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长岛萨福克县，
1990年12月20日，上午7:30
“哦，上帝，戴维。”艾莉森·基勒为自己的可怕发现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快来啊。”她身子颤抖着央求道。
艾莉森有着一头松软的金发，其间夹杂着几缕栗色的发丝，轻柔地披在肩上。淡褐色的大眼睛深嵌于高高的颧骨之上，为之衬托的是一张鹅蛋脸。那带点鹰钩的鼻子雕琢精巧，嘴角线条挑起，似乎永远微笑着。
她长得很漂亮，甚或称得上美丽，可这天早晨她那可爱的脸庞因惊恐而扭曲了，这全怪那几步之外横于地上的尸首。她看见后立刻扭过头，可不禁又多看了几眼。她的这个反应一直持续到其未婚夫戴维·拉普赶过来；
23岁的戴维以保护者的姿态紧紧搂住了她。两个年轻男子的尸体躺在覆了雪的海滩上，约30出头的年纪，神情还算安详，仰望着天空。乍一看还以为他们在这肃穆的环境里沉浸于自己的冥想之中。可仔细观察便可
见每个人前额左侧都有一个弹孔，其边缘有一小摊凝固冻结的血迹。
21岁的艾莉森·基勒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二年级学生，该校位于长岛的萨福克县。她就读于医学院优等预科班。戴维则在同一医学预科班的三年级。那天一大早他们便驱车来到罗伯特·摩西州立公园（以纽约那个声名狼藉的建筑商命名）。他们想早早地来看日出。那是他们最钟爱的地方、最钟爱的时刻。
艾莉森的骇人发现是两具男尸，身着粗斜纹棉质衬衫和长裤，还有粗布夹克，领子和袖口上镶有廉价的黑色仿毛。脚上套着破旧的黑色工作靴。
艾莉森稍微缓过神来，便用附近的一部电话报了警。萨福克县的911警察紧急行动中心将艾莉森的电话转给了一辆在公园周边地区巡逻的警车，而所有装备警务监控扫描器的应急单位都立马打开警灯拉着警笛直奔罗伯特·摩西州立公园。隶属萨福克县警局和纽约州警局的巡逻车、消防车、救护车以及萨福克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员纷纷奔赴现场，很快加入他们行列的还有一整支记者队伍。
距圣诞节还有五天的时候，两个人被谋杀于一个向来平安无事的郊区州立公园，这可是值得24小时连轴报道的新闻。遇害者的身份问题只会引起更多的兴趣。
首批做出反应的警察向巡逻警官通报说：“我们发现了两个西班牙裔男子，显然是头部中弹致死。看起来像在遇害后被从主干道上抬到了这里。我们在每具尸体上都找到了布鲁克林一家工厂的薪水条儿——很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
奈德·利昂是长岛有线电视21频道的当班记者，也是第一个听见呼叫的记者，他的厢式汽车仪表板上配了警务扫描器，车顶还配备了未经授权的红色警灯。利昂做警务记者已逾12个年头，早先曾在如今已寿终正寝的《长岛新闻》工作过很长时间。他既酗酒又抽烟，这是他刻意养成的习惯，以符合一个强悍坚忍、专事街头犯罪报道的记者形象。这些陋习理所当然地给奈德·利昂带来恶果，他饱受慢性咳嗽和出血性溃疡之苦，且面容忧愁枯槁如一老者。利昂以及所有所谓的警务记者都喜爱这些装备或是可以体现警察权威的器具。有些人戴着假冒的警徽，有些甚至携有发了执照的枪支。他们佩戴着象征性物件招摇过市，却不必像真正的警察那样面对艰巨的责任和危险。不过奈德还是博得了警察及其他警务记者的尊敬，因为他具有一个街区侦探那种不凡的调查技能。他对原始资料的分析能力往往使案情在罪犯落网之前就已水落石出。
两个西班牙裔人在1990年以被执行枪决的方式遇害，这对于奈德·利昂而言只意味着两种情况：这两人是布鲁克林一桩恶性毒品交易的牺牲品，或者该谋杀缘起种族纠纷。像利昂这样的资深记者，每天要么悠闲地沉思冥想，要么就是与丑恶的杀人犯、被虐待的妻子、遭遗弃的孩子打交道，在他看来这个案子别无其他动因。雇用遇害兄弟海勒姆·罗德里格斯及雷蒙·罗德里格斯的工厂位于布鲁克林一块名声很坏的地区，在那里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件司空见惯；而在纽约市，种族间关系极为恶劣，甚至在东边与之相邻的拿骚、萨福克两县也好不到哪里，因此奈德·利昂的想法绝非仅是玩世不恭的猜测。然而这一回他的结论与事实相去甚远。P1-3
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大部分都是真实的。考虑到人物的隐私，我改换了他们的名字。有很多内容是由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说给我听的，他或许是20世纪70年代纽约那些极富洞见的庭审评论员和观察家中的最后一位了。这个精英俱乐部的成员包括《纽约邮报》的吉米·坎农、《纽约时报》的斯考蒂·莱斯顿和拉塞尔·贝克，当然还有伟大的默里·坎普敦，他为《纽约邮报》撰稿多年，之后在纽约市及长岛的报纸《今日新闻》成就了他作为专栏作家的辉煌生涯。
我的这个人物叫莫蒂，并非真名，因为这是他本人的意愿。他曾对我说：“要是你开始着手写这个，可别把我写进去。”接着他又补充道：“你瞧，假如是我写，会显得那么离奇，谁看了都不信，我可是要保名节的。而你——你是个该死的律师，有没有人信你无所谓！”
莫蒂为一份很优秀的地方报《布鲁克林鹰报》工作，常年出人于纽约市刑事法庭。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做记者的黄金时节。当时有十大日报：《新闻》和《镜报》(很多人以为它们是一份报纸，将其说成《新闻镜报》)、《邮报》、《时代》、《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先驱论坛报》、《美洲日刊》、《斯泰顿岛前进报》、《长岛新闻》，当然还有发行量不大但非常强势的《布鲁克林鹰报》。许多伟大的律师早年都在地方刑事庭学习并磨砺基本技巧，并服务于法律援助协会或地区律师事务所，而这些场所也为年轻记者们提供了非凡的训练机会。也正如初出茅庐的律师利用这些宝贵的经验获得初步的训练，并通过能接触到的大量案件来锻炼技能，莫蒂及其同侪也借此熟谙了自己的工作之道。他们懂得了设定期限的极端必要性，以使一个故事能够及时付梓；懂得了如何培植线人，以及如何寻找途径来获取秘密消息以抢得先机。对于这些警务记者，特别是小字辈而言，刑事案件便是未加任何矫饰的鲜活舞台剧，正面人物及反面角色，欢乐与哀愁，混乱和痛苦样样俱全。莫蒂从未让自己失去过对法庭场面的兴致，他管位于布鲁克林施默洪恩大街120号的法庭叫“地域会堂”。该会堂实则称作纽约市刑事法庭，为一幢10层大楼，其外立面由灰色沙岩石块砌成。它容纳了十几间审判室、法官室、文书办公室和一间宽大的诉讼室——刑事控告便首先在此登记。到这里来办公的还有地区助理检察官、来自法律援助协会的律师，这是一个在美国其他地区被称作公共辩护部的组织。这幢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个街区的建筑里每天都挤满了人，他们中有数百名警官，还有数百名受害者和被告，以及同等数量的悲剧故事。
我初遇莫蒂是在1963年，那时我是法律援助协会派往刑事庭的律师。我们的见面立刻就给彼此留下了坏印象。我代表的被告是一名联邦探员，被指控在数起独立的案件中对七名儿童强行施以诱奸。没有一个孩子超过9岁。虽然每次施暴都令人发指且是在枪口威逼下进行的，但对于这些孩子是否正确地指认了侵犯者仍然存在一系列疑问。在单独陈词的情况下，孩子们对罪犯体重和身高的描述都超出被告人不少。唯一指认正确的是侵犯者和被告都有面部汗毛，不过即便这点相似之处也使诉讼程序寸步难行，因为每名受害者对汗毛颜色的描述从亮红到漆黑不一而足。那个探员是我多年未见的一个儿时伙伴，此时被关押在拘留室——法庭地下层的单人牢房。我在会晤我的一个委托人时他认出了我。这间地下囚室简直就是但丁设计的，照明亮度极差，到处充斥着尿味和体臭，并附着在墙壁以及所有穿过这一拘禁区域的人身上。总之这里就是地牢，几名囚徒分别关押在相邻的牢房里，他们的漫谈永无止歇地回荡在空气中，制造出一种令人惊恐的高声喧叫。对于一位来自刑法体系另一端的联邦警察来说，这一经历不啻让其心惊肉跳。
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弗兰克·奥沙利文穿着蓝色的高尔夫衬衫、茶色便裤和一双破损的褐色廉价便鞋。因常年吸烟他的面孔过早地显出老态，有很深的皱纹，灰白两色的头发杂乱地生长在一起。他消瘦的肩膀使其5英尺6英寸的身材看上去更矮小。起先认出我时，他正倚着牢房的门栏。他既悲哀又羞愧于脸上已干掉的泪痕，并带着因恐惧而变得嘶哑的嗓音恳求我代表他面对犯罪指控的传讯。传讯是庭审程序的最初阶段，被指控有罪的人被正式告知指控的详细内容。他告诉我他的律师迟迟不能来，而管辖此拘禁地的典狱官称要等他的律师到位后才能开庭。我受命向法官说明，法律援助协会将代表奥沙利文出庭，只限于传讯阶段。
开庭时，审判室里挤满了七名小受害者的父母，面露焦急而愤怒的神色，还有几十名警官和法警，另外，似乎纽约市所有的记者都到了。这只会让地方上的警务记者——尤其是莫蒂更加恼火，使他们更渴望掘得内幕新闻，以给“那些城里来的家伙”(这是莫蒂之类的正规军送给人侵他们地盘的同行的绰号)一点颜色看看。当然，孩子们被安置在另一问屋里，看护她们的是特选警官和几个来自受害者事务局暴力创伤部的社会工作者。
法警宣布了诉讼事件号码及案件名称，其中也包括被告的名字。他同时向坐在法庭拘禁区的奥沙利文示意，并责其走向前来。这一特定的宣词对被告有很大的震慑，因其显示了政府的威权：“纽约州政府的人民诉讼……”接着他转向我，指示道：“请出示出席通知。”出席通知是庭审制度里众多不合时宜的事项之一，它仅仅意味着律师必须出具其姓名、地址和从属关系，登记在审判速记记录上，以备日后检查——例如，可以证明被告已按恰当方式从检察官那里得到了控诉通知。我回答道：“查尔斯·J.海因斯，法律援助协会的助理律师，现代表被告人。”
“他有名字吗？”克伦威尔法官简单地询问道。
“是的，他当然有，法官大人，刚刚在庭审开始时由法警宣布过。”克伦威尔法官身材高大，肚子隆起，脸色通红，显示出肝病晚期的症候，那是酗酒几十年的后果。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就恼了。他声如洪钟，使得所有人，尤其是受害者家属，但特别是聚集一堂的媒体记者都能清楚地听到他的质问：“为什么要法律援助协会来代表该联邦探员？他是有办法请到私人辩护律师的。”这种法官是我们不得不对付的最糟糕的官僚，无论我如何解释都没法阻止他不失时机地在公众面前出风头。克伦威尔法官咄咄逼人的言辞在快结束时将矛头指向了法律援助协会，尤其是要跟我过不去，“这七宗案子的每一宗保释金定为100万美元。100万。”他补充道，像是不能肯定这是否完全被理解了。最后他说：“假如被告，一个联邦探员，”此时他用洪亮而戏剧性十足的嗓音拼读了奥沙利文的全名，“弗朗西斯·爱迈特·奥沙利文能够凑齐700万美元以确保在必要时能重返法庭，那么你，海因斯先生，以及你的组织，那本来该是代表贫穷罪犯的——”
“被告。”我嚷起来，打断了法官的话。
“你要是再敢打断我的话，看我不让你交保释费！”他尖声高叫，他的反应是如此激烈，以至同时又打出一个响亮的饱嗝，黑麦威士忌——其早餐的常规饮品——的刺鼻气味袭击了距法官宝座5英尺内所有的人。他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我差不多足有一分钟，才继续发话。
“很好嘛，假如他付得起保释金，我估计他也请得起律师。”我那可怜的朋友奥沙利文探员被铐走时吓得什么也应对不了。他朝我的方向悲哀地看了一眼，耸了耸肩。当他被带往拘禁牢房，双手铐在背后，我用口型对他说：“别担心。”接着疾步出了法庭。我用了不到半小时便在纽约市管教部(即拘押奥沙利文的部门)准备好了人身保护权令状。
人身保护权令状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法律补救手段，是每个美国公民生而就有的权利，也是我们免受政府滥用职权的基本策略之一。该令状是由法官签发的命令，下达给在押人员的监管人。文件开头的文字责令道：“Habeas corpus ad subiiciendum.”——其基本意义为“汝速提此人见吾”。像许多其他赋予美国公民的权利一样，它也有着英国法律的根源。它在英国法律中或许是最著名的律令了，并被普遍尊为“自由的伟大律令”。
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彼德·金得知我对令状的申请后立刻予以批准。他起先笑出了声，然后在得知克伦威尔法官时便摇头说：“那个混蛋！”
我带着令状火速返回法庭。我便是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莫蒂。事实上我跟他撞了个满怀，他向前一步厉声说道：“我是《布鲁克林鹰报》的莫蒂。你怎么想得起来代表这个坏东西的，嗯？”莫蒂最多不过5英尺高，声音粗粝得像锉刀，身上散发着尼古丁的臭气，那是多年抽骆驼牌香烟的后果。他的面孔连接着一顶样子古怪的卷边帽，右耳上还架着一支硕大的黄色铅笔。他穿一件廉价的羊毛衫，深灰色长裤，以及一件花哨的红白条纹衬衫；在我看来他挑这身行头是因为他认为这合乎他的职业需要。我回想起其他司法口的报社记者大多也是类似的穿着。莫蒂又重复了问题，仿佛我第一遍没听到，你他妈的有什么权利用纳税人的钱来代表这么个东西？自我和克伦威尔法官交恶并领教过他那可笑的公正表演后，我已没有兴致去对付莫蒂或其他任何人，于是我一把推开他，试着不去理会他的叫嚷和抱怨(说我侵犯人身权应该被抓起来)，径自走向我的办公室。莫蒂执意朝我办公室打电话——一共11个——我一概不回。
之后，当令状得到认可，奥沙利文探员在没有任何保释金的情况下获释时，莫蒂仍然对我穷追不舍。我不予理会，同时恨不得将其脑袋拧下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做了许多不同的工作，大多供职于政府，但有时也以刑事辩护律师的身份做些个人法律业务。我开始注意到不少重要的犯罪纪实报道署的是莫蒂的名字。我虽然忘不了我们不愉快的初遇，但还是很欣赏其文笔。他的写作清晰、多思辨、视角全面，且不掺杂个人评判。很快他就在纽约市一家颇具影响的小报上有了自己的专栏，一周三篇，而我也成为其热心读者并很快迷上了他的文章。
1985年，我们各自的道路再次相交。那年6月，纽约州长马里奥·M.科莫委任我做纽约市反腐特别公诉人。最早参与调查的几件案子中，有一件是应莫蒂之邀，他要求与我会谈。他在下曼哈顿巴克斯特街的福里尼意大利餐厅订了午餐，这家饭店离联邦暨州法院不远，是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最爱光顾的一处地方。
餐厅分为两间。主厅的进口在巴克斯特街，与之相连的后厅沿右边的墙布置着相同的火车座。而两个厅的中间和左边都整齐地排列着餐桌，且恰如其分地隔出了私密空间。每个厅里的火车座都有镶在墙上的金属铭牌，标示了某位知名食客，通常为法官，如纽约最高法院法官埃德温·托雷斯，《卡里托之路》一书的作者。托雷斯法官让人难忘的是他在宣读对某个不可救药的毒贩子的判决书时说的一句话：“听着伙计，就我将要判给你的刑期来看，你的假释官还没出生呢！”
有一块火车座铭牌是送给纽约县德高望重的现任地区检察官罗伯特·M.摩根索的。还有一块献给了才华横溢的联邦法官约翰·方丹·基南，他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弗兰克·S.霍根手下掌管杀人案件，而后者则是摩根索的前任，一位令人敬畏的检察官。
福里尼餐厅后屋的灯光被调得较为柔和，营造出比灯火通明的前屋更隐秘的氛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差异，只是看上去更加私密，尽管时常还是能够看见火车座——每组可容纳四人——里的食客交头接耳密谈着什么。很自然地，占据前屋的是那些愿意被看见的人。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只有新来的大人物才会打断他们的聊天。
福里尼的吧台可以很容易地成为达蒙·鲁尼恩故事的舞台背景。司法体系里不同层次的人物在这里会谈而极少考虑级别划分。法警、辩护律师、警官、诉讼人乃至法官都围着这张特别长的桌子纵情畅饮。开放式厨房将一阵阵诱人的大蒜香传遍了吧台。吧台区灯光昏暗，当你从其开在巴克斯特街的门走进去时，那些老主顾看上去更像影子，直到你的眼睛适应了光线。
吧台区在中午时分高朋满座，有些熟客一直盘桓到傍晚。那儿大多充斥着高谈阔论之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喧闹声反而比后屋更能遮掩密谈。
莫蒂和我很恰当地选择了在后厅会面，讨论我们对公共腐败，尤其是警务腐败的共同兴趣。进入正题之前莫蒂首先发话道：“那么小伙子，你代表的那个侵犯儿童的联邦探员后来怎样了，叫什么来着，奥雷利还是……”
“奥沙利文，”我纠正他道，“这是一桩看来没有结局的悲剧。你大概只记得弗兰克·奥沙利文受到七名女童的指控，她们年纪最大的不过9岁。他被控在布鲁克林的不同地区单独或互不关联地犯下多起幼奸罪行。他被警方逮捕，尽管实际情况是，唯一证据来自这些儿童的目击辨认，而她们对他面部毛发颜色的回忆是相互矛盾的。在每起袭击之后受害儿童随即向警方描述的汗毛颜色从亮红到漆黑不一而足，然而由于所有这些暴行都如此令人发指，地区检察官拒绝驳回此案，即便奥沙利文的面部汗毛很显然是金黄色的。他的结论是，这些描述上的差异可以解释为孩子们年龄的幼小以及遭袭时难忍的伤痛。
“‘此外，’地区检察官对奥沙利文的一位律师说，‘自从那家伙给抓起来后，就再没有类似袭击事件了。’
“奥沙利文先后六次受审，而正如我说的，每次案情都一样，以至于警察局的性犯罪科将这些袭击归为‘典型幼奸’。在每起案件中，受害者都被引诱进居民楼的电梯内，而侵犯者有显著的面部汗毛、鬓角以及山羊胡，以鲜亮的大手帕遮住了部分面孔及汗毛。受害者都诉说侵犯者用一把镀银小手枪抵住了她们的脑袋。侵犯者只说过一次话，而且非常简短。他似乎总有办法绕过楼层，径直将女孩带到顶楼，通常是六楼。接着他粗暴地抓住她的胳膊，将这个吓坏了的孩子拖往一段金属楼梯，类似消防梯，通往操作电梯的机房。然后他强迫受害者跪下。”
说到此处，我决定让莫蒂见识一点该案中我为奥沙利文辩护的详情。我想让他知道我们当时面对的是什么。
“助理检察官小心翼翼地让那个年仅7岁的幼小受害人，回忆了她与侵犯者的初次相遇，以使得她对罪犯的辨认准确无误。 “‘你在等候电梯时，门厅里开灯了吗？’
“‘是的。’
“‘灯亮不亮？’这个检察官明白这是个不适当的对答案有诱导性的提问，但他也明白由于孩子的年龄以及她所承受的压力，假如我提出反对的话法官不会做出有利于我的裁定。这无关紧要，因为我根本不打算反对，我认为那将使孩子受到惊吓，从而给陪审团造成负面影响。
“孩子答道：‘很亮。’
“‘你独自一个人？’
“‘是的，’她轻声答道，然后又像耳语般加了句，‘只几分钟。’此时法官探身对她热切地说：‘小宝贝，你得说响亮些，这样陪审员才听得见。’年幼的受害者便指了指弗兰克，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然后他来了。’
“说到此时她的脸颊上流下了泪水，当她回想那丑恶的一刻时不禁战栗起来。我向陪审席瞥了一眼，看见了陪审员们的反应，有的悲伤，有的愤怒，有的露出嫌恶的神色。
“助理检察官证实了电梯里的照明十分充足，且反复询问孩子在被诱拐以及受折磨的过程中她是朝哪儿看的，从而引出了她关于在机房遭到侵犯的证词，并向陪审员清楚地表明，她有充分的机会来指认侵犯者。”就在此刻，即在我回忆小女孩的证词时，我留神起莫蒂的反应来。
“‘当你被强迫跪下时发生了什么事？’起诉人继续问道。
“当孩子讲到侵犯者拉下裤子拉链时，她的抽泣失去了控制……”
在我描述完这其中的淫邪和野蛮后，我看了看莫蒂，发现他的脸气得发白。
“你怎么能为这头猪辩护？”
“可是莫蒂，”我说，“这人是无辜的。”
我叙述完了她的证词，其间她回忆道，那侵犯者最后对她说：“数到50，不然……”他亮出枪顶在她脑袋上，以强调不服从的后果。接着他出了门，很快下了金属楼梯。
“弗兰克出庭了六次，在每个案子里都有一位经验丰富、技巧娴熟的律师代为辩护。每次他都遭受到全套指控，包括绑架、袭击未遂以及幼奸。到了我代表他出庭时，受理上诉的部门已撤销了前两项罪责，并驳回了指控，引证的理由是目击者指认普遍缺乏可靠性，尤其在这两宗案子里。在我参与的这次审判中，侵犯者的面部汗毛的颜色与长度都有很大差异，不仅如此，他还被描述为长有漆黑的鬓角和漆黑而浓重的山羊胡。弗兰克的鬓角像他毛发的其余部分一样是金黄的，他被捕时的照片上还有细绒毛状的金黄色山羊胡。警察得到的关于罪犯身高和体重的描述也存在很大问题。根据受害者的说法，侵害她的人比弗兰克重40磅，而且至少高出6英寸。”不过这在人们眼里看来都无关紧要，对现在的莫蒂也是如此，于是弗兰克·奥沙利文再次被控告。
“那时奥沙利文已失去工作，自第一次遭到起诉后就被解雇了，虽然他一直在求助FBI的仲裁。局里为他做的行政复议随着接踵而来的第二次控诉而变得毫无意义。当然在第二次控诉被驳回后他的行政上诉得到复议，可是第三次诉讼又使之停顿下来。最后他维系了10年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他失去了对9岁女儿的监护权。他的妻子罗斯玛丽在第三次审判时还跟他同甘共苦，但接下来她称自己已不能肯定他的清白，并为他们的女儿感到担忧。此时弗兰克的健康每况愈下，而且还在努力克服抑郁症，他说他已逆来顺受惯了，也完全理解罗斯玛丽的决定。
“几个月后第三次控诉撤销，案子被驳回，但是地区检察官仍初衷不改，继续起诉。弗兰克又被审判和控诉了三回，每个案子又都被撤销和驳回，理由是受理上诉的法庭的结论认为目击指证存在缺陷。不过真正向地区检察官传递了明确信号的，是关于这起‘人民对奥沙利文之案’的第六次撤销和驳回，其中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主持法官R.赫伯特·戴扬以雄辩但直截了当的语言写道：‘对于本州的法庭而言，再也没有比毫无任何其他支撑的目击证词更令人不安的证据了。虽则本法庭并非完全拒斥该证词，但每一位希望做事公正的起诉人在仔细斟酌该证据时，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其潜在的不良和不公正的后果。’戴扬接着又补充道：‘在金斯县地区检察官更完整地理解其职责不仅在于控诉还在于公正执法之前，本法庭还得依据奥沙利文案的事实撤销多少次起诉？’奥沙利文无须第七次出庭受审了。”
莫蒂开始理解弗兰克的困境，不再做出情绪化的反应，他问道：“那么他后来怎样？”
“他重新归队并拿到了欠薪，”我回答，“但几年前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的状态仍然很差，还在尽力挽回他的婚姻。几个月后我把电话打到他重新分配工作后在圣路易斯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还是难以让罗斯玛丽回心转意。”
我们都意识到谈论奥沙利文的荒唐遭遇占用了大部分午餐时间，再谈腐败问题已没有多少工夫了。这时年近七旬的莫蒂道：“顺便说一句，小伙子，警务腐败问题是永远谈不完的。他们什么招数都试过，但都没用。”我笑着耸了耸肩。
我们吃了鲜美的法兰西小牛肉和浸大蒜及橄榄油的通心粉，然后省掉甜点，改而要了些浓咖啡和少许茴香酒。莫蒂突然站起来说：“吧台那儿有几个人想见见你。”
“谁？”我警惕地问。“都是些不错的家伙，几个庭审记者，一个诉讼人，一个辩护律师。你大都认识，而且，”他向我保证，“不记录在案。”
这是个周五的下午，度假的日子，法庭日程也停顿了，当我们走进吧台区时，我认出了房间另一头靠门口的博比·卡闵斯基，一位谋杀案诉讼律师。他正和卡洛斯·里维拉说着什么，后者是辩护律师的好手，已干了15个年头了。里维拉早先在纽约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10年。他刚刚被推荐到州最高法院，而且在民主党的支持下，确保了在11月的选举后有长达14年的任期。他和卡闵斯基正在庆祝呢。
里维拉和卡闵斯基过从甚密，情同手足。卡洛斯·里维拉有着5英尺8英寸的结实身材，厚厚的胸脯小心地掩藏在剪裁讲究的巴罗尼西服里。他喜欢戴那种阔边浅顶软呢帽和穿深灰色斜纹软呢带天鹅绒领子的大衣。他总是用唾沫将黑色意大利皮鞋擦得锃亮，那是在海军陆战队时养成的习惯。他言辞强硬，时而夹杂着泼辣粗俗的语句，那是在埃尔巴里奥一哈莱姆的西班牙语区成长时学会并保留至今的。他的头发乌黑发亮，且总是向后梳得十分齐整。作为资深谋杀案起诉人，他受上级委任对博比·卡闵斯基进行培训，由此开始了两人的友谊。博比·卡闵斯基身高6英尺5英寸，体重整两百磅，每日清晨5点开始的强化训练使得他魁梧结实。他长着浓密的淡黄棕色波浪发，而且作为一个45岁的单身汉，他可是一点不乏爱慕者。卡闵斯基和里维拉在福里尼餐馆似乎总是形影不离，要么在餐区，要么在吧台。他们都喝得不多，而是更喜欢吧台上推杯换盏的氛罔，多数时候只是小口喝着健怡可乐或偶尔要些啤酒。他们各自的形象能使年纪稍长的顾客想起连环漫画里的人物马特和杰夫。
站在他们之间的是三个记者：《纽约每日新闻》的西德·李昂斯，他无时无刻不在抽着雪茄；《今日新闻》的吉米·菲斯，是个矮胖爱嚷嚷的家伙；还有《纽约邮报》的巴尼·戈尔登，他穿着方格子外套。三位都是能喝善饮之辈。我在法院里见过他们，但从未交谈过。我知道卡闵斯基和里维拉都是一流的庭审律师，要旁听他们的辩论那可是一票难求。他们一上场便将兄弟情谊抛在法庭外边，激烈的唇枪舌剑一直持续到陪审团宣判为止。
莫蒂飞快地向众人介绍了我，着重于我的职位而不是名字。《今日新闻》的菲斯几乎没有分神注意我一下，而是第一个继续自顾自地说起来：“假如国家不破产，你唯一能从这份该死的饭碗里得到保证的就是每两周一张的支票，因为对于警察腐败，甚至是法官腐败问题，你他妈的再也没辙了！这是体制！”当我问菲斯为何如此肯定时，西德·李昂斯粗暴地打断我说：“真见鬼，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你是凭什么混上州反腐特别公诉人的？”为强调他的嘲讽，他一字一顿地念着我的头衔。卡闵斯基打断他们说：“咳，让人家喘口气吧，他什么都没说呢。”此时里维拉和《邮报》的戈尔登争着扯开嗓门插进话来。“博比，跟小伙子说说马尔维吧。”戈尔登说。“告诉他，”卡洛斯·里维拉说，“那鸟‘蓝墙’是怎么毁了一个好端端的警察的。”戈尔登接着道：“你瞧，所有干警察的都知道马尔维的事，尽管他们大多是诚实、卖力的童子军，可因为马尔维，也因为警察局对其他警察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个诚实的警察会愿意帮助你消除警务腐败。”“还有，”莫蒂补充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只会是这个岗位上的又一个失败者，这份活儿早就该在多年前废除了。不过眼下，还是听从吉米·菲斯的忠告吧。放松心情，享用工资。”对这种玩世不恭我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和新鲜，可我想听听马尔维的事儿。
他们在那天下午告诉我的情况着实令我震惊，而数年之后马尔维外甥的遭遇更让人忍无可忍。这位青年警察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及其舅舅罗伯特·马尔维警官的故事是个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说明纽约警局那“沉默的蓝墙”是如何生成的，且为何要将其摧毁以终结纽约警察腐败的恶性循环。这个关于警务腐败的故事有个不同寻常的开端，以谋杀揭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