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问题，既无解，又有无数的解。
说它无解，是因为生与死乃自然规律，没有人可以超脱。从某种意义上说，滚滚红尘里，人分三六九，有喜有悲，但生与死对每个人绝对是公平的，它不认你是否高低贵贱，不辨你是否贫穷富贵。古往今来，人们可以用尽手段追求功名利禄，享受荣华富贵，但从来没有人找到超越生死的秘方。
同时，生与死又是一道多解题，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从而有了不同的态度。儒家先哲清楚地认识到人的生死乃不得不然的现象，他们主张对待生死应该超脱一些。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的提问时说：“未知生，焉知死？”强调不要过多追问死后之事，而应该多关心生而不必想到死，求知生而不必求知死。
与儒家相比，道家对生死看得很洒脱、很飘逸，“不以生累形，不以死累心”。
《庄子·至乐》中载有这么一个故事。
惠子(惠施)听说庄子的妻子死了，心里很难过。他和庄子也算是多年的朋友了，于是便急急忙忙向庄家赶去，想对庄子表示一下哀悼之情。可是当他到达庄家的时候，眼前的情景却让他大为惊讶。
只见庄子岔开两腿，像个簸箕似的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面前放着一只瓦盆，有节奏地一边敲着瓦盆，一边唱着歌。
惠子先是呆住了，继而渐渐心生不满，最后简直愤愤不平了。他怒气冲冲地走到庄子面前，可庄子略略抬头看了他一眼，依旧敲盆、唱歌。
惠子骂到：“庄周！尊夫人跟你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为你养育子女，操持家务。现在她不幸去世，你不难过、不伤心、不流泪倒也罢了，竟然还要敲着瓦盆唱歌，你不觉得这样太过分吗？！”
庄子缓缓起身。惠子这时也觉得自己刚才一番话有点过火，怎么能说庄子一点也不伤悲呢？可以看出，庄子的脸上笼罩着像薄雾一样的悲切之情，眼圈也红了。惠子暗暗叹了口气：“这个庄周，对什么都是淡淡的，什么情绪都不写在脸上，总让人捉摸不透。”
庄子说：“惠兄，感谢您大老远地跑来吊唁。其实，当妻子刚刚去世的时候，我何尝不难过得流泪！只是细细想来，她最初本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也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也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恍恍惚惚之间，那最原始的东西经过变化而产生气息，又经过变化而产生形体，又经过变化而产生生命。如今又变化为死，回到了没有生命的境界。这种变化，就像春夏秋冬那样运行不止。现在她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却还要哭哭啼啼，这不是太不通命了吗？所以我不需要哭泣。”
在道家看来，宇宙问的一切皆为“元气”演化而来，“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物，当然也不例外。这种叫做“人”的动物，开始也无生命，亦无形体，后来是“元气”的变化逐渐使它有了生命和形体，最后演变为一个活着的人。而“死”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人又开始往回变化，先没有了生命，又没有了形体，最后复返“元气”。
这样一个过程，就像春夏秋冬的变化一样，是自然而然、无法人为控制的过程。我们既然不会为寒暑的季节更替而惊讶、痛苦和悲泣，当然也就不应该企图去改变自然的这种必然变化，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去为生者之“死”而哭呢？庄子的这种思考和行为无疑奉献给世人一种豁达的心胸与深邃的智慧，使人们能够直面亲友的死亡，并以坦然的心态接受严酷的现实。
因此，道家所说的“通乎命”，也就是明白生死之理。
在常人眼中 “生”是活着，有“生”之欲望与追求，有“生”之快乐与享受；“死”是亡故，有“死”之虚无与空灭，有“死”之痛苦与恐惧。这种对生死之理的体认必然派生出贪生怕死的心理，从而执著于“生”，悲泣于“死”，这是世人对生死普遍的态度。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与伤悲，无疑会使人的生活常常处于痛苦之中，因为“死”为每个人或迟或早的必然结局，如朋友之死、亲人之逝及相识者之亡等随时出现。正因为人生有这些无法逃脱的“悲”，所以人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至乐”。
人生一世，总会目睹许多死亡事件，所谓物伤其类，即便是看到一些陌生人的死亡也会让人感慨生命之无常。比如，5·12汶川大地震，让全国人民都陷入对数万死者的悲恸和哀悼中；面对亲朋好友的死亡，必然会产生悲泣万分和撕心裂肺的心痛；若是碰到“白发人送黑发人”f年轻的子女早于父母过世)，或是热恋者的生离死别，人们更是痛不欲生，甚至会产生不如一死的想法或行为，如此等等，人生之大苦莫过于此。
在以上情形下，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庄子对于生与死的态度是一种人生智慧，我们也应该从根本上思索一下人是从哪里来的？又会到哪里去？人之生命、形体诞生之前是什么状态？生命、形体消解之后又是什么状态？把人之“生”、“死”视为自然而然的变化和发展，就可以不为“死”而悲伤，不因“死”而累“生”。只有透悟“死”之本质并消解掉巨大的人生痛苦，才能获得坦然平和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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