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集子收编了十二篇“哈佛读书札记”——它们作为专栏系列文章，都曾在《读书》杂志上连载发表，时间大约从1986年底至1991年初。这个专栏既向国内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西方文化与思想动态的窗口，又是作者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创设一种生动活泼的便利方式。

这本集子收编了十二篇“哈佛读书札记”——它们作为专栏系列文章，都曾在《读书》杂志上连载发表，时间大约从1986年底至1991年初。

现在将这12篇札记编成第一集，因为它们全都涉及美国文化及其新近研究动态，故取名《美国文化批评集》。

前记

丹尼尔·贝尔与当代资本主义

 文化批评

哈佛教育思想考察

——兼评鲍克校长《超越象牙塔》

霍夫斯塔特与美国政治思想史

现代化理论与霍氏改革史观

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

——评《日瓦戈医生》及其美国批评家

派瑞·米勒与美国文化根

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

钱德勒与管理革命理论

白领·权力精英·新阶级

耶鲁批评家及其学术天地

法兰克福学派旅美文化批评

什么是新历史主义

附录：读《围城》心得两篇

 《阉城》的讽喻与掌故

 《围城》的隐喻及主题

哈佛和美国现代教育原有三大思想来源。

第一是从英国带去的牛津剑桥贵族模式。它讲究对少数优越青年施行道德、情感和心智的三方综合训练，造就具有精英素质和特权意识的绅士阶级，靠他们领导社会、监护文明。1936年10月，“五月花”号登陆刚满16年，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当局见数千移民住进茅屋，村上马马虎虎立了教堂，便发狠心拨出400镑(全部税收1／4)，立法建造哈佛。称办学小镇为剑桥，给镇上一条破街起名牛津，又请来几位牛津、剑桥出身的神职公仆执教鞭，指望这座比武训义学还不如的可怜学堂为北美蛮荒大陆培养“饱学的神父和识字的人民”。物换星移，沧桑几度。哈佛创业艰难，却坚持仿效英制标准，陆续设立导师制、学舍制、讲座基金和排外性学生联谊团体，造成浓郁的贵族学校气氛。在柯南特校长(J.B.conant，1933—1953年第二十三届)任期内，它同耶鲁、普林斯顿等传统名校结成“常青藤联盟”，雄踞美国精英教育之首。

英制贵族教育虽然具备延续传统、稳定统治的优点，却思想保守，教材陈腐。19世纪下半叶，艾略特校长(C.W.Eliot，1869—1909年第二十一届)大力引进德国试验室模式，使哈佛焕发了科学与思想的朝气。德式教育(此乃第二思想源泉，也是现代研究生教育和专业研究院的发端)以实验室和研究课为中心，师生互利、教学相长。它强调大学的首要职能是以示范性思想和科学发明服务于民族、社会。艾略特校长当政40年，发誓要“创建有史以来最高水准、最大规模的新型大学”。哈佛奋力图新，改革系科与课程设置，努力集优秀学者和出色学生于一堂，走研究与教学合一的道路，终于在本世纪初建成了拥有十所研究生院和众多领域超一流学者的研究型综合大学。

第三来源是植根于美国革命和人权法案的民主化教育思想。这一思想的代表杰弗逊总统声言，“要将最大量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向民众普及”，并认定公众教育是美国民主的基础，因为“只有有文化的国民才能理解、享有并以生命捍卫民主制”。到了杰克逊总统时代，杰弗逊思想深入民心，具体化为联邦法案(如1862年莫利尔法案规定各州拨专用地、款建州立大学)和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共教育体系(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和廉价出版物迅速将文盲比例降至1880年的9％)。公众教育一反英式特权偏见，强调平均施教和实际技能传授，以满足开发西部、同化移民、训练从业人员等急需。注重经济和政治效益的同时，它却忽视心智发展和学术尊严。对此，法国思想家托克威尔在考察杰克逊时期美国民主之后深谋远虑地指出，民主化教育具有危险的“削平力量”，它能以压倒一切(包括独创性学术思想)的垄断型公众舆论，造成“民主暴政”(托克威尔有关美国式民主的精深思想当另辟专文分析)。

为克服“削平力量”(levelling power)的威胁，维持少量精英教育同大规模公众教育的平衡均势，哈佛在对英、德模式兼容并包、嫁接出新的同时，有保留地选择吸收本土民主化教育思想，精心设置既适应美国国情、又有别于平庸和单调的政策，形成了高压与自由并重、热烈理想和冷酷世故共存的特殊校风。例如，在接纳女性、贫寒子弟和有色人种持通达态度的同时，它不肯降低智商与操行高标准。为顺应学生民主要求，传授社会急需技能，它首创“自选学分制”(ElectiveSystem)；改革之后仍坚持通才教育和全面训练，要求本科生必修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三大主课。对下，它鼓励本科生提前选修研究课程，特许杰出青年教师享受高级科研待遇；对上，它设立校级终身教授制(University Professorship)和校长长期连任制(一般超过美国总统任期二——三倍)，以保证八大校级导师(不必亲躬执教)对几代青年高高在上的精神熏陶，确立德高望重、经验超群的哈佛校长面对民族和社会的权威发言权。谈起革命传统和民主理想，哈佛可以历数从独立战争到二次大战中出兵员、献武器的丰功伟绩(仅二次大战从军的师生就有两万多)；面对现实，它深为“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舞弊所激怒，所震动。十多年来一面呼吁重建社会道德，声讨礼崩乐坏，一面拒不信任共和党政治家，甚至以教训里根总统来昭示天下，申扬清明政治。

P25-28

这本集子收编了十二篇“哈佛读书札记”——它们作为专栏系列文章，都曾在《读书》杂志上连载发表，时间大约从1986年底至1991年初。这个专栏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目标是完成一套30篇左右、自成系统的文化批评著作——既可向国内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西方文化与思想动态的窗口，又能替自己的学术研究创设一种生动活泼的便利方式。

现在将这12篇札记编成第一集，因为它们全都涉及美国文化及其新近研究动态，故取名《美国文化批评集》。已在《读书》上同读者见面的一些篇目，诸如《巴赫金：语言与思想的对话》、《利奥塔与后现代主义论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拟于今后汇入该专栏的第二集，即《欧陆新学赏析集》。

六年前，我刚刚通过哈佛的博士资格考试，便携带尚未成型的毕业论文，欣然回北京安家。当时条件甚为艰辛，治学与持家皆须苦战。匆匆动笔的初衷，是想一边实行“拿来主义”，练习批评之功；一边以文养学，好如期完成博士论文。承蒙《读书》编辑赏识，众多读者鼓励，使我开笔顺畅，连续评点了一批重要的美国当代学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部分西方学术思想潮流。

文章写到1989年初，我回哈佛答辩论文，继而参加毕业大典。就在我穿上紫红袍帽的日子里，北京传来重大消息，催促我提前回国，奔向自己的家庭、工作、还有我未写完的《读书》专栏。就这样断续写到1990年，边写作边读书，同时又目睹并体验中国的历史性变革，逐渐写出些感悟与心情来，开始摸索新的思路与风格。1991年我再度访问哈佛，完成一本学术著作；不久父亲病重，守候半年后故去，令我握笔乏力。这期间“哈佛读书札记”一度停笔——原因多半在此。另外，由于潜心阅读钱钟书先生的著作，我感触颇多，有意搁笔反省一段，想想自己的“文化批评”今后该如何去做。

开辟专栏之先，我也确曾有过一个郑重的构想，希望通过跨越学科、沟通知识的方式，试验出某种符合中国人口味的“文化批评”体裁。这种体裁，是我在留学期间受老师指点，后经反复揣摩，心向往之的东西——其中既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kulturkrmk)思想传统，也有欧美学界最近流行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新学风。

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精神，乃是西方左倾思想界一支坚韧余脉——它虽已放弃革命理想，趋于悲观和书斋化，却仍然部分地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严峻批判立场。他们精于思辨，深入解剖，恪守精神价值，顽强对抗发达资本主义的物化趋势，从而推动西方激进学派的多种理论抗争。这个集子以相当篇幅评点了阿道诺、马尔库塞、米尔斯与新历史主义学派的学术理论，理由便是要借其一脉因袭的犀利与凝重，帮助中国读者客观而沉稳地透视美国文明，了解并预见现代化的利弊得失及其身后之路。自然，此种文化批判不是中国的产物，即便移植过来也难适应国情一～我在书中仅仅表明，他们是研究危机、揭示矛盾的专家，是中国学人深入展开自己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之前可供借鉴的老师。

至于文化批评新学风，是一种多功能综合批评方法。特征是以新进批评理论为先导，破除传统的人文中心论，超越学科分治界线，强调角度与方法的多样化，追求宽大复合的学术视野，以及广泛积极的读者反应。本集中专题介绍的贝尔、米勒、威尔逊、屈瑞林等人，都可归入这一路文化批评家之列——他们虽然专业方向不同，共有的长处是勇于沟通融汇，拓展边缘，综合治理，从整体上提高文化研究的水平与价值。在校读书时，受此风气熏染，我努力扩充知识，兼修文史哲诸科，渴望练就那种轻捷灵动、游刃有余的综合批评功力。后来在写读书札记时，才逐渐知道其中艰难。

难在何处呢?首先是不易达到“思想与文采”并茂的佳境，即所谓“举重若轻”，以简明流畅的生花之笔，去演绎高头讲章之精义，且须保持文章里的理论棱角，突出其原有思想深刻性。其次是逡巡穿插于各人文学科与学派之间，前后照应，左右顾盼，对比映衬，贯通衔接——稍有不慎，全盘皆散。最最辛苦、也最容易出笑话的，则是要翻越中西文化、历史与语言间的樊篱，作一个所谓的文化交流使者，往来转运，难免讹错误会，弄不好就会像方鸿渐那样四处碰壁，陷入困窘的“围城”之中。

回头再向钱钟书先生的著作求教，那份亲近感受是任何洋人教授未曾给予我的。钱先生作为中国当今的文化批评大师，在学术风范与思想情操方面足称楷模，令中西学者倾倒。关于跨学科综合研究，他早已明言“彼此系连、交互映发”的道理，倡举循环阐释、觑巧通变的学术方法。说到中西文化的交流、比较与批评，他更是驾轻就熟，深谙其奥——除去大量丰富的研究实例，还拥有一系列值得我细心研读的精妙论断。如他强调中西、人我之关系是“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不可——“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又如他洞察引进西学的困难性质，将这一工作喻为“艰辛历程，一路颠顿”；再如他就翻译问题提出文化交流的核心问题，即引进目标是“欧化”还是“汉化”?“化”与“讹”的标准如何确定?而身为批评家的文化媒人究竟应当如何发挥作用——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以作诱导、反逆，还是“移橘为枳，借体寄生，指鹿为马”?

当然，我知道模仿钱先生是不可能、也不明智的。我在书后附录了两篇“读钱心得”式札记，仅仅想记载自己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显著思想变化。今后我会比较努力地师承祖国文化及学术传统，以期培养出独立而有效的批评能力。

最后，我谨向三联书店沈昌文、董秀玉先生诚恳致谢，多亏他们历年不懈地鼓励支持，为我提供了试笔与出版机会。《读书》编辑部的赵丽雅、吴彬、贾宝兰诸君(还有已离开编辑部的王焱、杨丽华、倪乐)，长期作为我的朋友与最初的读者，为我的一篇篇札记操劳不已，关心备至。这本集子，若没有上述各位的合作，是谈不上从容问世的。

赵一凡

1993年2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