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创作《上海屋檐下》开始，夏衍实现了创作的根本转变：把剧本创作的焦点集中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内心活动”的描绘，“将当时的时代特征反映到剧中人物的身上”。这正是从“席勒化”到“莎士比亚化”的根本转变。但在刻画什么样的人物性格、怎样刻画人物性格这些方面，夏衍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又有着明确区别于曹禺的独立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创作于1937年的三幕话剧《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1939年1月由怒吼剧社在重庆首演。

这是一部写市民生活的戏剧。剧情是：职员林志成在好友匡复被捕后，替他照料妻子杨彩玉和女儿葆珍，并在匡复多年杳无音信的情况下与彩玉同居。匡复出狱，三人陷入尴尬……匡复振作精神，鼓励林、杨二人勇敢地活下去，自己出走。

一、自序

二、上海屋檐下

1、第一幕

2、第二幕

3、第三幕

四、后记

五、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

六、补录

七、芳草天涯

1、第一幕

2、第二幕

3、第三幕

4、第四幕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上海的政治空气很紧张，中国革命犯了几次路线性的错误，上海的地下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文化上也展开了“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这种剧烈的斗争整整继续了近十年，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是白色恐怖最凶残的两年，也是我们斗争最困难的两年。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实际斗争中缺乏经验，要革命，但是不懂得策略和战术，赤膊上阵，牺牲很大。到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上海的左翼文化工作遭到一次又一次的破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之后，我们才模糊地认识了性急病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才引起了对当时的“左”倾路线的怀疑和不满。“西安事变”前后，由于抗日的群众运动勃兴，进步力量重新抬起头来，戏剧运动又开始活跃，急迫地需要有一点教育意义而又能在当时的环境下演出的剧本，这个戏，就是在这一段很艰难的时候写下来的。

剧本里我写了“黄梅天气”，这就表示了雷雨快要到来的意思。用天气来暗示政治气氛，这也是当时惯用的一种“曲笔”。全国人民要求联合抗日，大变动快要到了，可是在知识分子中，特别是一些在战斗中受了一些挫折的人，心理上还有不少迷惘、彷徨和消极的情绪，对此，一方面要批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脆弱和动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鼓励他们舐干身上的血迹，重新投入战斗。写这个戏的时候，表面上看来，抗日战争的局面似乎已经定了，但是，抗日的统一战线能否形成。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政局在动荡，人心在浮动，——惊喜和忧煎，纠结在人们的心底，我在剧本中写的阴晴不定，就是这种政治气候的反映。

在写作上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有个外国戏，名字叫《巴黎屋檐下》，是出喜剧。我对喜剧有兴趣(《都会的一角》就是写的喜剧)，《上海屋檐下》最初也想写成喜剧，但后来却写成悲喜剧了。抗日战争快要到来了，不应该写得太灰暗，所以这里我也用了隐喻的笔法。在剧本里借用赵振宇的话，说天是不会永远下雨的，恼人的黄梅天气总是要过去的，一阵大雷大雨，晴朗的太阳终于要出来的。

我在戏里并没有写够得上叫“英雄人物”的角色。几个主要人物身上都有缺点，也都带有阶级的烙印，可能，葆珍、阿牛几个小孩身上的旧东西少一些，他们的希望大一些。他们历史负担少，包袱小，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所以我在最后的一首歌里面，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

碰钉子，我不怕!

钉子越碰胆越大!

写这个戏的目的，除了给当时的“业余实验剧团”以一个上演剧本之外，只不过是想反映一下上海这个畸形的社会中的一群小人物，反映一下他们的喜怒哀乐，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出一个即将来临的伟大的时代，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一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而已。

P81-82

在校完了自己写的东西，而拿起笔来写一点“自序”之类的时候，往常总感觉到一点轻微的喜意，但是现在，我只是一种“感慨无量”的心情。

开始写这剧本，是在今年的初春，但是三月间生了一场病，四月初为着我们的成长而苦难了一生的母亲死了。这时期，又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遭遇的一个最严重的时代，微力的我，也被情势逼着，处身在一个忙迫倥偬的环境里面，写下了“第一幕”这三个字之后，几个月来，简直没有连续地写作三小时的时间，而流光如水，正月间和“业余实验剧团”预约了交稿的时期早已经过了。当陈鲤庭、赵慧深两位不惮烦地向我索稿的时候，几次三番地想请求他们把已经排印在上演节目单上的我的剧目抽掉，但是在他们那种热心的鼓励督促之下，终于每天三百字五百字地写下去了。

写这个戏是在闷人的黄梅时节，写这个戏是在一种霉天一般的透不过气来的环境里面；因为这是一个预定了要在租界的卡尔登戏院上演的剧本，客观上先受了一重严格的限制。而自己，对于年来剧作界风靡着的所谓“情节戏”、“服装戏”，又深深地怀抱着不满和反感，加上《赛金花》而后，我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我要改变那种“戏作”的态度，而更沉潜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到现在我可以很坦率地说，也许这很对不住督促和期待着我的“业实”的朋友。我写作的时候，完全地不顾虑到这剧本的商业上的成功，不管好坏，我自私地只希望它能够成为我写作方法一步前进的一个起点；才能和环境限制我只写了这样一个剧本，但是我这一点希望到此刻还没有改变。

剧本在七月下旬脱稿，没有充分和朋友们讨论和修改的时间，匆促地就被业实剧团拿去付油印了。他们派定了近于奢侈的演员人选，赵丹先生的匡复，赵慧深先生的彩玉，陶金先生的志成，王为一先生的赵振宇，章曼苹先生的赵师母，叶露茜先生的施小宝，再把演出的责任托付了擅长这一类戏剧演出的史东山先生，这近乎完璧的人选鼓动我对于剧本上演的兴致。我们在八月一日读剧本，三日开始排戏，预定八月十五日上演。可是，在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

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喜悦。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我毫不留恋地把它忘掉，也不希望今后再有剧团上演这个剧本。我在戏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感情，狭隘的感情摩擦，人事纠纷，早该被抗敌救亡的洪流冲洗净了。只要时间容许，我今后一定要从这种写实的基点出发，再写一些视野大一点的剧本。

单行本预定八月中旬出版，可是今日看完校样，已经是十月过半了。在抗战开始之后，排好了铅字在架子上搁了六十多天，庐芳兄还是要将这剧本出版，那么就让这些发了霉的铅字印在纸上和读者相见吧。

谢谢热心地替我作了一个足以使剧本沾光的主题歌《勇敢的小娃娃》的施谊兄，和督促我写成这个剧本的“业实”的朋友。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炮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