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本书以林语堂一生的主要经历为经，以他的国学研究活动为中心内容，将他的社会批评活动和文学活动穿插其中，全面评述了他在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观点和著述，阐述了他向西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

林语堂（1895－1976），又名玉堂，福建龙溪人，著名语言学家、学者、文学家。

本书以林语堂一生的主要经历为经，以他的国学研究活动为中心内容，将他的社会批评活动和文学活动穿插其中，全面评述了他在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观点和著述，阐述了他向西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

本书材料广博翔实，用新的观点评价复杂现象，敢于推翻一些传统的看法，实为近年来林语堂研究的新成果。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言

英文提要

前言

第1章 早年的文化薰陶

 1．1 “山地的孩子”

 1．2 在寻源书院

 1．3 在圣约翰大学

第2章 出国游学前后的文化汲纳

 2．1 在清华学校

 2．2 在哈佛大学

 2．3 在乐魅索、耶那和莱比锡大学

第3章 重返北京初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它

 3．1 执教北京大学

 3．2 提倡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

 3．3 研究语言学

 3．4 首倡幽默

 3．5 批语泰戈尔的说教

第4章 《语丝》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致力于社会批评

 4．1 参加《语丝》

 4．2 主张彻底改造“国民性”

 4．3 斥责绅士名流的“高调”

 4．4 抨击“勿谈政治”

 4．5 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正义斗争

 4．6 “首都革命”中的勇士

 4．7 “费扼泼赖”——由赞同到摈弃

 4．8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悲愤

 4．9 “打狗运动”的急先锋

 4．10 对执政府和“叭儿狗”的总攻击

 4．11 被迫逃亡

第5章 在厦门大学和武汉革命政府期间的文化活动

 5．1 出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院总秘书

 5．2 继续从事语言学研究

 5．3 反对扼杀国学研究

 5．4 “没有尽到地主之谊”

 5．5 终于离开厦门大学

 5．6 “投身加入武汉的国民政府服务”

 5．7 抨击“东方文明”

 5．8 “对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腻烦”

第6章 到上海后的国学研究和对东西文明的态度

 6．1 重逢鲁迅与在中央研究院任职

 6．2 不满黑暗现实

 6．3 《子见南子》事件

 6．4 语言学研究取得新的成果

 6．5 在东吴大学任教和编写英语教材

 6．6 论东西文明

 6．7 论白璧德的古典主义与克罗齐的表现主义

第7章 《论语》前期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

 7．1 创办《论语》

 7．2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宣传主任”

 7．3 欢迎萧伯纳

 7．4 讥评时政

 7．5 进一步提倡幽默

 7．6 提倡性灵

 7．7 提倡语录体

 7．8 提倡俗字(简体字)

第8章 创办《人间世》、《宇宙风》和写作《吾国与吾民》

 8．1 创办《人间世》

 8．2 畅谈小品文的特性

 8．3 西方小品文艺术和中国小品文传统

 8．4 “到底是前进的”

 8．5 创办《宇宙风》

 8．6 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

 8．7 重视古代文化遗产

 8．8 “尽了它们的使命”

 8．9 《语言学论丛》和《大荒集》《我的话》出版

 8．10 《吾国与吾民》的写作由来

 8．11 《吾国与吾民》的不同反响

 8．12 《吾国与吾民》是一部怎样的书?

 8．13 举家旅美

第9章 在海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宣传抗日救国

 9．1 旅美之初

 9．2 《生活的艺术》轰动美国

 9．3 《生活的艺术》的内涵

 9．4 宣传抗日救国

 9．5 编写《孔子的智慧》

 9．6 充满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气歌——《京华烟云》

 9．7 传统文化成为抨击法西斯的武器

 9．8 回到重庆

 9．9 《中国与印度的智慧》和《啼笑皆非》

 9．10 再回重庆

第10章 继续在海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10．1 以传记形式介绍中国文化——《苏东坡传》

 10．2 编写《老子的智慧》

 10．3 译介中国古代小说名作

 10．4 三次荣获荣誉博士学位

 10．5 严肃的历史传记——《武则天传》

 10．6 初次访台和反对制造“两个中国”

 10．7 到华盛顿讲演和遨游中南美六国

 10．8 乡愁益浓

 10．9 结束旅美生涯

第11章 在台湾从事文化活动的新绩

 11．1 定居台湾

 11．2 《无所不谈合集》

 11．3 《红楼梦》研究

 11．4 主张“回复孔孟面目”

 11．5 提倡整理汉字

 11．6 主编《当代汉英词典》

 11．7 饮誉国际文坛

 11．8 告别世界

林语堂学术行年简表

参考资料

后记

1895年10月10日，林语堂出生于福建南部山区龙溪县坂仔村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为他取的乳名叫和乐。

坂仔村，是一个四面高山环抱的小村庄。当地人称它东湖。村子的南面是十尖山，高耸人云，无论晴雨，都掩映于云雾之间。北面是石缺山，矗立如锯齿形状，山壁陡立，危崖高悬，塞天闭日。山岭上中间裂开，传说有一仙人曾路过此山时将其大趾误插在石上裂痕。接近东南方向，有一带横岭。村中有一条河，急流激湍，但水浅不深。村中土地肥沃，农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耕种，过着异常纯朴的生活。

林语堂是在坂仔度过快乐的童年生活的。他小时候，是一个无忧无虑而又好动的孩子。经常涉足于山野、禾田或河岸边，尽情地呼吸大自然的清新、自由的空气，欣赏日落时的奇景，和气吞万象的高山雄壮景色。这使他惊异于大自然的神奇变幻，并常常幻想怎样走出这四面皆山的深谷，更是培育了他酷爱自由，不受束缚的个性，以及热爱故乡山水之情。他曾一再自诩是“山地的孩子”，并在《四十自叙》诗中写道：

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

可见，坂仔的山水给林语堂的影响是很大的。

林语堂的祖父，是漳州北郊贫瘠的五里沙村的农民。1865年(咸丰十年)，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部队撤离漳州地区时，他被抓去当挑夫而失踪。祖母是基督教徒，生有二子。自从丈夫被抓走之后，她逃到厦门鼓浪屿，将次子送当地一个有钱的吕姓医生，将长子(林语堂的父亲)留在身边，相依为命。她是农家出身的妇女，力气很大，颇有胆量。有一次在五里沙受到十几个土匪袭击时，她竞挥动一根扁担将他们击退。

林语堂的父亲叫林至诚，曾做过小贩，经常肩挑糖果或炒豆，四处叫卖。有时挑米去监狱卖，或挑竹笋到漳州去出售。十三四岁时，他还无偿地为一位牧师搬运行旅，走了八九十公里，结果，超负荷的重担使他的肩膀上留下了一个永不消失的疤痕。他后来把自己肩上的疤痕指给孩子们看，“要小孩们知道必须刻苦耐劳，才能站起来做人，”。24岁时，他人了教会的神学院，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坂仔村传教。他同情劳动者，敢于跟邪恶的税吏、乡绅抗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乐天派”，“敏锐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他通过自学，有一定的中文修养。而且由于经常阅读传教士范礼文博士介绍的“新学，，书籍，和上海基督教学会林乐和牧师(Young J．Allen)主编的《教会消息》，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思想较新，因而不仅拥护光绪皇帝的改革新政，并希望自己的六个儿子都能上大学读书，甚至列牛津大学、柏林大学去深造。

林至诚对自己的孩子们，和蔼可亲，异常爱护，除送他们上学念书外，平时还亲自教他们读书。林语堂六岁人坂仔的铭新小学。十岁时，跟他的三哥憾庐等到厦门鼓浪屿教会小学读书，住在叔父家里。每逢暑假，他们兄弟回到家里，每天早饭后摇铃上课，林至诚教他们读《四书》、《诗经》、《声律启蒙》和《幼学琼林》等书籍，还教他们对对子。他能够轻松从容地把经典的意思讲解出来，孩子们都很佩服。林语堂生性聪敏，接受能力强。他不仅能领会他父亲所讲的知识，而且很快学会了对对子。有一次，学校的一位国文教师给他的一篇作文写上“如巨蟒行小径”的评语，意思是说他的行文拙笨。他看了后，即使时回敬以“似小蚓过荒原”，对得颇为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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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

经过一段紧张的写作后，全书终于依期脱稿了。这总算完成了一件事，心里不免有如释重负之感。

写这么一本书，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林语堂本身就是“一团矛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而且自30年代以来，国内评论界一直对他持有较多的非议，因而不容易对他作出中肯的评述。不过，我认为他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不管怎样“矛盾”和复杂，经过花一番力气之后是可以得到切实的了解，并作出恰当的评价的。为此，我在写作过程中，尽量多看一些原始材料，力求以较充分的史实来说明真实情况。同时尽力做到全面地考察和审视问题，以减少以偏概全和主观臆断的片面性。此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问题，“当好说好，当坏说坏”，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写了自己至今所能达到的认识了。不过，限于这书主要是评述林语堂作为国学家的活动的，因而对他的小说创作谈得较少，对他晚年社会态度也未去涉及。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而且，所作的评述，肯定会有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这书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写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是得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此书的责任编辑钱宏先生对此书写作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二是海内外许多研究林语堂的学者提供了丰硕的成果，使我省去了不少重复摸索的力气，并有可能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多少有所进展。三是有好些友人不吝赐教和帮助解决资料难题。如金岱、吴定宇二位先生曾与我共同商讨林语堂文化活动的特点等问题；李铭标先生和范静梅、李秀卿女士分别在台湾和香港为我购买了大量的林语堂著作，吴定宇先生也给我借阅了不少的珍贵资料。在这里，让我对所有给过我助益的同志和朋友，谨致由衷的感谢!

最后，诸孝正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并冒着酷暑，为拙著撰写序言，给了我莫大的激励。他这种大力支持学术研究的高尚精神，是很令我感佩的。在此，让我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