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章从荒岛书店到内山书店
第一节青岛：两个流浪文青投书鲁迅
1934年9月，来自东北沦陷区的文学青年萧军和萧红旅居青岛，他们是在当年的6月15日，抵达这座海滨城市的。
此前，他们在哈尔滨的日子已失去安宁。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扶持清废帝溥仪建立“满洲国”，东三省沦陷。萧军萧红因从事反满文化活动，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他们自费出版的集子《跋涉》遭查禁；他们参与其中的“星星剧团”被解散；迫害和打击日益加剧，恐怖气氛越来越浓。反满抗日分子出逃、失踪、被捕和被杀的凶讯不时传来，自己的住所附近业已出现了“门前的黑影”，“离开”已成了不二之选，朋友们都在催，已是“非走不可”了!但是没有钱，怎么走?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们在关内“一个鬼也不认识”(萧军语)，又能到哪里去?
逃亡的首选目标原本是左翼文学的发源地上海，因为他们的朋友金剑啸曾在那里学过美术，约略有几个熟人，答应帮他们接洽。正当他们为乘船而不断商计“海上几月里浪小”“小海船是怎样的晕法”(见《商市街·又是冬天》)时，先期逃离哈尔滨的朋友舒群来信了。
舒群1934．年初匆匆离哈去了青岛——他曾就读的东北商船学校因东三省被占而迁至青岛。他通过同学和熟人，结识了当地一个倪姓家庭，并和这家的三妹倪青华结了婚。情况稍稍安定下来，他写信寻呼两萧让他们到青岛来。朋友们见信都非常高兴，马上又鼓励他们去青岛。
1934年6月10日晚，几位挚友在“天马广告社”为两萧饯行。
6月11日，化名刘毓竹的萧军与萧红在朋友的资助下乘中东铁路火车秘密离哈，6月12日抵达大连。
因为等船，在朋友家住了两天，6月14日搭乘日本邮轮“大连丸”号最经济的统舱离开大连，驶往青岛。
当时的青岛为北洋军阀所管辖，而德国和日本在此也有很大势力，这使得青岛成为国土上的一个特殊区域，因此，许多从东北逃往关内的人，都取道青岛中转。
新婚的舒群夫妇在码头上迎接来自故乡的朋友。稍事安顿，萧军和舒群在7月间同去上海探路，但无功而返。
经舒群介绍，萧军担任了《青岛晨报》的副刊编辑，除了一些散文，他续写在哈尔滨已经开始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八月的乡村》的主要材料来源于舒群的同学、抗联烈士付天飞留下的“故事”，讲述的是杨靖宇将军领导下的磐石游击队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萧红在理家的同时也在勤奋地写作，主要是《麦场》、《菜圃》的续篇，即最终定名为《生死场》的中篇小说，它描绘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农民“忙着生忙着死”的苦难生活，和他们面对外敌入侵逐步觉醒的过程及悲壮不屈的反抗。
在这个美丽海滨的怀抱里，他们的写作都非常投入。萧军描述当时的情形道：“每于夜阑人静，时相研讨，问有所争，亦时有所励也。”…
9月9日，萧红的《麦场》率先脱稿。在为此书考虑出路时他们一筹莫展，哈尔滨固然有朋友和报刊，但含有反满抗日内容的作品是不可能在那里发表的，可除了东北，他们与文坛几乎没什么交往，又无名气，这使他们颇为焦虑。
当时青岛有一个“荒岛书店”，负责经营的孙乐文是萧军的朋友，据说他在《青岛晨报》有一点兼职。在一次闲谈中，孙乐文说起去上海办业务时，曾在“内山书店”偶然遇到过鲁迅先生。这个信息直接诱发了萧军投石问路的想法，用萧军后来的说法是：
我们不确切知道我们的小说所取的题材，要表现的主题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因为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当时领导上海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
迷茫中的他们想请求指导，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有他们急于要和文坛建立联系的主观愿望。萧军问孙乐文，如果把信寄到内山书店，鲁迅先生是否能收到。孙说应该能收到(或能够转交)，并鼓励他“试试看”，同时建议他可把通讯处落款为“荒岛书店”，这样，即便发生什么问题，书店亦可推托他们并不知情，是读者或顾客随意写的；在此基础上，他又提醒萧军，为防万一，不要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可另具一名。在这种情况下，经反复商议之后，颇有一点冒险精神的“三郎”，大胆地给鲁迅先生写下署名“萧军”的第一封信，以“青岛广西路新4号 荒岛书店”的落款地址投往上海“内山书店”，时间在1934年的9月底或lO月初。
至于说鲁迅先生是否能收到此信，是否回信，萧军等人则完全没有把握，心中一派茫然……P1-4
我确信她(萧红)的文章就像一只生命之手，一百年后，五百年后，仍然可以触摸到鲁迅先生的体温。
——周令飞
鲁迅是萧红内心里最信赖、最依赖、感觉最亲近的男人。
——林贤治
这是一本专论萧红与鲁迅之间交往和影响的书，经过了认真的爬梳和钩沉。
书的起缘有点怪异，不是为研究，不是为探讨，甚至也不是为了单纯的梳理，很大程度上竟然是为了“辩诬”——因为近年来围绕着他们师生之间的有关说法未免太诡异太离谱，甚至是太荒唐。这些个诡异离谱和荒唐叠加在一起，酝酿成轻浮浅陋的云霓，无形之中混淆了视听，甚至本末倒置，引发了不小的负面效应。
内心深处，很清楚自己对这些云里雾里捕风捉影的八卦之类是质疑的，同时也是拒斥的。
关于萧红与鲁迅的故事，我和绝大多数读者一样，长期以来，都泛泛地浅浅地将其认知为一段佳话，一段美谈；并在约略掌握的史实和资料的基础上，被这段佳话和美谈所感染，所慨叹，但究竟是“美”在哪里，又是怎么个“佳”法，倒也不甚了了。乘着此书写作之机，待到真的静下心来细究，我发现自己心中的感慨越发强烈，要加一个“更”字。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细细过滤他们的交往始末，打动我的往往并不是那些“大事情”，比如《生死场》的出版，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许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一起联署《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一起创办《海燕》杂志等等，给了我强烈冲击的，反倒是一些看似上不了台面的“小儿科”，例如嘱咐两萧寄信要挂号以免丢失，信末问一声“俪安”什么的，叮嘱萧军不可跟那些俄国男女讲话，关心“吟太太”是否仍要困早觉，请客的前一天冒雨去餐馆订菜，当然还有携家人对拉都路351号的“突访”……更有在大陆新村当作晚餐的葱油饼，和鲁迅日记中有关的记载；至于说尚未谋面就答应援助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把钱借给他们，我无法归纳这是“大事情”还是“小儿科”，但我知道，这无疑就是最让人感动到进泪的壮举了。
那个跟萧军一起闯入上海滩的萧红，显然也不是凡人，在承受沐浴了一份大爱之后，在被一双巨手推上文坛之后，这个深谙“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道的东北女孩，她对于师恩的报答落实到行动上，就是不停歇不问断地拼命地写作，且是越写越好，渐人佳境；为此，她已变成了吐丝的春蚕和啼血的杜鹃，这种奋不顾身的知恩图报颇具几分结草衔环之古风。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清]郑燮：《新竹》)这样一份知遇之恩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萧红——距鲁迅远行三年之后，逃亡中的萧红，为现代文学史奉献出了传世之作《回忆鲁迅先生》，堪称是对恩师的最好报答。鲁迅的关爱和帮助，是萧红写作生涯后半程最主要的动力源之一。
愿此书能真实客观呈现出现代文学史上两代作家之间的交往始末，愿这些真实客观的呈现能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感谢肖凤老师欣然做序，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一直得到肖凤老师的关心和鼓励，她出版于1980年底的《萧红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第一部萧红的传记，作为晚辈，在萧红诞辰百年之际，拙著《萧红全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两代人，相隔三十年，相继为萧红立传，多么的令人感慨!在我们之间，萧红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深盼广大读者，能有更多的人走近她并读她用生命留下的经典。
感谢本书的责编和华文出版社，他们付出的努力为此书增色不少。
几年前，我兴致勃勃地捧读了袁权女士的大作《萧红全传》；如今，她又完成了研究萧红的另一部新作《萧红与鲁迅》，我同样兴致盎然地从开篇捧读至结尾。
袁权女士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从《萧红全传》和《萧红与鲁迅》两书都可以看出：她非常用功，做学问踏实认真，寻找和研读有关资料时细致耐心，分析问题时人情人理，客观公正。
在《萧红与鲁迅》一书中，袁权女士运用学者的理性认识和作家的细腻感悟，继续为读者探究“萧红与鲁迅”这个在目前被不少人关注的话题。她用心细密地研读了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与萧红萧军的通信、许广平先生回忆萧红的文章、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聂绀弩先生回忆萧红的文章、鲁迅先生全家与两萧交往的来龙去脉，以及一切能够找得到的与此话题有关的材料，同时进行了精密仔细的梳理，对这个被她称之为“值得深度探究的话题”，做出了深人浅出、合情合理、极具说服力的解读。她的解读，令人十分信服。
我作为1949年以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萧红传》(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版)的作者，30多年来，看到一位接一位的中青年学者，把萧红作为关注的对象或研究的课题，感到很欣慰。2011年，黑龙江省举办“纪念萧红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主办方也曾邀请我参加，不巧的是，当时我不在国内而未能出席，失去了与海内外文友重新聚首的机会。不过，当我看到一本接一本以萧红为传主或为研讨主题的著作陆续出版的时候，内心的喜悦胜于老友重逢。读着这些充满了朝气的新书，心情愉悦。
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人与人之间都有高贵的感情存在。中外的不少著名作家，在现实生活里，也都有过高尚的行为表现。众所周知，远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作家左拉，当德莱福斯中尉被诬告案发生后，他就挺身而出，写出了《我控诉!》这样的传世檄文，为含冤受辱者发出抗议的呼声，成为了正义的化身。同样是众所周知，在20世纪30年代，当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时，在女师大执教的鲁迅先生，面对当时的暴政，拍案而起，保护自己的学生们，也写出了《纪念刘和珍君》这样的传世檄文。到了30年代，鲁迅先生身在上海当时的险恶环境里，仍然无私地保护着向他求助的两位东北流亡青年。他与两萧原本素不相识，但他利用自己的资望，帮助他们出版抗日著作，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作品，他们境况拮据的时候，还在经济上提供资助。两萧一直把鲁迅先生当作精神的导师，像尊敬父亲一样地爱戴他，他们之间纯洁的师生情谊，和鲁迅先生提携年轻一代的高洁人格，令所有心地善良的人，为之感动。说到抗日，必须谈一谈鲁迅先生的挚友郁达夫先生，他在20世纪40年代，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远走东南亚，从事抗日救亡的爱国行动，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成为烈士，受到中华同胞的敬仰。还有，等等，不再列举，赘述。
袁权女士曾经对我讲述过她对萧红这位前辈作家的赞赏与喜爱，从《萧红全传》和《萧红与鲁迅》这两本书中即可看出：袁权女士很“懂得”萧红。虽然萧红去世几十年后袁权女士才出生，但是她对自己的传主的生存环境和心境，都理解得很透彻。这大概不仅因为同是女性的缘故，或许在艺术气质方面也有相仿之处吧。
总之，我郑重地向读者朋友们推荐《萧红与鲁迅》这本书，它为大家了解这两位作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科学而准确的答案。
2014年秋于北京
民国作家萧红，被鲁迅称之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短暂而漂泊的一生留下近百万字经典作品，终成大器未曾有负鲁迅的期许。
他们之间有师生之谊也有传承之道；鲁迅的欣赏、奖掖与扶持，萧红的早慧、勤勉与感恩，构筑成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感人佳话。
《萧红与鲁迅》作者（袁权）潜心研读大量翔实资料，并在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梳理和考订现代文学史上“父”与“女”两代人之间的交往始末及后续影响，还原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既是对萧红创作成熟期精神源头的探寻，又从别一视角观照晚年鲁迅的情感世界。对坊问一些纷纭的说法，也有厘清或思考。
袁权著的《萧红与鲁迅》这是一部关于萧红与鲁迅的生平事迹。民国作家萧红，被鲁迅称之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短暂而漂泊的一生留下近百万字的经典作品，终成大器未曾有负鲁迅的期许。他们之间有师生之谊也有传承之道；鲁迅的欣赏、奖掖与扶持，萧红的早慧、勤勉与感恩，构筑成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感人佳话。本书在依据大量翔实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梳理和考订现代文学史上“父”与“女”两代人之间的交往始末及后续影响，还原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既是对萧红创作成熟期精神源头的探寻，又从别一视角观照晚年鲁迅的情感世界。对坊间一些纷纭的说法，也有厘清或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