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法国散文百花齐放，各个作家风格迥异。散文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作家的语文功底和风格，二十世纪的法国散文是十九世纪散文的赓续，但也有其特点。法国散文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法朗士的话说：“首先是明晰，其次是明晰，后来，则无论是铺张扬厉，还是汪洋瓷肆，还是精巧细腻，还是清丽秀逸，还是瘦硬挺拔，还是冷峻幽迥，最后都要归于明晰。散文发展到现代，繁复者有之，幽深者有之，孤峭者亦有之，然而都取代不了明晰。”本书荟萃了法语国家的散文精华，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鉴赏。

这部法国散文选以蒙田《论悔恨》作为开篇，并不意味着法国在此前没有散文，也不意味着此前的散文无可选，法国散文选以蒙田开始，一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二是为了说明，法国散文直到蒙田方才成熟，或开始走上成熟的道路。本书荟萃了法语国家的散文精华，其中即有大师的精典之作，又有反映散文新貌的新作。

序

论悔恨

覃思集

人品论

波斯人信札

自然史

一个孤独的散步人的梦

旧袍叹——对趣味多于财产的人们的忠告

墓中回忆录

旅人札记

山

亨利·贝尔——札记与回忆录

《旅英散记》三则

巴黎的忧郁

磨坊文札

海之美

日记

牧月

电话

春天

驳圣伯夫

精神的危机

松鼠

慢

白睡莲或夏日黎明的惊奇

新内心回忆录

赞中庸的园林

谁知道兽的灵魂是下入地呢？

谜

物质生活

哀痛日记

飞翔的吸血蝠

大地之未知者

第一口啤酒

论悔恨 蒙田

其他人教育人，我则叙述人，描绘一个教育不良的个人；若由我来重新塑造，则会塑造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人来。但是一切已成定局。

我描述的面貌不会相差太远，虽然它一直变化不定。世界只是一个永动的秋千。这里的一切事物不停地摇摆：地球、高加索山地、埃及金字塔，随着“公摇”也“自摇”。所谓恒定其实只是一种较为有气无力的摇摆而已。

我不能保证我这个人不动。他带着天生的醉态稀里糊涂、跌跌撞撞往前走。我此时此刻关注他，也就画出此时此刻的他。我不描绘他的实质，我描绘他的过程，不是年龄变化的过程——如俗语说的，以七年一期——而是从这天到那天，从这分钟到那分钟。我的故事必须适时调整。我时时刻刻会改变，不仅随世事变，也随意图变。这是时局变幻莫测，思想游移不定，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写照；或是因为我自己换了一个人，或是因为我从另外的位置与角度来看待这些事物，不论我有时会自我违背，但是实际上像狄马德斯说的，我决不会违背真情。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安定下来，我不再试探，而是作出决定，我的心灵永远处于学徒和试验阶段。

我提出的是一种平淡无奇的人生，如此而已。丰富多彩的人生中含有哲学伦理，平凡家居的人生中也含有哲学伦理；每个人都是人类处境的完整形态。

著书者通过独特奇异的标志与老百姓沟通；而我，第一个向世人展现不是作为语言学家或诗人或法学家，而是他本人全貌的米歇尔·德·蒙田。如果世人抱怨我过多谈论自己，我则抱怨世人竟然不去思考自己。

但是，我这人在生活中与世无争，却又张扬得让谁都知道，这有道理吗？在这个尔虞我诈、藏奸耍滑的世界上，我要人保持自然坦荡、低首下心的生活姿态，这又做得对吗？要写书没有学问又不讲技巧，这不是像砌墙壁没有石头吗？音乐的幻象受艺术的指导，我的幻象受天命的指导。

从学科体裁来说，至少这是我独有的：就我目前所做的这份工作，在内容上没有谁比我更懂更理解，就此而言，我是世上最有学问的人了。其次，也没有谁对自己本人的材料钻研更深，细枝末节解析更细致，更能全面确切地达到预期的工作目标。要做到完美我只需写得真实。真实，那是出自肺腑的纯正、直率。我说的真实，不是一切直言不讳，而是我敢于说的一切；随着年事增高，敢说的事也增多，因为依照习俗，大家也允许这把年纪的人更加自由闲聊，更加放肆地议论自己。

在这里不会发生我常见的工匠与工作互不合拍的情况：谈吐文雅的人怎么写出这么愚蠢的文章？或者这么精彩的文章怎么会出自语言乏味的人之手？

一个人口才平庸、文采斐然，这就是说他的才能是借来的，不是他的天分。有学问的人不是处处都有学问，自满的人则处处自满，即使自己无知时也自满。

在这里，我的书与我亦步亦趋，一致前进。别的书里，大家可以撇开作者不谈，只对作品说长道短。这部书里不行，谁动了一个，也动了另一个。谁不了解这一点就加以评论，对自己造成的损失更大于对我的损失；谁认识到这一点，就使我完全满意。我若在这点上得到大家的赞许，让善于领会的人觉得我——若有点学问的话——还学有所用，我值得得到记忆更好的帮助，那样我就感到非分的幸福了。

请大家在这里原谅我常说的那句话，我很少反悔，也心满意足，不是像天使或马那样心满意足，而是像人那样心满意足。还要加上这句老话，不是礼节性的老话，而是与生俱来的谦逊：我说话像个无知的探索者，仅是诚恳地祈求从大众合理的信仰中得到结论。我不教育，我只是叙述。

真正罪恶的罪恶没有不伤人的，不会不遭到全体一致的谴责与审判。因为它的丑恶与劣迹那么明显，以致说作恶的人简直愚蠢与无知可能是有道理的。很难想象有人会认识罪恶而不憎恨罪恶的。恶心恶意的人吮吸了自己身上的大部分毒汁，因而中毒身亡。罪恶在心灵中留下悔恨，就像在人体内留下溃疡，总是在糜烂出血。

因为理智抹去其他一切悲哀与痛苦，但是却滋长悔恨，它从肉里长出来的，从而也更痛。犹如发高烧时的冷与热要比户外的冷与热更难受。我说的罪恶(但各人有各人的标准)不但是理智与天性谴责的罪恶，也指众人的意见造成的罪恶；这种意见即使是平白无据与错误的，但是已为法律与习俗所接受。

同样，没有一件好事不叫天性善良的人喜欢的。确实，做好事会在我们心中感到一种难言的愉悦，伴随着心地磊落也会有一种慷慨自豪。不顾死活的坏人有时也会逍遥法外，但是决不会感到怡然自得。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受当今坏风气的影响，还可对自己说以下这样的话：“谁看到我的灵魂深处，也发现不了我有什么罪过；既没有让人痛苦和破产，也没有报复与嫉妒心理；既没有公开触犯法律，也没有标新立异制造混乱，说话不足为凭。虽然糜烂的时代教唆人胡作非为，我可没有侵占别人财产，把手伸进哪个法国人的钱包，不论战时与平时都靠自力更生，也不曾无偿地利用别人的劳动。”能这样说这不是一桩小小的乐事。而是证明良心安宁，听了让人开心。这种来自天性的欢欣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也是唯一不会令我们失落的报酬。

做了好事期望别人赞扬才算是得到了回报，这种期望太不可靠，也是非难辨。尤其在这么一个腐朽愚昧的时代，受到大众的好评是对人的一种轻侮，什么是值得赞扬的你该去相信谁？从我看到天天把荣誉赐给了谁，只想祈求上帝不要让我做这样的好人。“从前的罪恶现今成了社会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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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散文，莫里哀的喜剧里，有一段为人熟知的对白：当剧中人茹尔丹被告知，我们平日里说话就是散文时，这位醉心于贵族虚荣的小市民惊叹道，“天哪！原来我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竟一点都不知道呢。”剧作家的笔下不乏戏谑的成分，却也点明了散文和日常话语的紧密关系。虽然，写作中主张言文一致还是言文分离，从来有着不同的观点，而散文作为独立存在的文体的出现，离不开语言的成熟，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直到14世纪末，法国和英国的语言都还是相当粗糙和贫乏的，那么，随着战争和宗教的传播，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渐趋北上，文化上的进步使北方诸国感到越来越需要更加流畅、更加优美的语言。拉丁文作为文学语言的巨大优越性，为英、法语言的成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历史学家通常把1494年由法国入侵引发的“意大利战争”作为“现代欧洲历史”的开端。当查理八世统率着瑞士长枪兵和法国轻骑兵混成的大军来到意大利，探求文艺复兴的诱人荣誉和冒险精神时，他肯定没有想到，这场连绵近六十年的战争，不会取得预期的胜利，却无意中催生了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现代意义的蒙田随笔的诞生。

蒙田的父亲是个有贵族头衔的商人，经过意大利战争的洗礼，成为意大利文化的狂热崇拜者，在蒙田3岁时，从意大利带回一名不会说法语的德国教师，使他幼年时以学习拉丁语作为启蒙教育。“拉丁语对我像是个母语，我理解得比法语都好”，这使他得以在成年后，对古典拉丁文著作反复研读，形成自己的语言。蒙田生逢乱世，仍能保留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他阅历丰富，学识渊博，在纷繁世事中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我做事习惯上一个心眼做到底……对待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从童年就站在了我那时必须保持的立场上。”另一方面，他并非象牙塔中人，他的内心深处始终生长着质疑的力量，“我的心灵永远处于学徒和试验阶段。”“我时时刻刻会改变，不仅随世事变，也随意图变。这是时局变幻莫测，思想游移不定，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写照。”他终其一生充实自己，蓬勃自己，发现自己，把自己作为思想的对象物，不断打量、琢磨，并通过对自己的观察和问讯探究与之相联系的整个世界，最终完成了一部以自己为素材的书。他把这部书小心翼翼地命名为Essais essais的原义中包含有尝试、检验、验证的意思，作者看重的就是这样新鲜的、始动的、飘忽不定却又富有创造雄心的言说方式，也许只有这样的形式才能够包容下他那驳杂纷繁、联翩跃动的内心世界。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可以说，essais是蒙田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语言形式。当后世作家借用或沿袭这一名称，通过各自的作品将其敷演为散文的一个文体时，不免放大了它表象上的随意、散漫、轻松，多少看轻了其内在思想的支撑。我们将essais译为随笔，也有同样的误读。蒙田在晚年时说过这样的话：“我看到了人生的长苗、开花与结果，而今又看到了枯萎。这也是件幸事，因为这顺乎自然。”顺乎自然，就是蒙田的人生态度，也是他的随笔的本质特征。这一点，蒙田和中国古典作家是心息相通的。

和中国古代散文一样，法国散文亦非文章的一体，而是许多文体的总称。随笔、格言、游记、书简、日记、回忆录等，都有各自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文无定法，人有个性。蒙田随笔已打破文章写法的既有格局，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们自然乐得选择符合自己个性气质的言说方式。帕斯卡尔是一位早逝的天才，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均有造诣。他以《致一位外省友人书》奠定了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覃思集》(又译《思想录》)根据他死后留下的笔记整理而成，语言精辟，又极富感染力，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思考之深。他的观念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关于“存在”的概念，成为20世纪中叶流行于欧美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滥觞。拉布吕耶尔一生独居，用心良苦，以近乎于“卧底”的身份潜居于亲王府，悉心观察贵族社会的众生相，将其绘之于刻薄嘲讽的笔下。一部《人品论》因而成了路易十四晚年社会风俗的历史见证，也成就了拉布吕耶尔作为散文家的独特风格。《人品论》语言平易简洁，耐人寻味，下笔用字，再三斟酌，颇有刀笔之风，后世作家福楼拜、列那尔等，深受其影响。

进入18世纪的法国，是启蒙主义的时代。思想观念的分化导致既有权威的崩解，社会动荡，舆论活跃，争鸣的热情激发着创造力的勃发，推升法兰西文化登上引领欧洲潮流的高峰。文学为意识形态的争夺张目，更深地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变革中，也磨砺了自身。启蒙运动的主将们几乎都是散文写作的高手。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假托两位波斯商人的通信，以轻松犀利的笔调画出巴黎上层社会各种人物的嘴脸，流露出有志于社会革新的青年人内心的渴望。狄德罗的文字总是在论理中带有丰富的情感，新与旧、理智与情感的微妙错综，渗透出趣味。卢梭被称为“法国的第一位情感作家”。“对很少几位作家才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就是属于这少数之列的。”莫洛亚的评价是中肯的。早年丧母，始终在不公正的境遇中奋斗，使卢梭敏感、易激动，对他人怀有神经质般的戒惧。他喜好独自散步，“我只有在散步的时候才能写作，在其他时间，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一个孤独的散步人的梦》是卢梭在世的最后两年的作品。“我整个的一生，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梦，这个梦，由我每天散步时分章分段地做。”此时，他受到的迫害加剧，对他人的戒惧心理更甚，只有向大自然敞开自己的情感世界。他的作品将个人情感、自然风光、人生体悟交织融会，开启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新境界。

跨世纪的夏多布里昂承续了两个时代的斑驳。他深受卢梭思想的熏陶，又为王权奔走一生，波诡云谲的岁月将他无情地分为两半，他的身上纠结着转折时代所有的希望和困惑。他在文字中执著地寻找和弥合自己，在追寻逝去的时间的过程中，挣扎着反抗时间。这使得他的作品“标志着一种新人和现代文学的产生”。(皮埃尔·布吕奈尔《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他的《墓中回忆录》杂沓着、协调着时代的宏阔气势和个人的细微感受，将自己的历史融入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历史的框架，成就一部纪念碑式的史诗巨著，也为法国散文树起又一个标杆。

如果说现代主义在夏多布里昂那里还只是一个朦胧的芽苞，波德莱尔则育出了第一批果实。继诗集《恶之花》后，波德莱尔写下的《巴黎的忧郁》，并不是对贝特朗散文诗的简单蹈袭，从一开始他就发现，“我不仅远离我的神秘而光辉的榜样(指贝特朗的《黑夜的加斯帕尔》)，而且，我做的事情极为不同”。作者身陷现代都市的喧嚣，和与其数不清的各种关系的错综交会中，渴望着“写出一种充满诗情、富有音乐美、没有节奏和韵律、文笔灵活而刚健、正适合于心灵的激荡，梦幻的曲折和良心的惊厥的散文”。这种渴望注定要和传统的表现方式决裂。波德莱尔找到了语言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神奇功能，“捕捉最难以捉摸的心理状态、病态的忧郁和心力交瘁的情景，并用特别生动的词语准确地表达出来。”他关于“中断”和“衔接”的尝试，在20世纪的罗兰·巴尔特的美学思想中，形成断裂、边缘、快感的相互关联。罗兰·巴尔特本人的随笔即展示了断裂产生的诱惑力。

现代主义文学发端于法国，在20世纪20、30年代达到顶峰。与诗歌、小说不同，相对保守的散文没有在新浪潮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不过，现代主义的叛逆性淡化着传统文体的界限，散文的小说化，小说的散文化，为丰富散文的表现手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纪德、普鲁斯特、莫里亚克、加缪，这些大师的散文作品，是他们构筑的文学大厦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随着文体概念的漫漶，专注于散文的风气，已不复存在。

我最初接触法国散文，要感念李健吾先生的指点。20世纪80年代初，为筹划“外国名家散文丛书”，我曾求教于干面胡同李先生寓所。谈起法国散文，先生兴致很浓，答应待手头莫里哀书稿杀青后，译一部拉布吕耶尔的《人品论》给我们。这令我喜出望外。时隔不久，就收到李先生抽空译出的几段样稿。先生的译笔真是传神，活脱脱就是作者操起汉语在冷嘲热讽。正当我们翘首以待全稿完成时，突然传来先生猝然病逝的噩耗。开始我不肯相信，征之于钱钟书先生才知确已无可挽回。斯人已逝，残稿存念，至编选本书时，倏忽已近三十年，先生当年音容笑貌犹现眼前，特检出先生遗稿编入，以志纪念，并向老一辈翻译家表示深怀的敬意。

谢大光

2010年4月5日清明节 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