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话剧演员的今生今世，沙漠的回忆发性散文，有空难临头时的坚定，软弱屈服时的憧憬，幸福欢乐时的泪花，年迈白发时刻的喜悦。沙漠人美，文笔美，精神美，她是美的化身，是美的歌者。

她写父亲，写母亲，写老伴，写儿子，写朋友……

她笔下的人物，不仅个个栩栩如生，血肉饱满，而且精神壮丽。她在老年，在回忆的笔耕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来到了温暖的港湾。

她出生于国民党省级官员之家，她与家庭决裂跟着“进步”的丈夫出走，她在文革中被批斗遭遇20多年不公。她叫沙漠，是上世纪40年代重庆话剧舞台的红人，是解放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主力，是青岛话剧院建院的元老……这样一位话剧演员，把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埋在心底，怀着彩虹般的心情，写出了本书，回忆与文艺圈故人的故事，道尽个人生活随历史变迁产生的悲喜。

在半个多世纪里，经过从千金小姐到进步青年、从话剧名角到牛鬼蛇神的角色变迁，沙漠本人的经历就是一个个“传奇”。书中，她写了自己为爱自杀的惊险、在重庆话剧舞台的演艺人生、文革中破瓦寒窑的生活、中美建交后去美国探亲的见闻、自己与老伴黄中敬的刻骨铭心的爱……这些个人历史，每一篇都映射出当时的社会，而经历过这些曲折的沙漠，是怀着淡定的心情和激情的笔去描述的，让人读来很容易随之入迷。

除了个人生活，沙漠在书中还写了自己与文艺圈中名人的交往，在她笔下，有回忆在阳翰笙家做客、有怀念夏衍的两三事、有惦念人见人爱的赵丽蓉、有多情浪漫的黄宗江……她用真实见闻告诉你这些名流幕后的真性情。

序一 美的化身

序二 这是一个奇迹

序三 邵燕祥致沙漠

第一辑 回首人生

　有惊无险

　往事如蜜

　误场

　娘家

　相逢

　打电报

　破瓦寒窑

　牛棚记趣

　红椅子

第二辑 难忘亲友

　梦里不知身是客

　怀念夏公

　哭光年先生

　挚友老何

　“蛮好”，呒啥

　忆刘兄

　一张小字条

　惦念人见人爱的赵丽蓉

　你们受委屈了

　多情浪漫的宗江

　父亲是个清官

　多姿多彩的母亲

　我的老伴

　振儿，振儿，妈妈对你说

　表兄表弟，难兄难弟

　谢幕

第三辑 旅美散忆

　黑人亨利

　我和黑人有缘

　Sex（性）

　同窗情缘

我有幸（代跋）

打电报

打电报曾经是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

那段时间，打电报的频率相当高。收报人永远是同一人。内容也永远一样。我相信很少有人有我这样的打电报经历。

那是特殊年代。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

造反有理！天翻地覆。

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号召：要自己解放自己。

我们，我和丈夫（爱人）黄中敬，不顾两人同为摘帽右派的身份。（早已摘帽，当然是人民群众，当然是可以造反的）。我们自己解放自己，起来造反了，组织了战斗队。戴上红袖章，雄赳赳气昂昂，跟随本单位的各路造反大军，浩浩荡荡进京串联造反。

在首都参与、观阵了几次批判会、批斗会。见到首都造反派，一个个杀气腾腾、剑拔弩张、横眉怒目、群情激愤。有的还动武，武斗。触目惊心，使我们震撼惊悚。这是不是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时感情上难于接受。“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是毛主席教导。二者如何统一？深感必须努力学习加强理解，对“造反有理”的教导决不能怀疑、动摇。要紧跟毛主席闹革命，必须好好学习红卫兵的革命精神，不理解的要努力去领会。

串联回来后，我们两人站在小屋中央领袖像前，举起右臂，庄严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互相勉励着，要经得起各种考验。此刻，满胸怀装的都是革命！参加革命已十七年，直到今天才真正革命了。满屋子贴了许多毛主席像，和黄中敬书写的许多许多毛主席语录。

我们是怎样的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啊！反右把我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虽认罪但心里委屈，如今早已摘帽，已回到人民队伍，绝不会再耿耿于怀，我们认同有种说法：“野鸡打得满天飞，家鸡打得团团转。”我们是家鸡啊。我们有颗永不变的红心。

谁料，形势突变，猝不及防。我们和另外几人，被大字报的汪洋大海包围，一片打倒声，霎时间我们俩双双被推人牛鬼蛇神行列，在牛棚中苦苦煎熬。

牛鬼蛇神分两档：“住读生”、“走读生”（这是大家后来起的名）。

“住读”：囚禁在本单位，接受批斗，写交代材料、揭发材料、写检查。不许乱说乱动、丧失人身自由、不能回家。

“走读”：白天上班接受批斗陪斗，写材料。有部分自由，允许下班回家，闭门思过。（周围有多少监督眼睛）

我们俩进牛棚是因为都曾是右派（早已摘帽），并无现行。

老黄“住读”。因为他过去是“极右”，由于他一直被认为学识高、有水平、有能量的人。以前，当权派怵他，整他；如今，造反派怎么也怵他，要把他当造反对象？

当时，“住读生”只他一个，独领风骚。囚禁他的是后院一堆放杂物的小破屋，大约四五平米，无窗。有一摇摇欲坠的小门。15瓦的昏暗小灯供他日夜写材料，由专人看管。不得和任何人接触。

我走读。上下班制。晚上回家接着写材料，思过。

我们难得相见，有时，开批斗会时，遥遥相望，无法交流，便相互半举右臂握拳致敬。（这举动风险很大，牛鬼蛇神岂容互致敬礼）

我们的革命权利被剥夺，但我们无限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红心夺不走。我们两人的誓言将牢记。

我身体力行，没有辜负毛主席教导，事实证明，我勇敢，坚强不屈。

我两次被武斗。第一次武斗，由于拒不挂黑牌，被来青岛的中央戏剧学院一红卫兵猛掴一掌打坏了满口牙，没能制服我。

第二次武斗，是第一次武斗的继续。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请了一群来青岛串联的首都红卫兵。来势凶猛，场面壮观，围观者众。陪斗的十多人，只打我一人，杀鸡给猴看。拳打脚踢皮带抽锥子扎，我没有哼一声，我怀揣小红宝书，心里有红太阳，何惧之有！红卫兵要夺我深藏在内衣里的小红宝书，被我死死护住了，保住了小红宝书（这是我心中的红太阳），便是保卫了毛主席！我凛然，像英雄一样，巍然不动。但，当我看到一稚气未脱的女娃儿——首都小红卫兵，她还那么小，那么小。战战兢兢向我举起皮带，喃喃着：“我不怕，我不怕……我打，我打……”她闭着眼，用无力的小手打将下来。我惊呼：孩子啊！眼前一黑，昏倒了。心碎了。

拖着伤痛之躯，回到了家。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含着热泪，向他老人家举起右臂紧握拳，向他致敬，表忠心。没说一句话，我已无力开口，倒卧在床，动弹不得。

恩准在家养伤。

遭武斗引发了心动过速。伤病交加无人照料，孤凄感油然而生，一儿、一女响应毛主席号召，女儿支边，儿子支农，都远离了我，老黄关牛棚，无法顾我。周围的人们，谁敢来看我一眼，问一声。人人遵照毛主席教导要分清敌我，对待我这“老牛”必须立场鲜明，不啐一口，骂一声，已是仁慈。

我像处在冰的世界，血冷了，心也冷了，好冷好冷啊！不，不。我心是热的，火热的，我心里有红太阳啊！

忍住伤病，独自每天挣扎着下床，面对着毛主席像，坚持“早请示”、“晚汇报”。我首先呼毛主席万岁！连呼三遍。然后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连呼三遍。四个“伟大”绝不能少呼一个，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随后呼：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也呼三遍。每每此刻我已筋疲力尽，难以支撑。但只要拼命背诵毛主席教导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顿时便周身发热，派生出力量，认认真真朗读或背诵毛主席语录或“老三篇”。这“早请示晚汇报”的全过程不允许有半点差错，不能走过场，搞形式。多读一个字少念一个字，都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大问题，是对伟大领袖忠不忠的试金石。在这庄严时刻，我目不斜视，思想高度集中，一丝不苟，贯彻始终。天天如此，从不懈怠。“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的新鲜事物，不清楚是林副统帅，还是红卫兵创造，人人要一早一晚，向毛主席请示汇报，表忠心。这通常是集体行为，少有个人独自进行。我为自己能“慎独”，独自一人自觉进行而感到自豪。

我经受了考验。我天天坚持，却缘何我还是冷。冷啊！

我需要温暖、需要关怀。

我意识到我已不再坚强。人是有两面性的，可以在遭武斗，皮肉受苦时十分坚强。面对周围的冷酷，却又变得如此脆弱。

怎能把我这热爱毛主席的革命群众当成敌人呢！我受不了。生不如死！生比死难啊！死的念头多次浮现。我无权死，不能死，死不得！那是对革命的背叛。“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我便真成了反革命，真正的敌人了。不仅祸及子孙，且是在毛主席脸上抹黑。罪上加罪！救救我啊！谁能救我！谁来救我！！

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我……猛地认识到，自己处在危险状态，这是革命的动摇性！是对“造反有理”心存怀疑、怨恨。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大不忠！我不能原谅自己。久久跪在毛主席像前痛哭。

我突发奇想，给大救星毛主席打电报，求救！毛主席是人类大救星！只有毛主席能给我力量！只有毛主席，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才能拯救我们夫妻。

心诚则灵！我坚信。

于是，打电报的故事开始了。

规格内容全都是统一的：

收报人——毛主席

电文内容——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论是五一、七一、八一、国庆、新年、春节，各种节日（除儿童节外）无一例外，还有伟大领袖的生日，我都及时发去电报向他致敬致贺，高呼万岁！但凡我们受批斗受到大的委屈痛苦也会打同样的电报向他表忠心。打电报，必须趁人不备，偷偷地，从家里溜出来。幸好邮电局就在附近。

打电报的费用是由我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中好容易节省出来的（老黄也是十五元）。幸而那时候给伟大领袖打电报有优惠政策，很大的优惠。记得好像是打三折，例如：三分钱一个字只收一分钱一个字。这真是造福于民，我满怀感激。

我不认识邮电局职工，每次去都是低着头，来去匆匆。去的次数多了，不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偶然抬头便会看见投来异样的目光。我一脸严肃、一脸神圣。除了必要的，“给我一张电报纸”“多少钱”外，从不多说一句话，惟恐招来麻烦，生怕言多必失。

冬去春来，春去冬来，一年又一年，我持之以恒。我的虔诚感动了邮电局的人，也感动了自己，我挺住了。我活着。

不记得打了多久电报，打了多少电报。记得清的是“打电报”是戛然而止的。一天，我又去打电报，柜台里的那位工作人员向我点点头，向我致意，我意外，心头一阵热，习惯地低下头。在付款时，她开口了，冒叫了一声：“同志，你打了那么多电报，他能收到吗？”我听到“同志”血已上涌，又听到她的问话，泪已满眶。仍低着头，轻轻地说：“不，不知道。”我摇摇头，迅速地说：“不能，当然，当然不能收到，他日理万机……”“那……那那，你为什么……不停地……打？”她断断续续地问，声音很轻很轻，我强忍着泪，想对她笑一笑，表示谢意，刚一咧嘴，却是哭意，猛转身，飞也似的逃离了邮电局，怕自己会禁不住，当众嚎啕大哭。

脑子里一直回响着她的问话。“那为什么……为什么……还打？”她或许心里想说，你傻啊！

为什么，为什么……是啊，是啊，为什么？我不停地问自己。

从那以后，我再没去打电报，是觉悟了，还是怕人说傻，不好意思去了？

“打电报”就此中止，画上了句号。

电报虽不打了，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并没变。后来，后来……脑子里渐渐出现了许多问号：神在哪里？神能救我吗？尘世间真有神吗？……为什么我如此敬神，爱神，神却不怜我？不救我？不爱我？为了神，我甘为贱民、为人奴，这还不够么？我还有做人的权利吗？我还有自我吗？我开始变了。但红心依然。渐渐地，红心跳得慢了、缓了、无力了……

粉碎了“四人帮”后，我认识了邮电局那位女同志小刘。一天，在公园相遇，她热情地问我：“阿姨，我特别想问问您，当年你‘打电报’的事，那真是个谜。大家都十分关注，你的行为，在我们那里是唯我们都很同情你，可怜你，有时看到你踉踉跄跄，很想扶你，可谁敢？有时，节假日，你来晚了，还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怎么还不来打电报？后来……后来你不来了，消失了，大家还惦念你呢。一直到现在，还想着这事。”稍停，问道：“阿姨，你能对我说说吗？我挺好奇的。那到底为什么？”一的，独一无二。这么热爱毛主席啊！虽然谁也不问、不说，可心里都在猜想，你肯定有大的冤屈！  我哈哈大笑，用手击头：“这里出了毛病，精神失常，俗称神经病，我是个疯子。你别以为是笑话，真的，我灵魂已扭曲，已出窍……人家把我打人十八层地狱，我还不停地不停地打电报喊万岁，万万岁，小刘，这打电报，你可以作证，对吧？”

小刘瞪大了眼：“是，是的，打电报我亲眼所见，许多是我发的。我，我不懂，你怎么会这样？你是演员，你是文化人。”

“你是想说，文化人怎么那样愚昧？”不等她回答，我问，“你懂‘造神’吗？小刘。”

她点头，“不就是把毛主席当神吗？那时，把他当神，不是很正常吗？人人都把他当神。可谁像你……”

我说：“全民造神，不分文化高低，也不分男女老少。造神运动是个疯狂运动。在那疯狂岁月，近乎全民皆疯，人人都离疯不远了，我离疯只差五公分了。我与众不同。我是造神运动的极端分子、狂热分子。如若有造神奖，我应该得奖，得大奖……小刘，在这场荒诞的大闹剧中我扮演的彩旦，丑态百出，洋相十足，愚昧可笑，演得很精彩吧？”我笑着说着，忽然哽咽了。又说：“其实，我演的是悲剧，一场大悲剧。我是地地道道的悲旦。”我奇怪自己会说那么多，对这位并不太熟悉的年轻人，或许因为我和她有着特殊的“打电报”关系。我太想吐一吐心中的苦啊。可她能懂吗？

小刘全神贯注听着，眼里噙满了泪，无言，说了声再见，匆匆走了，没有回头。这年轻人为我悲哀，心疼我，怕我难受，不敢回头看我。她听明白了。懂了。

打电报的故事讲完了。

P39-45

美的化身

高莽

我初次见到沙漠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在沈阳。她本姓张，名坤权，比我年长一岁，是阜新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

当时，我在沈阳市东北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友协”在东北解放区的社会影响很大，它几乎代替了一些群众团体的作用。

有一天，一位身着列宁服的女性前来东北友协办事。

那时代，生活俭朴，对话单调。来者的仪表和谈吐都不一般。她和友协领导谈完工作后，领导派我给这位外地来的女同志安排食宿。

那时我正迷恋于绘画，心想如果有这么一位模特儿该多好。我大概脱口说了一句：“真美！”她低声地回了一句：“流氓！”我不知道我是否听错了，心里颇不是滋味。其实，我并没有任何非礼的念头，只觉得这位女性的形象很上画。我忘了那年代是不可以随便对女同志说“美”的。

几年以后，我调到北京来，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络部工作。有一次，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看望妻子杰时，又意外地遇见了她。原来她是青艺的演员。杰告诉我：抗战结束后，她在大后方演过很多戏，是当红的青年演员。在北京这座演艺人才荟萃的地方，她已经不是显眼的明星了。不过，即使当了配角，在舞台上同样别有光彩。

1956年，为了支援外地戏剧事业，她和丈夫黄中敬带着女儿和儿子随青艺一批演职人员被派往青岛去组建新的剧团。他们夫妻二人在那里很快就成了台柱子。

1957年风云突变，反右派的政治运动使沙漠和黄中敬双双落马。丈夫发配去劳改，妻子留在剧团监督劳动改造，过着人下人的屈辱生活。但他们没有阿谀、告密，保持了自身的清白，咬着牙挺过来了。摘帽后，他们夫妻回到原岗位，一个在创作上，一个在表演方面再次显示了自己的才华。

没有过几年好日子，而后他们再度在摧残人性的“文革”十年中受煎熬。

他们的家经历了种种灾难，女儿小明和儿子小振，饱尝了少年的艰辛。在那种不可想象的环境下，好强的儿子没有沮丧，拼命自学，有着离奇的人生，后来从事戏剧创作，最后成了国家一级编剧，写的话剧频频得奖。可惜他只活了49岁，英年早逝，给母亲带来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

如今，我们都离开了工作岗位，时而在北京相会。有时她把自己写的回忆文章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们，谦逊地让我们品读。读后，我眼前一亮，这哪是一般的文章啊！她写的《振儿，振儿，妈妈对你说……》使人震撼。我读给杰听（她因眼疾失明），我流着泪读，盲妻哭着听，我们为优秀的儿子感动，也为苦难而有非凡勇气的母亲感动。沙漠的文章是用热血用生命写就的！她又一次从新的侧面呈现在我们面前。八十岁的她竟写成如此感人的文章。

她的回忆文章像流水般滔滔涌来，一篇胜似一篇，一篇比一篇深刻、感人。

她写父亲，写母亲，写老伴，写儿子，写朋友……

母亲又是一段传奇。她受过高等教育，生育了十个儿女，掌管家务，在家中以“严母”闻名。

沙漠是孩子中的老五。不满二十岁时，她自主婚姻和家庭决裂，曾让母亲心里流过血。

1948年，父母和全家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沙漠和丈夫及两个孩子留在北京，参加了革命，和父母划清了界限，一别四十年，只在梦中见过爹娘。

上个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已是耄耋老人的母亲，竟独自搭乘十三个小时的飞机，越洋回国探亲。母亲在94岁那年的圣诞节，安然归天，留下许许多多的轶事。沙漠妙笔生花，把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情串联起来，写成饶有兴趣的故事。她把平凡变成了不平凡，把生活琐事升华到人生哲理。

她笔下的人物，不仅个个栩栩如生，血肉饱满，而且精神壮丽。她在老年，在回忆的笔耕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来到了温暖的港湾。

沙漠70岁时，我终于有机会为她画了一幅肖像。她仍然姿容美丽，仪表风度不同凡响。她有一副吸引入的和蔼可亲的外表。很多老一辈艺术家夏衍、苗子郁风夫妇、戈阳、孟浪、宗英在画上题了词，赞颂她。

我想，沙漠终将理解，当年是一个崇尚美的人，而不是“流氓”向另一位崇尚美的异性作了心灵的表白。

我们阅读沙漠的回忆录，如同欣赏优美的散文，它有悲痛时刻的信心，灾难临头的坚定，软弱屈服时的憧憬，幸福欢乐时的泪花，丧亲失偶时的怀念，年迈白发时刻的喜悦。

沙漠人美，文笔美，精神美。

她是美的化身，是美的歌者！

我有幸（代跋）

我有幸，年逾古稀，结缘“写作”，耄耋高龄结集“出书”。

第一个鼓励我写作的人是张光年（光未然——《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对我说：“我读了你从美国写来的信，谈到的见闻，很感兴趣，你视角独特很有新意，文笔不错，你把它整理成集子，我帮你出书，为你写序。”我吓了一跳，连连摇头，我怎敢应承？我只会写写信、写写“交代材料”，哪会写作！我把写作看得很高，离我远着呢，遑论出书i我谢绝了。

老伴（黄中敬）、儿子（黄小振）都从事写作，是剧作家，父子都认为我应该写作，我摇头。我一辈子从事表演艺术，别的不会。

世道变了，如今似乎人人会写作，个个可以出书了。

我没变，我依然把写作看得很高，从未有写作的奢望。

上个世纪末，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文学部工作的外孙女雷婷来电，约我为院刊《青艺》写文纪念剧院50周年，说：“您是剧院老人，应该写写，一千五百字一周交稿。您能写得好。”她下令，我不敢违抗。流着泪写成了一篇近三千字的《娘家》。

刊出后反映良好，名家、诗人邵燕祥赞：“好！真实、不矫情……”他是第一个夸赞我文章写得好的人。随即他推荐给有影响的《中国演员报》，一字未改，发表在显著版面上。这，非同小可！给予我的激励是巨大的。原来我也可以写作！

朋友们纷纷给予好评。

光年先生来信说：“《娘家》写得好，你的笔端可以挖出好东西，努力写吧，你会写得更好。不要把写作只当老有所乐，应该是老有所为。”这教导给我以深刻影响。

大律师张思之为我鼓掌，为我修改文章，并转告我，新华社名记者、作家戴煌也赞《娘家》写得好。他们的热情鼓励、帮助，使初学写作的我加强了信心。

《娘家》成了我的处女作。从此，我走上了写作道路。

我有幸得到名师指导。两位非凡的老师，一是邵燕祥，一是白桦。燕祥和夫人谢文秀热情关注我，不停顿地帮助、提携我，但凡他们认可的我的习作，便为我推荐，发出去。我刚学写作便能频频发表文章，这全是燕祥之功。文秀长年从事编辑工作，“剪功”高超，往往把我冗长的文章，三下五除二，剪得干净利索、清清爽爽，却又不伤筋动骨。燕祥在一封长信中，细细评点，赞许我坚持写真实。在信中，他大喝一声“真诚的张坤权！”这一声永远留在我心上（他以往称我坤权大姐，这次连名带姓，以示庄重）。他说：“你写的纪实回忆也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呢！”我大悟，从此，我着力写回忆文章，力求真实。没有燕祥文秀贤伉俪在写作上给予的全方位指导帮助，我这个高龄老太不可能一写就是十年。

我的另一老师白桦，是我夫妇仰慕、崇拜的诗人、作家。他写的“读后感”和评点，充满了诗的语言，感情细腻，非常动人。他从不为我具体修改，而是不断提问题，让我思考，由我自己体会作文，一改、二改、三改，直到他认可。他从不教我该如何如何，不能怎么怎么，常常是商量的口吻，从鼓励入手，保护我的创作热情。

后来燕祥心脏做了手术，白桦要我尽量少麻烦他。文秀说：“白桦对你的作品很重视，他是个很有水平的高人，他看行了那就是通行无阻了。”以后白桦就几乎成了我的“全责”老师了，为我把关，为我审稿，他的评点往往只几个字，读了《打电报》，他说：“这是个残酷而真实的故事，很好。”读了《悼孟浪》只说四个字“蛮好，真实”。他也特别看重我的真实。他说：“《忆刘兄》不错，但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我便细细琢磨，多了什么，少了什么。他说：“有些东西，只能意会无法言传。”我认真“意会”，“意会”是大功课，是功力，是要花大力气领会的。

我还要谢谢另一位启蒙老师，资深的文学编审刘禹轩，他是我的挚友，热心为我审稿、改稿，细致入微。他一再要求我“能少写一个字，决不多写一字！力求简练，把空间留给读者”。使我获益多多。

散文名家耿林莽是朋友也是近邻，我讨教，他话语不多，很诚恳：“你的语言非常生活化但决不是大白话，很生动。”他强调“凝练含蓄”，要在写前将情节和叙述的脉络梳理得精简，不仅仅在于着笔时文字的繁简。这些对我这个初学者的指导性很强。

我有幸！我不仅有好老师，我还有众多关爱支持我写作的朋友。想起他们，倏地，脑海中排起了长龙——那可不是三五个，十个八个啊！他们不是泛泛赞一声好，道一声不错。他们是动心、一动情给我以关注、支持，是以惊喜的目光看待我这古稀老妪居然有勇气学着写文章——这个群体或许该叫“支持沙漠写作的亲友团”。

人说“老小，老小”，意思是老人和小孩一样，需要“哄”需要“夸”、“赞”，我开始动笔时，颇像个学步的幼童，面对众多围观捧场的亲友，不敢迈步，随着一声“乖！”战战兢兢起步了……不久又蹒跚着走了几步……而后竟踉跄着跑了起来。人们一路为之鼓掌叫好！惟恐学步的我摔跤，纷纷伸手或扶或牵，呵护着我。“学步”的全过程中，动人的故事多多。没有他们的鼓励支持，即使有名师指导，我也不敢、不可能写作。想起这些人们，我心怀感激，哪一个我不该道声谢，深深拜一拜！

……

我有幸！我的晚年快乐幸福，充满了情趣。这源于写作。

写作，使我对人生有了更多感悟，使我得以在人生的晚霞中脚步轻松，我停停走走，既可以清晰地回望来时的路，也可以与所有已经逝去的亲人故交一一留影，再不担心遗忘将我们分离。我知道往事并非如烟随风而去，她是可以抢救回来的。

我不停地回忆、不停地写，我这才发现，许多自以为早已淡忘的、行将消失的往事竟然会一一浮现脑海，有时似排山倒海般涌来。

我写亦师亦友的夏（衍）公翰老（阳翰笙）和那个时代的“大朋友”宋之的、应云卫、郑君里、蓝马、黄宗江……在重庆的相聚，一似回到了小姑娘时候的我，倚在那些“大人”身旁，听他们摆龙门阵，置身于他们之间，那鲜活的情景，使人陶醉。几十年后，再相聚，我已过花甲，他们更老了，我们共同忆往事、怀念已故的朋友，感慨万千。而现在，他们也大都不在了，写着写着，似又活在他们中间……

我写我的挚友珂儿、老何……与她们聊天谈心，或乐在其中，或相拥而泣，这隔空的交流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当年的苦，竟也透着一丝甜味。写她们，想她们，那比金子还珍贵的友谊再度涤荡着我的灵魂，如今再难寻觅了。

我写亲人，集中在2008年。已故的四位亲人，离我远去的我的亲人们，跃然纸上，面对面，心相印，我的亲人也回到了人间，那感觉无比奇妙。

作文时我仿佛又有机会簇拥着他们，不离左右，于是我勤奋地写，不知疲倦地写，我怕他们消失。写，留住了他们。

我找回了被我因“参加革命”而抛弃了的父亲母亲——写作帮我寻回真相！

写了父母双亲，我这不肖女，大舒了一口气，深情地叫了一声大大（爹爹），昵娘（娘）！（宜兴人是这样称呼的）我爱你们。

我虽在多篇作品中写到老伴中敬，但正面写他，这是第一次。难以动笔是因为他“大”，我驾驭不了。今天，我写了，写了我们的爱情，写了我们的苦、乐，写了他的铮铮铁骨、不凡的一生！这个一生爱我的男人，在我写他时，他一直活着。重温往事，时时潸然泪下，虽苦犹甜。

写振儿，我写得最难、最苦、最痛。“虎毒不食子！”我痛下决心：写！我挣扎着写。我挺直了腰，调整好状态，从头写起。我微笑着写；我皱着眉写；我咬牙写；我老泪纵横写；我五内俱焚写！我满含喜泪写；写送别振儿；写母亲的忏悔！母亲的哀痛！我流着热血，用生命写……

写振儿使我得以和儿子沟通，我才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才能表达母亲的忏悔。而此前我一直埋在心里。我是跳出来写的，没有哭哭啼啼，没有呼天抢地，克制着，不让满腔的悲痛愤懑倾泻，但我又无法不投入，写得苦极。终于完成。

人们劝我不要太自责，是那个时代……但我作为母亲，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我深深地忏悔。

反馈的来件，如此强烈，他们都是流着泪读的；他们说，为优秀儿子哭，也为苦难母亲哭。我知道，他们更是为那个时代在哭。

使我意外，备受鼓舞的是，此文受到《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吴思、副社长杨继绳的关注，当我读到继绳先生电邮相告：“《怀念振儿》更名为《一个母亲的忏悔》于2010年第一期发。我是流着泪编的，相信有的读者也会流着泪读的。”

最后，我还要感谢的是冯克力先生。有一天他发来邮件，询问我有无结集出书的意愿，能否把文章整理发给他，他希望了解我的写作情况……我受宠若惊，却也不无担心：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为我这个无名老卒出书，要担多大风险呀！

她写父亲，写母亲，写老伴，写儿子，写朋友……她笔下的人物，不仅个个栩栩如生，血肉饱满，而且精神壮丽。她杠老年在往回忆的笔耕中找到精神的寄托，来到了温暖的港湾。

——高莽

对于一个永远沉溺于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曹禺、夏衍剧作氛围里的演员_来说，经历了那么严酷的折磨和悲惨的际遇，内心里依然是无怨无悔，依然对自己的同胞、对全人类寄以高度信任与殷切的希望。她是那样容易动情，在回忆中，在如梦如幻的往事里充满蕾艰苦岁月中的温馨，发现着丝丝缕缕的人性的光辉。

——白桦

个人的记忆汇入社会集体的记忆，就是历史；每写出一些真实的记忆，就增加了一些“信史”的成份——历史记述的含金量是真实，真实度是历史叙述的试金石。真诚的张坤权！写纪实的回忆，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在写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历史呢。

——邵燕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