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曾预想过，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1980年2月我从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不说专业不对口，且直接从大学门走进了省直机关门，对我这个出生在农村里的“山里娃”，不仅国家机关让我陌生，省法院系国家审判机关，更是让我感到十分神秘。
可当我报到后，让我没想到，省法院机关在武昌首义路，办公楼是50年代初建成的旧房，且只有60多人。一楼是家属区，各种杂物堆放堵住通道，四家共一间厨房；走廊灯光昏暗，墙壁灰黑色，碰壁沾灰；二楼靠东边的一间50平方米的房间就是我们新报到人员的宿舍。二楼、三楼属办公区。每间办公室挤着七八个人，任何一个人细微的小动作或者咳嗽声，整个办公室都被打扰。我刚进机关，非常谨慎，处处小心，不敢在办公室走动，就是感冒了咳嗽也只能用手帕捂着嘴，生怕咳出声影响他人办公。在办公室没有人随意走动，没有人敢大声喧哗，就是一张拟稿纸正反两面都得使用，否则就会以不知道节约受到批评。
那时的省法院，虽说人员不多，但是机构设置齐全，业务庭主要分为刑事、民事，特别是刚刚恢复不久的政法机关，刑事为主导，分刑事审判第一庭、刑事审判第二庭，民事不受人待见。我被分配到刑一庭工作，被同学羡慕。正当我上班时，刚恢复不几年的法院正遇上“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平反冤假错案，大量的群众来信来访涌进法院。每天上访人员排成大队，上访信件堆积如山。对来访人员采取简单询问登记式，来信进行分拣，除由省法院受理管辖的申诉案件外，分区域一袋一袋地寄往管辖地法院，所以有人总结叫“看、转、留”，即看地域，按区域管辖转出，属省法院的留下来。由于信访量大，信访科急需扩充人员，我刚到刑一庭，政治处又通知我，说我在大队任过党支部书记，懂得做群众工作，为此调到信访科工作。
信访科隶属院办公室，6个人除了我是年轻人外，其他人都在50岁左右，不是老弱就是病残，工作量很大。每天要接待几十个上访人，千封左右的信件需要分区域整袋整袋地邮寄，光用剪刀剪开信件，手指都被磨破皮。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脑子高度紧张，吵闹声、骂人声震耳欲聋，有时遇到上访人把“文革”时期和“三反、五反”、“四清运动”所受的气，一起发泄到我们工作人员身上，吵得人心烦意乱。碰到有的闹事者，还不时被院领导指责，真可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当年我到省法院才24岁，血气方刚，觉得工作累不说，反而在信访科挨骂被指责，心还很累。同到省法院来的同学都分配在业务庭工作，通过办案学了很多审判业务。而我在信访科业务学得少，还受气挨骂，有种动摇心理，要求回业务庭工作。愿望没有实现，反倒受到了批评。
在信访科工作了两年，由于平反复查申诉案件大幅度上升，各业务庭案件突飞猛进，需要大量年轻干部充实到业务庭办案，我相对也是年轻人，业务庭机构扩编，我又被调回刑一庭。不料就这一调，在我10多年的工作中，被当作不服从安排的典型，连副科级多年也没有被提拔。同来省高院工作的25个大学生中，这时有的已任副厅级的院领导多年。
在刑一庭，我主要负责调研工作，全年要办理各类刑事请示案件50余件，还要拟写各类讲话、材料汇编等。写作成了我腾飞的梦想。
在刑一庭工作不久，院里成立了《湖北法院司法志》办公室，隶属研究室，我又被抽调到《湖北法院司法志》办公室写湖北法院志，一写就是三年。1985年全国法院业余大学成立，各省高级法院为分校，学校需要大量的经最高法院培训的专职和兼职老师。因我在大学学的是哲学专业，“业余大学”有法律逻辑课，我又被抽调任“业大”老师。在任兼职老师期间，我既要办理50多件刑事请示案件，还要完成巡回全省的教学任务，一个人要完成两个人的工作任务。由于业绩突出，1985年我被评为全省法院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在36年多的工作中，我20余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其中荣立一等功二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1992年晋升一级工资，并被评为湖北省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001年被评为全国立案信访先进个人。曾先后在《人民司法》、《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知音》等10余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50余篇，其中有的获法制好稿征文一等奖、法制宣传一等奖；出版专著和合著《犯罪醒世录》、《偏离准星的欲望》(1、2版)、《金钱情爱掩卷思考录》等5部作品。先后任立案庭副庭长、审判监督第二庭(现改为审判监督第三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二级高级法官、审判委员会委员、副巡视员、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等职。2006年9月27日当选为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被《中国人才辞典》、《中国优秀领导人才大典》、《中国世纪专家》等书库载人。我撰写的《我们是怎样把好死刑案件复核关的》被载人《当代专家论文精选》一书中。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