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攻击过巴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但是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确是其他人所无法替代的。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收录作者六十余年来除译文以外的各类作品，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创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抗战爆发后，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很有艺术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

本《全集》收作者六十余年来除译文以外的各类作品，按文体分类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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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一九八二年

四 月

全集篇目索引

首字笔画检索表

篇 目

巴金著译年表(李存光)

最后的话(写给树基)

后记

一 月

一日(晴) 九点后起。十点半前罗荪夫妇和他们的大女。儿、陶肃琼和她的一子二女同来看我们，坐到十一点半光景，肃琼全家回去，我和萧珊同罗荪夫妇到陈同生家去“拜年”。我们在同生家和他们夫妇闲谈到一点。回家吃中饭。饭后萧珊同小林上街，我在家午睡到三点半。改写《炸不断的桥》最后一段。五点前去常熟路上方电料行买电池，再去陶肃琼家，萧珊母女还在那里，她们要在陶家吃晚饭。我坐到六点回家。晚饭后看《赤旗报》。看电视节目(筱文艳主演的淮剧《红松店》、读《人民日报》。听广播。十一点三十分后睡。

二日(睛) 八点半前起。林医生来谈了好一会。读白桦写的话剧《像他那样生活》。中饭后午睡一个多小时。三点半后读完《像他那样生活》，觉得不坏。小林很喜欢它。萧珊也喜欢。四点陈国容来电话约我们到她家吃点心，陪萧珊去那“里，我和柯灵谈了十多分钟，先回家洗澡。萧珊表妹来，郑绮园带女儿来坐了一会。林秀清来找萧珊。给小林讲解英文。六点十分动身去金公家。金公请我们吃晚饭，在座有罗荪夫妇、吴强、任斡、杜宣各位，饭后纵论世界形势。步行回家刚过十点。看报。听广播。修改散文《炸不断的桥》，两点改完，即睡。内山真野夫人寄来贺年片。

三日(晴) 九点前起。早饭后看报。重读《桥》，又改了几处，中饭后又上楼作第三次修改，一点半钟改完，请萧珊替我看一遍。峻青来约我和罗荪去第一百货公司办公室看录音机，峻青交涉好了，我们又回家取款，再去那里，买了录音机。五点后回家。晚饭后萧珊陪我去峻青家，还先前买录音机时韵垫款。我们又去罗荪家，把代罗荪女儿买的小收音机送去。回家已过九点。听取萧珊对《桥》的意见，作最后的改动。一点三刻睡。沙汀来信。东京前进座寄来贺年片。张振霞寄来贺年片。河内侬国振寄来贺年片。河内《新越华报》寄来贺年片和我访问该报时拍的照片两张。我驻越使馆石秉毅寄来贺年片。

四日(晴) 八点后起，又把《桥》匆匆看了一遍。写信。包书。十点半去邮局寄信。到师陀家探病，同他谈了好一会。十二点前返家。中饭后午睡一刻多钟。第一百货公司来电话，要回昨天开错了的发票。两点动身去市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讨论《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等三篇文章。回家刚到六点。晚饭后看电视节目(甘肃省歌剧《向阳川》实况转播)。十点后结束。上楼听广播(陈总回笞日本《赤旗报》记者提出的几个问题)。看《人民日报》。一点后睡。寄中国作协李季、林元信，附《炸不断的桥》原稿二十页。寄银川市女中李国瑾《王杰日记》、《一心为革命》、《学习<为人民服务>》、《学习<纪念白求恩>》、《南方汽笛》、《铜墙铁壁》、《像他那样生活》等书七册。寄回第一百货公司业务科发票二张。

P3-4

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四年前编选十卷本《选集》的时候，我在《后记》里写着“我不会让《文集》再版”。去年出版社找我商谈编印《全集》的事，我几次没有同意，可是终于给朋友树基说服了。无怪乎我的女儿小林向我提出质问：“你连十四卷《文集》都不肯重印，怎么又答应编印《全集》？”他问得有理。答应出版《全集》，我的确感到压力，感觉到精神上的负担。我多么愿意让我的全部作品化为灰烬，化作尘土，让我的名字在人间消失，被读者忘记。这样，我最后闭上眼睛或者会感到一点轻松。写作五十年，我欠了读者太多的债。现在即使躺在病床上，我仍然担心我的文章对读者会不会有帮助，会不会有启发。我真不愿意它们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我宁愿让它们同我一起消亡。这大概就是所谓社会责任感吧。

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由我自己说了算。任何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它继续存在，或者它消灭，要看它的“社会效益”，要根据读者的需要和判断来决定。所谓不属于个人，并非说它就是“社会财富”，只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好的或者坏的影响，作者便不能推卸责任，譬如欠债要还。编印《全集》，不过是给我五、六十年的创作实践作一个总结，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债，我自己心中有数，才可以安心地放下这支已经变得有千斤般重的笔。

现在是结算的时候了。我有一种在法庭受审的感觉。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也不敢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害怕自己经受不住考验。但我认为作家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我不寻求桂冠，也不追求荣誉。我写作一生，只想摒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不曾达到这个目标，我还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可悲的是，我越是觉得应当对自己要求严格，越是明白做到这个有多大的困难。读者在这《全集》里可能发现我的文章前后矛盾，常常跟自己打架——往好的方面解释，我在不断地追求；朝坏的方面说，那就是我太软弱，缺乏毅力，说得到却做不到。

我将用《全集》来检查自己，解剖自己。读者也可以用《全集》对照我的言行来判断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树基是我的老友，他比较了解我，熟悉我的写作的道路，我是四十年代在桂林认识他的。把编印的工作交给他，我放心。虽然来日无多，精力有限，我还是愿意充当他的助手，做好这个工作。《全集》出“全”，可能要花费几年的功夫，而且对《全集》的“全”字我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只希望它成为一面大镜子，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个面目，整个内心。

新年前我接到不少朋友寄来的贺年片，祝我“健康长寿”。我惭愧我不能用笔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我抱歉我不一定能满足他们好心的祝愿，但是我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朝着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前进。

不能用笔表达的，还可以用行为写出来，我这样地相信。

1986年1月10日

一

树基：

你把我三年前写好的《全集》的《后记》①寄还给我，问我有没有改动，要不要作什么补充。

我的回答是：另写一篇，不是改动，也不是补充，那么就算《后记》之二吧。

我已经没有夸夸其谈的时间了，伸出手来，我准备一次紧握。我饶舌了六、七十年，不想再浪费读者宝贵的时光。人走了，但是印在纸上的字抹煞不了。我要为自己写的东西负责。不管我说真话还是讲假话，不管我的思想变化或未变，它总是在动，我也总有一条思路，我写文章绝非无话硬写，那是编造谎言。

你了解我，我为什么不止一次地告诉你编印《全集》就是对我自己的惩罚呢?我不能容忍编造的谎言，不管是“独家采访”，或是“人云亦云”。我为什么坚持在十四卷末作为附录插进与徐开垒同志的对谈呢?我想让读者明白一件事情：我不能离开人民，我准备“改造自己，从头做起”。说是换一支笔写新人新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的路”。这样才可以解释我的思想、我的文笔的改变，我甚至承认自己投降。从此我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发表了新的文章。这些文章被称为“歌德派”，回顾它们的产生，我并不后悔我写了它们，即使我写了自己不想说的话，即使我写了自己所不理解的事情，我也希望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的文章会起一点好作用，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不少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经过一次接一次的运动，我跟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最有趣的是五八年春天， 我在自己的院子里草地上捧着铜盆敲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是在响应号召“除四害”打麻雀。我的集子里还保留了不少这一类的豪言壮语，我写它们，只是为了完成别人给我的任务，当时我们是在互相鼓励，今天却说明我如何制造废品。

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废品的看法。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人们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行壮举成为现实。难道我存心撒谎，为了保护自己?!难道借口真话不是真理我可以信口开河?!我反复解说只想用真话把我的心交给读者。可是我究竟说了多少真话?我究竟让多少人看到我的心?

一句话，这二十久本集子里有多少真，又有多少假?我自己没有回答。有人说：“那么看看《随想录》吧。”

二

《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但这也只是刚刚开始，本来还想写《再思录》，却没有办法，“来日无多”了。我还需要讲什么呢?反反复复，唠唠叨叨，我把书一本一本地堆起来，也不见得就能说服读者。

我又想起了老托尔斯泰，他写了那么多的书，他的《全集》有九十大册，他还是得不到人们理解，为了说服读者，他八十一岁带着一个女儿离家出走。他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却没有想到中途染病死在火车站上。①

这是俄罗斯大作家给我指出的一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

现在我看清楚了这样一条路，我要走下去，不回头。

但是对我来说，这已经太迟了。我讲话吃力，写字困难；笔在我手里重如千斤；无穷无尽的感情也只好咽在肚里。不需要千言万语，让我们紧紧地握一次手无言地告别吧。

最后一段话是对敬爱的读者讲的，对他们我只要说：“我爱你们。”是的，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巴 金  一九九三年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