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朝不保夕的孤儿皇子，逆袭为高高在上的罗马皇帝；他是逆潮流而行的“叛教者”——尤里安；生不逢时的人本主义先驱，散发别样光辉的一生！

由俄罗斯德·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著、刁绍华和赵静男共同翻译的《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精）／20世纪俄罗斯文学精品书系》这本书

由俄罗斯德·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著、刁绍华和赵静男共同翻译的《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精）／20世纪俄罗斯文学精品书系》这本书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精品书系”之一，这部小说取材于罗马帝国的历史，反映了基督教和多神教的残酷斗争，刻画了罗马皇帝尤里安的悲剧形象。小说从尤里安的童年写起，描写了他一生的活动。这位君主在基督教产生三百年以后宣布宗教自由，企图恢复古希腊时期的多神教。因为他推崇古希腊艺术，把奥林匹斯诸神视为美的理想、力量的源泉。尤里安在历史上被基督教会宣布为“叛教者”，本书却把尤里安刻画成一个悲剧性的英雄，对他充满同情。

第一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第二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附录 自传随笔

马可在闲扯中情不自禁地坦诚起来，带着神秘的样子，伏在百人长的耳朵上悄悄地告诉他，督军“赫尔维狄乌斯这只老山羊”由于新来的一个利利比亚妓女对他大发醋劲；斯库迪洛想要通过一项重大效劳来挽回赫尔维狄乌斯对他的宠爱。在离恺撒里亚城不远的马萨鲁姆城堡里，关押着尤里安和加卢斯．他们是当朝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堂弟，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儿，不幸的弗拉维乌斯皇室的末代子孙。君士坦提乌斯登基时害怕竞争对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叔叔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丁的兄弟，尤里安和加卢斯的父亲。还有许多人都成了牺牲品。可是却饶了尤里安和加卢斯，把这兄弟二人关进与世隔绝的马萨鲁姆城堡。恺撒里亚城的督军赫尔维狄乌斯陷入很大的困境。他知道新的皇帝憎恨这两兄弟，因为他们使他想起自己的罪行。赫尔维狄乌斯本来想要猜出君士坦提乌斯的心思．但又很害怕。尤里安和加卢斯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随时都害怕被杀死。统兵官斯库迪洛为人很机灵。幻想能够得到宫廷的嘉奖，从长官的暗示中明白了君士坦丁的两个继承者预谋逃跑，但他赫尔维狄乌斯却不想承担责任；于是马可决定率领一队士兵到马萨鲁姆城堡去，担着风险把这两个囚徒抓起来．押送到恺撒里亚城．认为对这两个未成年的孤儿没有什么可顾忌的，因为他们遭到每个人的遗弃，皇帝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一旦建立这项功勋，便可指望恢复督军对他的宠爱，他仅仅因为那个红头发的利利比亚女人才失掉了这种宠爱。

马可还把自己的部分打算告诉给普布利乌斯，当然是说得很谨慎。

“你想要干什么，斯库迪洛？难道接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密令？”

“没有接到任何密令。也许是任何人对此都一无所知，但有传言，你瞧，有成千上万的各种传言，有人期待，有人暗示，有人半吞半吐，有人威胁，也有人保守机密——咳，说起机密来，真是没完没了！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完成所说的要求。你若是能猜到皇上没有说出来的心思，那就会因此而得到嘉奖。让我们来瞧瞧．试试看，找一找。主要的——是更大胆，更大胆一些，给自己画个十字。我指靠你啦，普布利乌斯。也许我和你很快就能在宫廷里喝上比这更好的美酒……”

傍晚的天色阴雨不断，从带栏杆的小窗户里射进一缕让人心烦的光亮；渐淅沥沥的雨声让人觉得很单调。

薄薄的泥墙上有许多裂缝，墙外就是牲口栏；牲口粪便的臭气钻进了室内，传来母鸡的咯哒声、鸡雏的啾啾声和肥猪的咴嚷声；牛奶流进木桶里，发出哗哗的声响：可能是女主人在挤奶。

士兵们由于输赢而争吵起来，小声地谩骂着。墙根上的泥土剥落了，露出编墙的柳条，一只小猪崽粉红色的温顺的脸从柳条的缝隙里钻过来，它陷进了圈套，无法把头缩回去，可怜地哀叫着。

普布利乌斯想道：我们眼下离得最近的是牲口栏，而不是皇帝的宫廷。

他的惊恐不安消失了。统兵官放肆无度地闲扯了一阵之后，也感到无聊了。他从小窗户望望灰蒙蒙的雨天，瞧瞧那只小猪崽的脸，看看锡质高脚杯里劣等葡萄酒酸溜溜的沉淀物，再看看那些肮脏不堪的士兵，不禁感到一阵愤怒。

他用拳头敲起桌子来，桌子由于四条腿长短不一而摇晃起来。

“喂，西拉克斯，你这个骗子，基督的出卖者，过来！这算是什么葡萄酒，恶棍？” 店主跑来了。他生着一双像黑炭一样的眼睛，头发打成无数小卷，胡须也是黑的，也打着无数小卷，泛出浅蓝色的光泽。夫妻温存的时刻，福图纳塔说，西拉克斯的胡须像甜葡萄一样香甜。他那双黑眼睛也经常都是甜腻腻的，甜蜜的微笑从不离开那双红润的嘴唇。他简直就像酒神狄俄尼索斯①（①狄俄尼索斯，亦称巴克科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植物神。）在人间的转世：全身无一处不是黑的，不是甜蜜的。

店主以摩西的名义，以丁底墨涅②（②丁底墨涅，希腊神话中天上万神和地上万物之母库柏勒的别称。）的名义，以基督的名义，以赫耳枯勒斯的名义起誓发愿说，这是上等葡萄酒。可是统兵官则宣布说，他知道，潘菲利亚商人格拉布里翁是在谁的家里被杀害的，说不定哪一天要把他西拉克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P004-007）

1911-1913年版全集序言

想要关注本文集的读者将会发现，尽管各书的内容形形色色，有时甚至大相径庭，但彼此之间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一条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这不是好几部书，而是一部书，只不过是为了方便才分册出版罢了。这是一部书——讲的是一件事。

对于当代人类来说，基督教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就是暗含在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问题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答案也不尽相同，甚至存在着矛盾。假如我是一个布道师，我定会急于消灭它们，或者把它们藏匿起来，以便加强布道的力量；假如我是个哲学家，我定会努力按照一个想法走到底，最后达到寓单一于多样的明晰性，犹如光线通过水晶的折射一样。然而，我既不布道，也不进行哲学探讨（如果说我有时难免做前者也做后者，那也是出于无意，甚至与自己的本意相悖）；我只不过是描绘自己一贯的内心感受而已，并且认为：这种描绘不管如何不完美，可是它们毕竟是过去有过的事的真实记录，自有其价值。园为我所发生过的事，许多与我同时代的人过去或将来也会发生；我过去和现在所感受的，许多人过去和将来也会感受到。基督教是什么？——不管当代人类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则是无法回避的。

矛盾会破坏系统性，会削弱布道的力量，但是却能肯定感受的真实性。不管完美无瑕的水晶如何诱人，还是应该认为植物的生长比它更好，尽管它并不完美，不匀称，与外界发生矛盾，并且内在不断地战胜矛盾。我不要追随者。不要门徒（上帝保佑，我现在没有，并且希望将来永远都不会有），我只希望能有同路者。我不说：你们到那里去；我要说：既然我们同路，那就让我们一道走吧。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不能一个人去。如果说在我所写的东西里存在着布道，那么也只有一种：鼓吹不应该有布道；不应该有一个引路者，而应该大家一起走。走出“地下室”，克服孤独——任务就是如此，如果说我的“手记”①（①此处套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的标题。）里反映了这项任务，那么这些“手记”就可能不无裨益。

我并不奢望给人们提供真理，但是我却希望：也许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探求真理。果真如此，那么就请他跟我肩并肩地走那些崎岖曲折的、有时黑暗恐怖的道路；请他跟我分担我所感受到的矛盾痛苦，有时甚至是绝望的痛苦。读者跟我在各个方面都是一致的；如果我能从这些矛盾中解脱出来——那么他也一定会解脱出来。

举个例子来说。当我着手写作《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的时候，我觉得存在着两个真理：基督教是关于天上的真理，多神教是关于地上的真理，这两个真理将来要融合在一起——那就有了完满的宗教真理。可是，等到我快要写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基督与反基督的融合纯属亵渎神明的谎言；我知道，这两个真理——关于天上的和关于地上的——早已在耶稣基督身上，在神子身上融合在一起了，普天之下的基督教所信奉的那个唯一真神身上体现出来的真理，不仅是完美的，而且也是不断完善的，不断成长的，永无止境。除此之外，再就没有别的真理了。但是，现在我还知道，我必须把这种谎言坚持到底，那样才能看见真理。从一分为二到合二为一——这就是我所走的道路，与我同路的读者，如果他在主要方面——在自由的探索中与我一致，也必定会走到同一个真理上来。

再举个例子。当我写作研究著作《列·托尔斯泰与陀恩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我在俄国专制制度中。具体地说，在它与俄国东正教联系中看到了，或者说，我想要看到正面的宗教力量。也跟弗·索洛维约夫①（①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哲学隶和诗人，对俄国文学的象征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尽管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我觉得俄国的独裁制度是通向神权、通向尘世天国的途径。我在这方面是始终如一的：我主张在宗教方面把基督与反基督结合起来，从而在社会生活中也应主张二者的结合。可是，写作《未来的含②（②含，《圣经》中挪亚的儿子，洪水期间登上方舟而得救，后来对父亲不孝。）》和《俄国革命的先知》时，我已经知道，俄国独裁制度的宗教方量的确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正面的，而是一种反面的、魔鬼的力量。我还知道，不理解这种力量，面对它闭起眼睛，不善于重视它——这是俄国革命历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与旧秩序的斗争只要是单纯地局限在政治平面上，像迄今为止所进行的那样，它就不可能以胜利而告终。革命本来是与长着翅膀的猛禽斗争，可却以为是在与四条腿的猛兽斗争。革命本来是尘世的，而它的敌人都不只是尘世的。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会如此奇异而又软弱地失掉了武器。对敌人的打击虽然穿过了他的躯体，但是并没有伤着他。就像用剑击幽灵一样。

让我得出这种认识，使我睁开眼睛来观看俄国独裁制度的，不仅仅是对世界性的基督与反基督斗争的历史观照，而且还有我个人内在的宗教经验和俄国生活的外在事件。如果读者在我的这些想法上经不住诱惑而同意我的意见，那么也会跟我一起战胜这种诱惑。我还知道一点：不彻底地认识诱惑，就不能战胜它。

例子已经够了。我担心所说的这些已经束缚了读者的自由。我再重复一遍，请我的同路者跟我并肩而行，如果他们愿意并且能够这样做；而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放弃我——我不会拉着他们跟我走。

最后，我试着给我所写的东西提供一个最简要的概括说明。

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描写的是两种本原在世界历史上的斗争，这是过去的斗争。《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革命的先知》《莱蒙托夫》《果戈理》——描写的是俄国文学中的这一斗争，这是现在的斗争。《未来的卑贱者》《不是和平而是刀剑》《在平静的漩涡里》《病态的俄国》描写的是俄国社会生活中的这种斗争。《古代悲剧》《意大利故事集》《永恒的旅伴》《诗集》则以路标的形式记下了把我引向一个唯一的包罗万象的问题的各条旁系道路，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两个真理——神的与人的——在神人显现中的关系。最后，第二个三部曲——《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十二月党人》①（①《十二月党人》，又称《十二月十四日》。）（后两部正准备付印）——则从这两种本原的斗争对俄国未来命运的关系的角度来探讨这种斗争。

这当然只是一个外在的、死板的示意图，是一个迷宫的几何草图；至于构成活生生的植物生长的内在结构，我本人恐怕比别人知道得少。我只知道，我并不想构建什么——我想要成长和培育；至于是否成功了，这不该由我来评判。

我知道，在我的同时代人中间，与我同路的读者并不多。然而，我并非孤身一人。要是没有与我亲密的人的帮助，没有同一信仰的亲密者的帮助，我就连已经做出的微小成就都做不出来。如果只能指望同时代人，那么从事宗教事业的人不管他们如何谦逊，都根本不会干这种事。我们栽种圆白菜是为了自己，而栽树则是为了子孙后代。

我想要把我的劳动——我们的劳动——奉献给那一代俄国人，他们会理解，基督教不仅过去存在过，而且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基督教不仅是完美的真理，而且这真理不断完善和不断成长，无尽无体；俄国的解放，世界的解放，不可能不以基督的名义进行，别无其他的名义。

自传随笔

我已故的父亲对我讲过，我的曾祖父费奥多尔·梅列日基曾经在乌克兰的格卢霍夫城当军队司务长。祖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十八世纪末保罗一世皇帝在位期间来到彼得堡，他作为贵族进入伊兹玛洛夫团任下级军官。可能就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小俄罗斯姓氏梅列日基更换成俄罗斯姓氏——梅列日科夫斯基。后来，他从彼得堡调到莫斯科，参加了1812年战争。

我的父亲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于1812年生在莫斯科，其母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第二房妻子库尔勃斯卡娅。父亲住在罗戈日区，在利贝尔曼夫人寄宿学校受教育。1839年开始担任公职，起初在奥伦堡省长塔雷津手下供职，后来在宫廷事务大臣舒瓦洛夫伯爵手下任副科长，再后在宫内府任科长。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的整个期间，他都在宫廷大臣阿德菜尔伯格伯爵手下担任这一职务。

1853年，他娶彼得堡警察总局办公厅主任的女儿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切斯诺科娃为妻。

我于1865年8月2日生在彼得堡叶拉根岛上宫廷的一栋住房里，当时全家正在这里消夏。我直到现在还喜欢叶拉根公园没有生气的沼泽林莽和池塘，我们这些孩子读了很多迈因·里德和库柏①（①迈园·里德（1818-1883）和库柏（1789-1851），皆为美国作家，以冒险小说闻名干世。）的书，在那里玩“野人”游戏。那里有一棵松树至今还完好无损，我当年曾在这棵松树上用木板在枝权中间给自己搭了一个座位，像一只鸟儿似的高高地坐在那上面，读书，幻想，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远离人寰的自由自在的“野人”。记得我们钻进宫殿黑暗的地窖，只见潮湿的穹隆上垂挂着一个个钟乳石，在烛光下闪闪发亮。我们经常爬上那个宫殿绿色的平顶，从那里眺望海湾。记得我们划船，在十字岛的沙滩上架起篝火，烧土豆吃，仍然感到自己是“野人”。

冬季，我们住在鲍耶罗夫住宅楼，这是一栋老而又老的房子，早在彼得时代建造的。位于冯丹卡汇入涅瓦河的拐角，紧挨着洗衣作坊桥，正对着夏园：一面是彼得一世的夏宫，另一面是他的小房和彼得堡最古老的木头的三位一体大教堂。住宅是公家的，很宽敞，分为两层，有许多房间，有起居室，也有客厅。窗户朝北；房间很大，很阴暗；室内陈设和气氛很严肃，是个典型的官吏之家。父亲不喜欢孩子们吵嚷喧哗和妨碍他工作，我们经过他书房的门时都得踮起脚来走路。

我现在觉得他有许多优秀品质。可是，他背负着尼古拉时代官吏的重担，变得冷酷而阴郁，不善于安排家庭生活。我们兄弟姐妹九人：六男三女。我们童年时代生活得相当友好，可是后来却分道扬镳了，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来自父亲方面的真正的精神联系。  我在男孩子中间是最小的一个，母亲最疼爱我。如果说我身上有善良的素质，那么只应该归功于她一个人。 我七岁或八岁那年，差一点儿没有死于白喉。只有母亲护理我。

父亲时常长期出差， 或是出国，或是到克里米亚南岸的利瓦季亚去——当时多病的皇后正住在那里，父亲把子女留给老女管家阿玛利娅·克里斯蒂雅诺芙娜照管。她是雷瓦尔的日耳曼人，很善良，但并不聪明，胆小怕事。我谈不上喜欢她，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孩子对她颇有好感。我还有一个年老的保姆，她经常给我讲俄罗斯童话和圣徒行状。我至今还记得她那个昏暗的圣像角，神灯静悄悄地亮着，孩子祈祷时体验到的幸福感以后便一去不复返了。我并不非常喜欢到教堂去，我觉得身穿华丽袈裟的神甫很可怕。

父亲有时应母亲的要求带我到克里米亚去，我家有一处小庄园坐落在到乌昌苏瀑布去的路旁。我在那里第一次感受到南方大自然的优美。我还记得奥列安德辉煌的宫殿，可是那里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白大理石圆柱在湛蓝的大海的衬托下——对于我来说永远是古希腊的象征。

我在第三古典中学受教育。那是七十年代……田村。托尔斯泰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在他家过夜，就宗教问题谈得很多。他很称赞季·尼·吉皮乌斯的特写《光明湖》。分手时，他盯着我的眼睛，他那双像熊一样的“林中人”的小眼睛，很和善，多少有些奇特，让人想起叶罗什卡大叔，他单独对我说：

“他们告诉我，您不喜欢我。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很高兴……”

那时，我已经朦胧地感觉到，我的书里对待他不完全公正，虽然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托尔斯泰对于我来说毕竟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亲近、更亲切。

1905-1906年革命期间，我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更主要的，我有了许多感受，这对于我内心发展的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懂得了——仍然不是抽象地，而是生动地一东正教与俄国旧秩序的联系，也明白了，要想达到对基督教新的理解，除了对二者一道予以否定之外，别无其他途径。

莫斯科起义之后，我和妻子到巴黎去了。在那里与ДB．菲洛索佛夫合作。用法文出版一本论文集，内容是探讨俄国革命的宗教意义。①（①这部论文集题为《沙皇和俄国革命》（1907），还译成其他欧洲语言。）我在巴黎写了剧本《保罗一世》，1908年问世之后立刻被没收。四年以后．我由于这个剧本而受到审判，被指控“狂妄地侮辱最高当局”。只是由于偶然的幸运，才被宣告无罪。

还是那个时期，在威尔日鲍洛夫越过国境的时候，我的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的手稿被收去……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