete是个生僻的词，来自希腊语的parakltos和拉丁语的paraclccus，最早可能来自希伯来语，意为“安慰者”、“为了我们的利益而介入或辩护的人”。该词在《新约》的《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中多次出现，一般理解为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帮助世人抵制撒旦的诱惑并为世人辩护。不过神学家们对这个词的理解还是有争议的，意见并不统一。

需要说明的是，小说中出现的其他语言，如拉丁文、法文、希腊文，大多保留原文，并在脚注中注明意义；为了体现小说生动的描写和阅读的流畅，一些模仿人物不标准发音的句子，则处理为中文，并添加了少量注释。少量不太常见但已成为英文词汇的外文词汇，如corpuschristi(拉丁文：圣体节)、zucchecto(意大利文：圆顶帽)、anno domini(拉丁文：衰老之年)等，则直接译为中文，也不加注释。另外，为便于大部分读者理解，部分宗教词汇在翻译时，如果有意义相同的世俗词汇，则有意采用世俗词汇，尽量使读者能根据字面表达看出意义，比如confession一词，宗教上一般称为“和好圣事”、“告解圣事”，但我在本书中一般译作“忏悔”，相关的词则译为“忏悔室”、“悔罪仪式”和“听罪神父”，使读者无需查阅注解便能理解。这毕竟是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不是神学论著，读者大可不必为弄清神学概念而中断对情节和人物的体验。

本书的翻译对我来说是个学习的过程，其问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黄源深教授常与我们分享他的翻译经验以及他对文学翻译的见解，让人很受启发，也帮助我解决了本书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感谢南京大学的张子清教授，他为我解答了书中所引用的庞德《诗章》的相关问题，并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他翻译的《诗章》中的诗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李安兴博士、硕士生胡俊就本书翻译中的一些具体语言问题提出了建议。书中部分专有名词的注释参考了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人名的翻译则主要依据商务印书馆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另外，书中涉及的其他语言、澳洲俚语、宗教仪式、《圣经》经文等方面的问题，我常常会通过互联网的各种论坛和问答版块提问，通过分析网民提供的一手信息而找到答案。在翻译的时候，有时我的想像力会穿过显示屏，看到世界各个角落里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们，想到他们提供的切文、无私的帮助，也会很感动。我不认识他们，但我感谢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陌生人，他们让我觉得生命很美好。

我是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开始接触基尼利的，后来的博士论文也以他为题。基尼利作品共有四十余部，虽然都看过，仍旧不能说都有满意的理解。他的作品在题材、风格和体裁上的差异是很大的，评论界对他的接受和理解上也有很多尚未解决仍需讨论的问题。翻译基尼利的早期小说《三呼圣灵》，可以说是对我以前关于基尼利的理解和见解做一次整理，也是对我文学领悟能力和语言能力的一次检验。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但作为译者，我个人应当为译文中可能有的错误或疏漏负责。

周小进

2009年5月于上海

人类生命，尽管有时候能达到神圣的高度，大多时候不过是滑稽剧而已，书中充溢着这种冰冷的、宗教式的意识。在这一视角之下，基尼利成功地在当前教会的历史分歧上增加了人性的深度。

——《泰晤士报》

非常有趣：牧师生活，尤其是梵蒂冈二次会议后的牧师生活，必然包含有这种可怕的喜剧。

——格雷厄姆·格林

基尼利这部关于一位信仰动摇的牧师的小说，充满着意想不到的洞见和突如其来的顿悟。他创作起来如同天使。

——《纽约时报》

基尼利的小说最好应看作澳大利亚的《人间喜剧》。显然，他在形式和气质上均与巴尔扎克相近。

——彼得·皮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