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纪事详明的编年史，又可作为古代社会史、军事史、思想史阅读。本书于《春秋》（经）、《左传》（传）原文之下，加以注释和白话全译，精审而流畅。本书的辩解、疏释，使读者获益良多，可以满足读者求知与欣赏的双重愿望。

　　本书是描写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纪传体书籍，是由左兵明所著，该书译文，它和注释相辅相成，读者在阅读注文以外再参考译文，对理解原文可以增加一些方便，在词义和语法上力求和原文对应，对于了解古代文学，提高对古言文的鉴赏能力，都大有裨益。

前言

春秋左传卷一隐公

隐公元年

隐公二年

隐公三年

隐公四年

隐公五年

隐公六年

隐公七年

隐公八年

隐公九年

隐公十年

隐公十一年

春秋左传卷二桓公

桓公元年

桓公二年

桓公三年

桓公四年

桓公五年

桓公六年

桓公七年

桓公八年

桓公九年

桓公十年

桓公十一年

桓公十二年

桓公十三年

桓公十四年

桓公十五年

桓公十六年

桓公十七年

桓公十八年

春秋左传卷三庄公

庄公元年

庄公二年

庄公三年

庄公四年

庄公五年

庄公六年

庄公七年

庄公八年

庄公九年

庄公十年

庄公十一年

庄公十二年

庄公十三年

庄公十四年

庄公十五年

庄公十六年

庄公十七年

庄公十八年

庄公十九年

庄公二十年

庄公二十一年

庄公二十二年

庄公二十三年

庄公二十四年

庄公二十五年

庄公二十六年

庄公二十七年

庄公二十八年

庄公二十九年

庄公三十年

庄公三十一年

庄公三十二年

春秋左传卷四闵公

闵公元年

闵公二年

春秋左传卷五僖公上

僖公元年

僖公二年

僖公三年

僖公四年

僖公五年

僖公六年

僖公七年

僖公八年

僖公九年

僖公十年

僖公十一年

僖公十二年

僖公十三年

僖公十四年

僖公十五年

春秋左传卷六僖公中

僖公十六年

僖公十七年

僖公十八年

僖公十九年

僖公二十年

僖公二十一年

僖公二十二年

僖公二十三年

僖公二十四年

禧公二十五年

僖公二十六年

春秋左传卷七僖公下

僖公二十七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九年

僖公三十年

僖公三十一年

僖公三十二年

僖公三十三年

春秋左传卷八文公上

文公元年

文公二年

文公三年

文公四年

文公五年

文公六年

文公七年

文公八年

文公九年

文公十年

春秋左传卷九文公下

文公十一年

文公十二年

文公十三年

文公十四年

文公十五年

文公十六年

文公十七年

文公十八年

春秋左传卷十宣公上

宣公元年

宣公二年

宣公三年

宣公四年

宣公五年

宣公六年

宣公七年

宣公八年

宣公九年

宣公十年

宣公十一年

春秋左传卷十一宣公下

宣公十二年

宣公十三年

宣公十四年

宣公十五年

宣公十六年

宣公十七年

宣公十八年

春秋左传卷十二成公上

成公元年

成公二年

成公三年

成公四年

成公五年

成公六年

成公七年

成公八年

成公九年

成公十年

春秋左传卷十三成公下

成公十一年

成公十二年

成公十三年

成公十四年

成公十五年

成公十六年

成公十七年

成公十八年

春秋左传卷十四襄公一

襄公元年

襄公二年

襄公三年

襄公四年

襄公五年

襄公六年

襄公七年

襄公八年

襄公九年

春秋左传卷十五襄公二

襄公十年

襄公十一年

襄公十二年

襄公十三年

襄公十四年

襄公十五年

春秋左传卷十六襄公三

襄公十六年

襄公十七年

襄公十八年

襄公十九年

襄公二十年

襄公二十一年

襄公二十二年

春秋左传卷十七襄公四

襄公二十三年

襄公二十四年

襄公二十五年

春秋左传卷十八襄公五

襄公二十六年

襄公二十七年

襄公二十八年

春秋左传卷十九襄公六

襄公二十九年

襄公三十年

襄公三十一年

春秋左传卷二十昭公一

昭公元年

昭公二年

昭公三年

春秋左传卷二十一昭公二

昭公四年

昭公五年

昭公六年

昭公七年

春秋左传卷二十二昭公三

昭公八年

昭公九年

昭公十年

昭公十一年

昭公十二年

春秋左传卷二十三昭公四

昭公十三年

昭公十四年

昭公十五年

昭公十六年

昭公十七年

春秋左传卷二十四昭公五

昭公十八年

昭公十九年

昭公二十年

昭公二十一年

昭公二十二年

春秋左传卷二十五昭公六

昭公二十三年

昭公二十四年

昭公二十五年

昭公二十六年

春秋左传卷二十六昭公七

昭公二十七年

昭公二十八年

昭公二十九年

昭公三十年

昭公三十一年

昭公三十二年

春秋左传卷二十七定公上

定公元年

定公二年

定公三年

定公四年

定公五年

定公六年

定公七年

春秋左传卷二十八定公下

定公八年

定公九年

定公十年

定公十一年

定公十二年

定公十三年

定公十四年

定公十五年

春秋左传卷二十九哀公上

哀公元年

哀公二年

哀公三年

哀公四年

哀公五年

哀公六年

哀公七年

哀公八年

哀公九年

哀公十年

哀公十一年

哀公十二年

哀公十三年

春秋左传卷三十哀公下

哀公十四年

哀公十五年

哀公十六年

哀公十七年

哀公十八年

哀公十九年

哀公二十年

哀公二十一年

哀公二十二年

哀公二十三年

哀公二十四年

哀公二十五年

哀公二十六年

哀公二十七年

[经]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葬曹庄公。夏，公如齐逆女。秋，公至自齐。八月丁丑，夫人姜氏人。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大水。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郭公。[传]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

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

贽：礼物。古人进见，手执礼物表示恭敬。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执玉，诸侯太子及小国国君等执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庶人执雉，工商执鸡。章物：以所执物表明身份。脩：干肉。

晋士劳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士芳告晋侯曰：“可矣。不过二年，君必无患。”[译文][经]二十四年春，周历三月，雕镂桓公庙的椽子。安葬曹庄公。夏，庄公去齐国迎亲。秋，庄公从齐国回到国内。八月丁丑，夫人哀姜到达我国。戊寅，大夫、宗妇进见夫人，以玉帛作礼物。发大水。冬，戎国进攻曹国。曹羁逃亡到陈国。郭公。[传]

二十四年春，雕镂桓公庙的椽子，与用朱漆漆柱子都不合乎礼。御孙谏阻说：“臣子听说，节俭，是道德中的重大表现；奢侈，是恶行中的重大表现。先君有大德而君王你把他放人大恶中去，岂不是太不应该了吗?”

秋，哀姜到我国。庄公令宗妇进见，以玉帛作礼物，是不合乎礼的。御孙说：“男子进见的礼物，大的用玉帛，小的用禽鸟，以所执物表明身份等级。女子的礼物不过是榛、栗、枣、干肉，以表示虔敬而已。如今男女的礼物相同，这是男女没有差别了。男女有别，是国家的大法，而由于夫人使之淆乱，岂不是太不应该了吗?”

晋士■又与群公子策谋，让他们杀死了游氏的两个儿子。士芳告诉晋献公说：“可以了。不出二年，君王就必定没有忧患了。”

P152-154

《左传》全称《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是中华古籍中辉两千秋的重要文献。

“春秋”本来是中国古代纪事史书的通称，各国都有自己的春秋》，因为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所以《春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鲁(春秋)的专用名词。《春秋》的作者，一向认为是孔子所编，说是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有感于自己的道义不行于天下，所以取鲁史所修《春秋》进行加工编撰，要想让人们从中得到扬善弃恶的教训。全书纪事从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六年(前479)，计244年，后人因此称这一时期为春秋时代”。书虽用的是鲁国纪元，却兼记各国事，所以它不仅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也是现存的第一部中国通史。

《春秋》记事的目的，据后人阐发，主要是劝惩。一是劝恶扬善，即提倡道义，从成败中引发教训。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可见，《春秋》之作，是孔子用以定名分，制法度，以息邪说，以禁暴行的。其二是提倡尊王攘夷，提倡王霸、王道，强调以社会等级次序为核心的“礼”。这些，都与孔子其他著作中所宣扬的儒家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春秋》一直被奉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历代治(春秋)的思想家、学者辈出。

然而，《春秋》本身的文字十分简练，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书中通常只有一句话，使人读后不得要领。《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笔就是记录下来，削就是删除不写。这笔削之间，都被认为有大道理存在，被称之为“春秋笔法”，存在“一字褒贬”，有“微言大义”。所以就出现了专门解《春秋》的人，他们解《春秋》的专著就是“经传”。传世的经传，最为出名的是左氏、公羊、谷梁三家，这三家的“传”，都被列入了“十三经”之中，充分说明了后人对它们的重视。

左氏、公羊、谷梁三家所传，侧重点不同，观点也不完全相同，所以古人认为，对《春秋》，信者传信，疑者传疑，因此在经与传之间、传与传之间，都没有刻意求一。宋大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左传》是史家，《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宋叶梦得《春秋传序》也说：“《左传》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这些话，都较准确地概括了三传各自的特点。

《左传》的作者，相传为左丘明。左丘明，有人说是鲁君子，也有人说是鲁国的史官。《左传》的成书年代，也一向众说纷纭。到了宋代，经学家开始怀疑《左传》不出于左丘明之手，有人认为是战国初年魏国史官所作；又有人提出递相增补的看法，认为其中吴起加入的最多。又因为《左传》常有无经之传及经传相异的地方，所以常被人认为“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王接传》)。不过许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谭《新论》)。

《左传》起于隐公元年，止于哀公二十七年，有无经之传十一年。它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时期各国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生平行事。它善于把复杂的事写得有条不紊，剪裁得当，又善于以优美流畅的笔墨叙事写入，所以杜预《春秋左传序》说它“其文缓，其旨远”，赞赏它的委婉与含蓄。由于《左传》具备了这些特点与长处，所以，在今天来看，它不仅是部经书，又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

作为经书，《左传》与《公羊》、《谷梁》专主解经不同。首先，它往往依附于事实，通过对事、对人的评论，迎合《春秋》大义，进行辩析、论述；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及“君子曰”等形式，宣扬儒家 道统。其次，它通过大量史实，从叙事的角度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宗旨，达到与经密切配合的目的。全书最为突出的是对“礼”与“义’：的宣传。礼是儒家维护社会次序，维护道统的准则，而“义”是“礼”的内涵，所以全书不断地强调它们的作用。如晋文公想称霸天下，子犯就以“民不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礼，未生其共”(僖公二十七年)的道理来开导他，利民崇礼，终于一举成功。在全书中，反复出现“礼，国之干也”(僖公十一年)、“礼，身之干也”(成公十三年)一类话；又不断用“礼也”二字来赞赏某事合乎礼，用“非礼也”三字来批评某事不合乎礼。同样，左氏认为“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僖公二十八年)，所以书中总是将“义”放在重要位置，说“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昭公三十一年)。通过这样的宣传，劝人为善，惩治诛挞恶人，达到使人明白“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的目的。这些，不仅与(春秋)精神一致，也进一步阐发了儒家学说的要义。

《左传》作为儒家经典，被研究了二千多年，尤其是成为科举人仕的敲门砖后，更不知有多少人逐字逐句地推敲钩稽。我们今天读《左传》，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像古人那样钻牛角尖地去品味其中的“微言大义”，所以《左传》的“经”的意义自可退居次要地位，它在史与文学作品的意义上显得更为重要。

《左传》记事，有人统计过，盟会109次，会见97次，“侵六十、伐二百十有三、战二十三、围四十、人二十七”，可见头绪纷杂，事件繁多。而作者写来，条分缕析，前后呼应，或简捷明快，或生动细致，这些都已成为后世史家的圭臬。今天读(左传)，不仅要从此了解史实，更重要的是要学会通过这些史实，从中找出借鉴，即总结历史的经验为今天所用。如读越王句践复国的史实，就应该借鉴句践善于忍辱、卧薪尝胆、与人民同苦的精神。读五霸崛起，就应充分注意他们的用人唯贤的做法，从齐桓公任用管仲，晋文公重用从亡诸臣，秦穆公信任蹇叔、百里奚等，牢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这一道理。通过子产不毁乡校，领会“防言如同防川”的治国方法；通过郑子皮对子产的态度，认识到善于举荐人才、使用人才的重要性。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随手举出许多，都是在阅读时应该反复品味、举一反三的。

《左传》在散文上的成就，一向受到推崇，尤其是它长于描绘战争，善于铺叙辞令，更为人赞不绝口。前者可举城濮之战与骰之战为代表。城濮之战是晋楚间第一次大战，也是《左传》重点记载的一次战争。文章详细描述了战争的。起因、开始与经过。在具体写战争时，又分两层来叙述：先写临战前楚成王不想打，而子玉坚持要打，内部不统一，已失去取胜先机；而晋国则君臣同心，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孤立楚国，一方面利用敌人的弱点，从气势上压倒敌人。在交战时，晋国避强击弱，先剪除楚军右翼，再用假装退兵之计，击败楚军左翼，逼使子玉收兵。文章最后又交代了晋兵获胜后的举动，为晋文公称霸作铺垫。全文条理清清晰，委婉曲折，摇曳多姿，成为后世史书及传记类文章的典范。殽之战，作者又别出心裁，另具一格。文章写的是秦、晋在争夺霸权过程中的一场关键战役，但具体写战斗的只有一句话，全篇则着重于围绕战前战后作盘旋。在结构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却一脉贯联。第一部分写战争起因及蹇叔哭师，说明秦军远距离偷袭，违反战争规律，预示秦军必败；第二部分写王孙满观秦师及弦高犒师，秦兵偷袭不成，说明秦国骄兵必败，与蹇叔的分析呼应；第三部分写秦、晋交战；第四部分是馀波，写文嬴释帅与秦穆公引咎自责。整文虽是记事，却处处突出人物，以人物的语言来表现性格神态，其中蹇叔与先轸的形象尤为神似，呼之欲出。

《左传》中记叙论辩辞令的名篇很多，这些言论，或抓住大国、霸主喜欢标榜自己，以仁义道德为幌子的特点，做好圈套让人钻；或引类设譬，不露声色地向君主劝讽，往往言词精炼，说服力很强。如著名的届完回答齐桓公的一段话，切中齐桓公小题大做、色厉内荏的特点，理直气壮地进行反驳。前后两番对答，针锋相对，词气凛然，终于迫使齐桓公匆匆讲和收兵。又如烛之武退秦师的一篇说辞，抓住灭郑对秦无利作为论辩的核心，指出亡郑的结果是“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在主动表示与秦和好的前提下离间秦、晋两国关系，最终使秦穆公退兵。像这样精彩隽永的篇节，还可举出不少，尝鼎一脔，可知全味了。

通过以上简单的介绍，我们基本上已可以明了《左传》的成就与它的特点。尽管《左传》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称不上深奧古僻，但对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阅读时仍不免有很多障碍，所以有必要加以译注。这次译注，采用《四部丛刊》影印的宋刻杜预注《春秋经传集解》为底本，参校了1936年世界书局据清武英殿本影印的《春秋三传》。因为有今译，所以注释主要对人名、地名及个别难词加以诠解。在译注时，参考了前人的不少注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一书，对我的帮助尤大。杨先生不仅将诸家注释予以釐别归纳汇集，一书起了多书的作用，免去我不少翻检之劳；而杨先生所作的辨解、疏释，更使我获益良多。在译完后，曾参考了现行的几种译本，特别是沈玉成先生的译本。对于今译，有一点小小的体会：在译时切不可参考前人译本，否则思路、用词难免会受到牵制；在译后切不可不参考前人译本，否则难以纠正自己的主观、谬误。这是我在多年的古籍整理工作实践中所感受到的，谨此提供给初次从事今译的同好参考。

                         李梦生

                       一九九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