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智昌，1944年9月生，汉族，云南人，未婚。
1955年，钱智昌在云南巧家县崇溪乡南团小学上学。农村的小孩对知识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对学校有一种自然的向往，使得年幼的钱智昌每天都是兴奋的。黎明晨起，他就背着书包，揣着干粮，迎着朝阳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去上学。尽管南团小学仅仅是村里自办的学校，只有几十个孩子，两位乡村老师，两间砖瓦堆砌的教室，可是在钱智昌心中，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这里有带墨香的课本，有笑容美好的老师，有打闹欢笑的同学，还有广阔的村外世界。在这里，他背了“九九乘法表”，知道了“狼的故事”，知晓了“英雄黄继光”的事迹，还学唱了《少年先锋队队歌》。三年级的他，兴趣的大门刚刚打开，他带着憧憬和美好，对浩瀚的知识宝藏探头探脑。
突然，有一天，学校的负责人很严肃地告诉他：“你被学校开除了！”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砸在他的身上，他当时就懵了。他在学校里乖巧懂事，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上课会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课后也愿意帮助同学，为什么学校不要他了？老师告诉他，因为他身上长了一种斑疹，可能是麻病。是呀，他背上和手臂上长了很多红色的小点点，有时候还有点痒，就像蚂蚁在爬。他并没有在意，痒了就用手挠挠，挠完了就不痒了，他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可是现在老师告诉他，这是麻风病。他不知道麻风病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这是一种恐怖的绝症，是要死人的。
他清楚地记得，6年前的那一幕。1949年初，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一天上午，母亲把家里的孩子叫在了一起，说：“今天你们的父亲要升天了，你们都要去看他最后一眼，送他最后一程。”母亲说完这句话，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就往外走。家里的大姐突然就哭了，跟着母亲跑了出去。年仅5岁的钱智昌并不知道升天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大姐为什么会哭，只能乖乖地跟在哥哥姐姐后面。钱智昌的父亲叫钱开明，是一位乡村赤脚医生，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他们一共生养了6个孩子，钱智昌在家中排行老三。
他们到了离学校不远处的一个空坝上，看到中间有几根粗壮的木头一层横叠一层纵横交错搭成一个台子，上面堆了很厚的干树枝、枯树叶、稻草、玉米秆等，整个柴火堆有一间房那么高。父亲就站在柴火堆旁边，看到他们来了，挨个摸了摸孩子们的头，也不说话。陆陆续续有村民往这里聚集，快到中午的时候，基本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他们没有拥挤，没有喧哗，甚至招呼都不打，都静静地站在钱智昌他们一家人的身后和两边。大人们表情都很凝重，小孩也不敢吵闹。现场静得让钱智昌有点害怕，他伸手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可是妈妈没有任何反应。他又抬头看了看天，天灰蒙蒙的，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片云。这时候村里的两个壮汉把钱智昌的父亲用绳子捆在一个木板上，父亲看了看母亲和他的6个孩子，张了张嘴，好像要说点什么，最终却什么都没说，缓缓地闭上了眼睛。钱智昌看到这个场景以后，更加害怕，他哆嗦地躲在妈妈的身后，但还是倔强地露出小脑袋盯着木板上的父亲。快，又有几个壮汉加入，他们齐手把钱智昌的父亲抬到了3米高的柴火堆上，父亲仰躺在上面，钱智昌都看不到他。柴火堆的下面有一个巨大的洞，钱智昌看到村里的一个叔叔，手拿着火把看向人群中的一位长者。长者点头示意以后，他就把火把伸进了洞里，顿时柴火被点燃了，火苗顺势往上冒，柴堆哔剥燃烧着，火焰愈来愈旺，把父亲包围在一片红光中。钱智昌看到柴火堆在晃荡，父亲在挣扎；他还听到父亲在喊叫，可是听不清喊的什么。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小，渐渐地消逝在浓烟中，火势小了下去，浓浓的烟雾覆盖着整个天空，父亲走了。母亲一只手把钱智昌抱在胸前，让他埋在自己的怀里；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儿子的小手，钱智昌感觉有一丝疼痛。接着，他看到自己胸前的手背湿了，母亲硕大的泪珠一颗一颗连串地砸在他的手背上，吧嗒吧嗒……5岁的他，恐惧，懵懂，还有莫名的悲伤。周围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哭泣，他也跟着哭。火熄灭了，留下一堆残灰，空坝上的人慢慢地散了，钱智昌的母亲走到灰烬前，拨拢了一些白灰包在随身带的包袱里，带着他们一起将父亲的骨灰埋葬了。跪在父亲的坟前，母亲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走之前是没有饿饭的，村里每家每户凑钱买了一头猪，让他吃了5天的猪肉。你们的父亲得了麻风病，他是一个医生，知道得了这病只有死，不然就要传染给其他人，他是自愿的。你们不要怪那位点火的人，他是村里抽签定的，谁都不愿做这个事；你们也不要怪村里的保长，是他安排每家派人为你父亲送行。”
父亲被活活烧死的那个场景一直牢牢地刻在钱智昌的心里，“麻风病”这三个字也一直肆虐地在钱智昌的心里盘绕。但是他从来不对外人说起，他甚至没有对自己的母亲提过。我跟钱智昌认识和交往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其实，从认识他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他的父亲是因为麻风病去世的，但是我一直不敢问他，也不敢打听他父亲死的过程，甚至不敢在他的面前提起他父亲。我能猜测出那一定是他心中的一道疤痕，不能随便揭。直到2014年9月的一天，我打电话告诉他，我想在他父亲生日那天和他一起去祭奠，因为那一年正好是他父亲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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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提起笔写后记的时候，正好收到钱智昌寄来的身份证复印件，“去北京”是他这辈子的梦想。我计划，在秋天的时候带他去。那时候北京秋高气爽，香山的枫叶红了，长城的天更加澄澈了，故宫的殿堂更加鲜艳，天安门前的五星红旗更加耀眼。我想让他享受下五星级酒店的美食，感受下现代卫生间的方便……作为朋友，我会与他同行。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跟钱智昌交朋友，你俩相差这么远？你们能交心吗？朋友，在社交圈子中，已经有了丰富的色彩。有些人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吹牛侃大山，也许我们很和谐，很匹配，也有很多共同的话说，可是他不会让我牵肠挂肚，不会让我惦念。或许因为工作、生活的需要，彼此不再见面，这种关系也就慢慢淡化，渐渐消失在记忆中，无影无形。这些朋友就像过客，匆匆来，匆匆走，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很少有机会跟钱智昌坐下来深聊，每次去看望他，都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忙，每次打电话也是寥寥数语，聊聊近况，仅此而已。可是他却在我的心里，一段时间不联系，我会想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房子盖好了没？我什么时候要过去一趟，看看他们老两口。他也会时常给我打电话，每次第一句话都是“你身体好吧？”，我清楚地记着4月20日那天芦山地震，他是第二位打进我手机的人，我们俩有一种感觉很神奇，却很真实。
更神奇的是，每次听钱智昌讲他的故事，就像自己的故事一样。虽然，我们两个人的人生境遇是如此不同。他说他在地里一遍又一遍刨土，汗水滴滴答答落到泥土里；我的脑海中是我在田径场上一圈又一圈地跑步，汗水滴滴答答落在跑道上的画面。他说别人看不起他的时候他就搬石头，把石头一块块搬走，也不知道累，看着平坦的土地，就像心里的石头也被搬走了一样。我刚从成都军区体工队下连队的时候，也有不少人看不起我，因为我没经过部队正规的训练，怕我给连队拖后腿，于是我夜间就跑到操场上苦练，在拉练中我凭着自己身体素质好，给体力差的战友扛枪，为生病的战友站岗，不知不觉，我在他们心里也有了分量。钱智昌说，那些年他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就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想着活一天是一天。那些年，我也是一个人，没有人看好我，因为做十项全能运动员，我的个子是最矮的一个，条件也是最差的一个，我要比其他运动员付出得更多，因此别人跑1圈我就跑2圈，别人跳5次我就跳10次，别人投10次我就投20次，就这样坚持下去，几年后我站在了领奖台上，打破了田径十项全能全军纪录，获得了运动健将的称号。
我们俩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一股不服输的劲，一股不被人看不起的劲。他成了种粮能手，当年我也成了体育标兵。我们俩在各自的领域有了自己的骄傲，那是一样的精神，一样的劲头。 今年，钱智昌73岁了，我也63岁了，我们相差10年，相识10年。10年让我们从陌生人变成了心灵之交。10年的时光里，钱智昌的鬓角白了，脊梁弯曲了，皱纹增多了，话也多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有下一个10年，他无儿无女，谨以此书，为我留下点回忆！
15年前，一次摄影的机缘，让我走进了隐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庄——麻风村。我不愿意称它为“麻风村”，在这里，我看到的是同样健康的孩子们。他们与外面孩子一样的天真、活泼、可爱、聪慧，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脚下没有一所学校。
麻风病在我童年记忆里是恐怖的代称，我们称它是魔鬼。可是，直到我亲眼看见那些身带残疾的老人，才真切地体会到它有多恐怖！20世纪30年代，在我们国家的许多地区，麻风病人都还在被合法的捕杀，活埋、活火葬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段却生生用在他们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专门建立了今天所称的“麻风病康复村”，这种隔离治疗的方法对当时贫困的中国来说是唯一可行的。它让今天的中国人永远远离了曾经肆虐的麻风病，保障了我们和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我心中，每一位麻风病人都是有功的人，对已老迈甚至故去的他们，我心怀感激。
15年来我走遍了凉山州大大小小的麻风康复村，接触了很多麻风病人和他们的家庭，在与他们同吃同住的那些日子里，我跟他们交上了朋友，
听他们讲述自己几十年的经历。每当我同他们接触交往时，就会感受到一种召唤，这是一种与以往生活经验完全不同的情怀，这种感受来自麻风病人的坚忍和淳朴。他们一头记挂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另一头又被痛苦和贫瘠的现实牵绊着，在我与他们的对话中，这种矛盾冲击着我的心灵，也净化着我的灵魂。钱智昌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从他那里懂得了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高贵，明白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真正含义。我时常会用这些来勉励自己。
那里的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本想把他们的故事都写进书里，但太多，又怕讲不完、讲不清，所以选择了钱智昌为主线，讲一讲我与他这10年来的交往故事，也试图揭开凉山州麻风村的一角。这些年里，我拉过那些老人的手，吃过他们的饭，就是这样一个来自外界健康
人的简单问候，竟让他们泪流满面。他们太需要我们的尊重和关心。他们刻满皱纹的脸庞，布满沧桑的双手，以及那一幕幕电影镜头般的往事，催促我讲出他们的故事，写出他们的心声。这是我提笔撰写此书的初衷。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已经离去和在世的麻风村病人们，也向他们表达我心中的感激和感动。感谢大家阅读此书，也感谢为此书贡献出自己故事的人们！
15年来作者林强走遍了凉山州大大小小的麻风康复村，接触了很多麻风病人和他们的家庭，在与他们同吃同住的那些日子里，作者跟他们交上了朋友，听他们讲述自己几十年的经历。那里的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作者本想把他们的故事都写进《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纪实）》一书里，但太多，又怕讲不完、讲不清，所以选择了钱智昌为主线，讲一讲我与他这10年来的交往和故事，也试图揭开凉山州麻风村的一角。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麻风病人为了家里人、村里人甚至陌生人离开家，独自前往山林中生活，主动隔绝了人世。而今，他们已年迈，他们已步入人生的最后时期，他们已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也许林强著的这本《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纪实）》可以让你认识一点关于麻风病人的现实。
本书作为一本纪实文学，具有素材真实、感情真挚、摄影图片震撼、思考深入等特点，向读者展示了祖国西部这块广袤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和扶贫路上的问题，展示了党和政府在扶贫攻坚事业上表现出的决心，展示了麻风病人这一特殊群体在残酷的命运面前表现出的坚韧，这一切都是生命本身赋予人的力量，绝不放弃的力量。
随书附赠作者签名麻风村精美摄影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