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学者柳凤运在协助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校阅整理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时，与陈原老泛谈古今中外，议论有关社会语言学种种问题的记录。从中我们还可以听到陈原老讲自己走过的路，给人启示颇多、教益良深……

作者在陈原老面前常不揣浅陋，纵言无忌，访谈不知不觉往往变成对话。他没有见怪，这是由于他一贯崇尚民主活跃的学术气氛，注重提携后进之故，所以作者成书后改题也只好从命。至于“一位社会语言学家走过的路”，陈老认为，还是“不加任何形容词”，“模糊一点好”，最后定为“走过的路”。随后陈老把该文作为附录，收人论著第三卷末。希望这本小书对关心语言和语言问题的读者能有所启发。作者在协助陈原同志校阅整理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时，有机会经常跟陈原老泛投古今中外，议论有关社会语言学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听到他讲自己走过的路，深感启示颇多，教益良深。三卷集编成后，作者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简单的笔录，把其中部分内容整理成文，题名为《访谈录：一位社会语言学家走过的路》，请陈原过目。他细读全文，字斟句酌，删削润色；又将《访谈录》改为《对话录》，于是成有此书。

对话录：走过的路

后记（柳凤运）

 ●陈 确实如此。我进入地理学领域的同时，却不得不从事时事和形势的分析，曾不得不写了很多很多国际问题评论的文章，这个势头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参与了《世界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前后有十年之久。在那个领域，我大约写译了五六本专著．至于在不同的时期，用各种笔名写的国际评论文章，那就数不，胜数了。 ◆柳 为什么说“不得不”? ●陈 是的，不得不。比方说，抗战初我在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工作，要给派出去的战时工作队员通报时事信息，我被安排做这项工作，需要每周写一篇国际大事述评之类。不想写也得写，后来越写越多，越频繁，人家把我当成什么国际问题专家了。解放初还被拉去到处做国际问题报告。只因为现实有这样的需要，总得有人去做，派到我头上，我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完成任务。 ●柳 似乎你在这个“房间”来回“张望”，一直延续到60年代，持续了二十多年。其中会有写得称心的时候吧？ ●陈 写得比较称心的一段，是1947年在上海为《时代日报》用“观察家”名义写的每周国际评论一这个报纸是以苏联商人名义主办酌，可以略为摆脱国民党的新闻控制，总编辑是姜椿芳。那年这家报纸设三个专栏，每周一次或两次。除了我的国际述评之外，还有“秦上校”(姚溱的笔名，他解放后当过中宣部副部长)的军事述评，杨培新的经济述评，似乎都很受读者欢迎，尤其军事述评。受欢迎的秘密在于文章大量引用塔斯社的和延安的材料，这些东西那时在白区不容易看到。后来在60年代初，我为《红旗》杂志每期写一篇抨击美国霸权主义的小评论，断断续续搞了一两年，一心只想着如何巧妙地完成揭露美帝的任务，就无所谓称心不称心了。 ◆柳 你不是在文学艺术的“房间”里也“张望”过好长一段时间吗? ●陈 那也是在解放前，解放后我多半做行政工作，很少可能到处“张望”了。解放前，我是个所谓的“文学青年”，写过好些，散文，杂文，书评，新诗，都不知去向了，当然都是一些废料，不值一提。那些年我还翻译了好几部文学作品，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俄国的，苏联的，都有。现今我想起来都汗颜，少年时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的翻译从苏联的电影文学脚本开始(《列宁在一九一八》，1939)，到苏联的一部话剧(《莫斯科性格》，1949)终结。从苏联到苏联，从剧本到剧本，真可谓鬼使神差，怪有趣的。 ◆柳 说到文学，我就想起你对艺术也有很深的修养。可见你在艺术这个“房间”里也细细地“张望”过，是在读大学还是读中学的时候? ●陈 我对美术和音乐发生浓厚的兴趣，是在读初中那三年。我和两个同班同学，都热衷于绘画，初中毕业以后，那两位同学都上美术学校去专攻绘画了，一个学西洋画，一个人图案系；只有我告别了美术，考入理科。当年迷醉绘画的时候，我的一个姑父送给我全套油画、工具一他就是岭南画派中有点名气的李砚山。他原来是学西洋画的，后来改画中国山水画，还当过美术专门学校酌校长。我学过炭笔素描,画石膏像，画静物，画风景(只是没有画过人体)，学过水彩画、粉笔画、油画。记得我有一幅野外风景写生的油画，很得姑父称赞，不过他批评我不该把茅屋屋顶画成红色，说这是西洋的房子，不是中国那时的乡村图景。

与此同时，我和另外两三个同学，又迷上了音乐二学琴，搞合唱，学乐理、作曲，疯极了。长大成人后，我竟然在这个“房间”里流连忘返，翻译了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通信集，取名为《我的音乐生活》。解放后出版社多次想重印这部书，都被我阻止了，我怕被戴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才把它“开放”了。到90年代，我的“资产阶级音乐情调”死灰复燃，又译了罗曼·罗兰的两部音乐书(《柏辽兹》和《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后者是跟陈实合译的)。由此可见，我不是看完一个“房间”，出来后再去看另外一个房间的——那样倒好——往往是飞轮似的在许多“房间”里穿来穿去。有时如你所说，不曾留下一点什么就走开了。例如60年代初，我住过大半年医院，—那时我读了很多中外文的近代史专著和资料，现在还留下好几十本笔记。那时“心怀壮志”，想写一部有声有色的鸦片战争史，甚至还想用这题材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歌颂林则徐和广东的反侵略英雄们，后来这想法没有实现。 ◆柳 人们常说，编辑是“杂家”。我想，如果把你学理工这一点算上去，真够杂的；这不仅指你做过多年的编辑，而且在科学研究领域你也够得上一个货真价实的杂家。我想，这多学科性的经历，也许对你后来研究社会语言学有很多好处。 ●陈 可不是嘛!我从前曾经有点迷茫，怀疑我虚度了此生，但是愈到后来愈不这样想了。当我步人社会语言学的领域以后，我才知道几十年涉猎过许多学科，确实给我的研究打下基础。其实所有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是相通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还深深地体会到，如果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没有广泛和深刻的观察和理解，就很难得心应尹地研究社会语言学。也许研究传统的描写语言学，可以满足于探讨语言本身的现状、结构和发展而少关心社会条件，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不是语言这样一个变量，而是语言和社会两个变量，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知识。直到80年代中期，当我写完《社会语言学》一书后，我才领会到这一点，这样，回顾我一生走过的路，就无怨无，悔了。

P5-11

我在协助陈原同志校阅整理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辽宁教育出版社)时，有机会经常跟陈原老泛谈古今中外，议论有关社会语言学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听到他讲自己走过的路，深感启示颇多，教益良深。三卷集编成后，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简单的笔录，把其中部分内容整理成文，题名为《访谈录：一位社会语言学家走过的路》，请他过目。他细读全文，字斟句酌，删削润色；又将《访谈录》改为《对话录》。我想，我在陈原老面前常不揣浅陋，纵言无忌，访谈不知不觉往往变成对话。他没有见怪，这是由于他一贯崇尚民主活跃的学术气氛，注重提携后进之故，所以改题也只好从命。至于“一位社会语言学家走过的路”，陈老认为，还是“不加任何形容词”，“模糊一点好”，最后定为“走过的路”。随后陈老把该文作为附录，收入论著第三卷末，至于作者署名次序，他坚持要照现在这种排列方法，即先柳后陈，他说这才符合国际学术论文署名的惯例，我也只好按照他的意见办。三联书店董秀玉同志见而喜之，拟出版单行本，故特撰数言，说明此稿编写经过如上。希望这本小书对关心语言和语言问题的读者能有所启发。

柳凤运

1997年1月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