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怀着一份赤子之情的邓小平的一句经典。作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的这本书真实、生动地记述了邓小平先生政治生涯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历史中一段重要和艰辛的经历。这本书记录着他对工作的执着，对子女的关爱，也体现了一代领导人的光辉风采。这部书对了解邓小平先生、研究邓小平理论和认识今天的中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作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的这本书真实、生动地记述了邓小平先生政治生涯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历史中一段重要和艰辛的经历。这部书对了解邓小平先生、研究邓小平理论和认识今天的中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多事的1966年

祸起萧墙

炮打司令部

批判刘、邓

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部攻

打倒刘、邓、陶

秋日的悲凉

狂涛中的一叶孤舟

“邓小平专案组”成立记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恐怖的五月

天降横祸

“邓小平专案组”舞台演逻始末

“九大”与“继续革命”

战备疏散

孤独的南行座机

初到江西

劳动生活

回家啦！

飞飞回来啦

不变中的变数

庐山会议风波

不安定的“平静日子”

朴方的遭遇

皇天不负有心人

峰回路转

江南春来早

对极左做法的纠正

解除禁锢上井冈

故地重游

再见了，步校

复出工作

坚持“文革”路线的党的十大

进入军委、政治局

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风波

一场恶战

四届人大“组阁”斗争

意味深长的四届人大

全面整顿的序幕

整顿铁路的较量

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全面整顿

全面整顿三个文件

伟大成就

“评《水浒》”与最后的周恩来

恶人先告状

艰难时日

悲壮的殉难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伟大的四五运动

“两个决议”和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

波澜不惊

天怒人怨

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逝世

彻底粉碎“四人帮”

光辉的复出

结束语

事情的起因，是彭真不同意上海《文汇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性批判。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当然要查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北京打招呼。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到上海向毛泽东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怒气，决定批判彭真。

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接连几天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对彭真的批评，说彭主持所拟《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陆定一主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并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指吴晗)。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怒气远远不止于此。4月16日到22日，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

批判罗瑞卿，父亲不能接受。批判彭真，父亲同样不能接受。父亲与彭、罗不但在工作上相处甚密，私交亦很好。对于批判他们，父亲从内心里到行动上，都是相当抵制的。但是，这次的批判显然来势更凶，毛泽东的怒气显然已经不可遏制。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像父亲这样党的高级干部，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后来，他在回忆时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桔子给彭真，表明态度。”不附和，送桔子，以当时的形势，父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态度。他说过：“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联在一起，批判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会上，林彪骇人听闻地大讲政变问题，危言耸听地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会议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物。《通知》还富有预示性地警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以振聋发聩的严词厉语宣告，一场旷世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在完成以上一系列政治和舆论准备之后，声势浩大的、以政治批判和政治动乱为基本要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P12-13

十年“文革”早已结束了。这场20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政治大劫难，早已化为一个遥远的记忆，沉淀在了人们的回忆里。不过，虽然“文革”结束已有二十多年，但是，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岁月渐渐流逝，光阴一去不复返，但那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情感的烙印，却永远不会消失。

十年“文革”，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其特殊的一页，也是足以让千秋万世去研究去回味的一个年代。十年“文革”，是发展到极端的错误的爆发性的大宣泄，是一个跌宕起伏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客观发展阶段。“文革”所留下来的，不只是沉痛和创伤，更有可以思考可以以兹为戒为鉴的重要历史教训。虽然在“文革”十年中，国家之损失、党之损失、人民之损失巨大而惨痛，但是，它的谬误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和警示，却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惨痛的教训，那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我们的党，可能还不会轻易地从迷雾中走出，可能还不会痛下改革的决心，可能还要在另一种形式的探索中走更加漫长的道路。

人们都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进程。而邓小平之所以开创这一全新的历程，与国家、人民和党在“文革”中所取得的教训密切相关，与他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和思考密切相关。正是在“文革”中，邓小平和广大干部群众，真切地看到了真理与谬误的鲜明对照，真切地看到了以前所没有看清楚的许多问题，开始认识到必须解除禁锢、彻底解放思想，开始思考如何去开创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文革”中，邓小平在思考，每一个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正是有了这样痛切的经历，正是有了这样深刻的思考，中国和中国人民才能够走上全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人们习惯于把在江西时那条由邓小平在红沙石地上踏出的小路，称为“邓小平小道”，并作为邓小平进行思索的象征。其实，邓小平对历史、对现实和对未来的思索，贯穿着他的整个一生。这种思索，毕其七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始终不辍。

在“文革”以前和以后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文革”的实践中，邓小平的确可以说思索得很多很多。通过这些实践和思索，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在他再次复出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个探索，不是轻松容易的，但却是成功的。

如果说，邓小平通过对“文革”的实践和思索得到了什么的话，我想，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总结“文革”教训，不能只论个人的功过是非，而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分清是非，：总结教训，目的是要继续前进。“文革”之后，在必须要对历史作出结论的时候，邓小平的着眼点，放在了大的历史坐标点上，放在了承前启后的历史定位上。最重要的，是要对毛泽东——这个在晚年犯了重大错误的历史伟人——做出一个负责的、全面的历史评价。在当时，有两种思潮同时并起，一种是受多年传统思想影响，坚持维护毛泽东被人为地神化了的地位。另一种是虽能打破旧有的精神束缚，但却否定一切。在这两大思潮的交汇处，邓小平没有去算历史旧账，也没有去计较个人恩怨，而是把握住了大局的分寸，把握住了政治的分寸，把握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寸。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一脉相承，尽管其中有波澜起伏，有对错荣辱。历史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改变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割断的。总结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未来。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我们的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客观、准确地总结了历史，总结了教训，使人们放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解脱了旧有的思想束缚，为全党全国人民以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踏上新的历史征程，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基础。

第二，“文革”之前，特别在“文革”中，暴露了我国当时实行的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病。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帝王专制历史的国家，虽然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这个革命以失败结局，并为军阀混战和个人独裁所迅速替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主义。在这一客观历史条件下，新中国建立后，虽然中国迈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但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进程却一直没能得到完善和发展，在国际国内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错误开始产生和不断加重，直至党内民主日益削弱，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发展到极端，并因此导致发生一系列更加严重的错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方面改革的同时，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并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包括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度，完善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健全从宪法、基本法到各项法律法规在内的国家法律体系，把国家纳入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正常轨道。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才在真正意义上迈进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建立了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并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第三，在进行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的同时，大胆而坚决地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毛泽东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他追求的是不断革命的精神境界。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他逐渐地脱离了实际和客观规律的轨道。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把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不断改造和调整生产关系方面，而极大地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把在战争年代运用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方式错误地延续到解放后的建设时期，使生产关系发生严重扭曲。另一方面不正确地认识和解释生产力，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文革”结束后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的。在不断理顺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同时，对发展生产力进行了重新认识，并最终把经济建设确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前提，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客观历史条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发展滞后，人民生活困顿的情况下和旧有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这个改革必须是大胆的，又是循序渐进的；是大刀阔斧的，又是极其慎重的；是不失时机的，又是摸索前进的；是不断深入的，又是敢于开风气之先的。经过二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在历史中应有的发展道路，找到了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上的应有的地位。

我没有能力尽述“文革”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我要说的是，邓小平以他从青年时代起即追求真理的终生不渝的精神，以他对党的忠诚和信念，以他几十年革命历程的经验，以他“文革”中所进行的思考和实践，奠定了在新时期，为他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坚实的基础。在他的一生中，在他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中，他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就是要让中国尽快强大起来，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纵有千般事物万种思虑，在邓小平的心中，国家和人民高于一切。他把一生的目光和心血，全部放在了国家和人民身上，并最终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而他的这种以国以民为本的根本思想，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认可和拥护。有许多的人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其实，这个原因，说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改革开放的愿望深入民心，改革开放的措施符合国情，改革开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人都不可能将改革开放的航船推向前进。

本来，时逢父亲九十五周年诞辰，只是想写一篇父亲在“文革”中的经历以兹纪念。不想，一写就写了这么长。“文革，，是一个太过复杂的历史过程，父亲又是一个太重要的历史人物，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写得清楚。我所写的，是父亲在“文革”中的经历，也是我们全家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在写作的过程中，全家人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把写好的每个章节都一一地送给他们看。家中所有的人都帮我核对事实，帮我回忆细节，帮我补遗纠误，帮我校对文稿。特别是我的妈妈，八十三岁高龄了，还认真逐字逐句地细读细改。如果说，我所写的，能够反映父亲及我们这一家人“文革”经历之一斑的话，那完全要感谢我的妈妈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一一邓林、邓朴方、邓楠、邓质方，还有我的丈夫——贺平。没有他们的帮助，单靠我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这一工作的。

回想起来，简直不敢相信，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三年。真是岁月流逝，光阴如箭。在书写“文革”历史的这段时间里，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就是在睡梦中，我的神思，也常常会随着父亲的足迹浮游。在我的心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父亲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他还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我们说，看我们笑，依旧是那样的不言不语，享受着这人世间最温暖的亲情与欢乐。

爸爸，我们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