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是现代中国的风云人物，孙中山最倚重的助手，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尝论其曰：“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求于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又谓：“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可以想见其为人。《胡汉民自述(1879-1936)》是国民党元老及早期领导人胡汉民的自述文集。包括“胡汉民自传”、“胡汉民自传续编”、“见解与主张对”等各部分。

《胡汉民自述(1879-1936)》是国民党元老及早期领导人胡汉民的自述文集。包括“胡汉民自传”、“胡汉民自传续编”、“见解与主张对”等各部分，胡汉民一生经历复杂，《胡汉民自述(1879-1936)》有选择的对胡汉民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其中部分篇目稀见而珍贵，对了解近现代史、民国政治史以及胡汉民本人等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

胡汉民（代序）

第一编 自传及其续篇

 自传

 一、家世与少年时代

 二、满清钳制汉人之政术

 三、清廷之排外与媚外

 四、游学日本与退学归国

 五、就任梧州中学总教习与宣传革命

 六、再度游学日本与对梁启超之批评

 七、初见总理与参加同盟会

 八、编辑《民报》及与保皇党之论战

 九、对由日退学归国问题之意见

 十、使用青天白日旗之决定

 十一、随总理赴南洋与亲历镇南关之役

 十二、策应河口起义

 十三、黄冈起义之经过

 十四、对杨度与刘光汉之批评

 十五、在南洋对保皇党之斗争

 十六、劝汪兆铭勿行暗杀

 十七、任南方支部部长与策划广州新军起义之经过

 十八、设法营救汪兆铭

 十九、筹划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

 二十、广东之光复与出任都督

 二十一、出师北伐

 二十二、清除粤省反动分子

 二十三、改选广东省会议员与应付英人办法

 二十四、对党人之观感

 二十五、袁世凯之阴谋

 二十六、从总理至沪转宁与襄助组织临时政府

 二十七、在临时政府时期之作风

 二十八、迁就南北和议之真相

 二十九、同盟会之改组与各省都督之更动

 三十、随同总理游历武汉

 三十一、复任广东都督

 自传续篇

 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

 五、从代理大元帅到被逐赴俄

 六、十七年入京与汤山被禁

 附言

第二编 钦廉上思之役撤退之经过

 钦廉上思之役撤退之经过

第三编 戊申云南河口之役之经过

 戊申云南河口之役之经过

 上孙总理续报告云南河口军务书

 附录：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

第四编 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

 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

 一、初到南洋发动革命和筹款的情形

 二、购运军火的失败

 三、防城之役

 四、镇南关之役

 五、孙先生的被迫离安南

 六、钦廉上思之役

 七、河口之役

 八、我的匿居安南与出走的情形

 九、南洋华侨之习惯思想与初期的保皇党之活动

 十、南洋资本家的不革命

 十一、南洋华侨热心革命的分子

 十二、南洋党务之现状

第五编 见解与主张

 民报之六大主义（节录）

 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

 建设共和政体

 土地国有

 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

 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告非难民生主义者（节录）

 第一节驳所谓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之说

 第二节驳所谓中国不可行社会革命之说

 第三节驳所谓中国不能行社会革命之说

 粤汉铁路商办问题之未解决

 戴季陶和他的《日本论》

 致杨度书

 复杨寿彭书

 在英国商界欢迎宴会上的演说

 附：离英时之告别书

 访问英国之回忆

 公开征集《孙中山年谱》史料的启事

 十九路军公墓纪念碑碑文

 遗嘱

附录

 《革命逸史》中记载的胡汉民资料五则

 胡汉民大事简表

自传

一、家世与少年时代

余父文照，为江西庐陵县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业农，至祖父宦游来粤。父治刑名，就幕州郡。母文姓，江西望族，能为诗，且解音乐围棋。余以千八百七十九年出生于广州番禺县。幼即从父母流寓博罗、茂名、德庆等县。父性廉介，其客州郡，稍不合，即拂衣去。生五子二女，食齿繁，故家常贫。母极勤俭。余幼时最见爱于母，既就学，记忆力独强，由是父亦爱之。幼年事无足述者。惟记于六岁时随父母至高州，途中雇挑夫，给以工资，辄为夫头乾没，夫役咸咒骂，夫头方施施然从二烟馆出，各夫见之，复无如何，余甚怪各夫之懦。又七岁时，寓高州府衙，与老仆过衙中审讯处，适刑扑犯人，犯人号呼如豕啼，余急走避，数月不敢出。此二事印象颇深，故稍长亦未尝有叱责婢仆之事。其时太平天国失败，满清为中兴时代，仍以八股科举取士。余十一二岁时，日能诵数千言，遂尽读所谓十三经者，更及史记古文辞之属。下笔为古文时，文俱斐然可观。一八九一年秋，父病殁，由是无力从师，仅自修于家。一八九三年母复病殁，凡两月始克举殡。家庭生计，盖有不堪言状者。

父教至严，而余则极孝。父患病以误信庸医者言，沉绵数月，余闻长兄进谏而为父所斥，则亦默然退。至父病革，余哀且愤，骤人厨取刀欲斫杀某医，叔父某掩人，夺其刀，举家以为将自杀以殉。母哭尤哀，余亦伏地哭，而某医闻声逃，十年不复见矣。母死，以家计故，与长兄清瑞各课徒糊口。兄与余友于最笃，兄治经最力，余不能也。余年始十六，门徒有十七八岁者。既课徒，复须自修，且时应考书院，博膏火以赡养弟妹。尔时中国学子皆不识所谓卫生之说，惟夜继日，穷年苦攻。父母见背，而一兄一姊两弟，皆以医养不足，相继殂谢，以是常忧伤憔悴，而壮年体弱多病，俱缘于此。幸而知识欲颇盛，又能为诗，忧愁有所发舒，故不至发生厌世思想。十五六岁从旧籍中见顾亭林、王船山诸人著述，深感满洲政府以异族宰制诸夏之无理。适有中日之役，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当时学界为之激昂，辄攘臂而谈时务，顾皆无要领，于余心未餍。独孙逸仙博士忽谋革命于广州，则以为空前奇举；然其时实未识孙先生为何如人，且无由与通；惟有间从耶稣教会信徒来往，稍知一二，因孙先生本为教徒。其时耶教乃官府所慑畏，间有秘密出版之书籍，亦由教徒密为输卖，教徒尔时常有同情于反对政府者。如是者十年，其后则反是矣。清廷败于日本，其腐败而无能力之弱点，无从掩蔽，少数较开通之官僚稍欲引进嗜新敢言之士，以与顽固者角胜，其动机亦缘于帝后党派之争。满清袭用中国从来宗法社会制度，西太后以女主握政权者二十馀年，谓之垂帘听政。至光绪帝载湉既长，名虽归政，而在朝大官大抵为太后所任用。有翁同稣者，为帝师傅，欲拥帝而排斥后党，于是文廷式、康有为辈由是不次进擢。中日之役，以海军年费辄移入内务府为颐和园用(太后所居)，为召败之一因，军事当局之李鸿章，亦抗疏言之。后党多老朽，既败于强敌，则亦稍敛，以让所谓维新变法之新进，此一八九六、七、八年政局之情形也。

二、满清钳制汉人之政术

满清本以少数民族宰中夏，盖乘明代内乱而以兵力得之。张献忠、李自成以饥民为流寇，惟事残杀，造成恐怖，明之诸王又皆脆薄，不足与满清抗，清之得中国易于蒙古。顾其钳制汉人之政术，则超出蒙古数等，自握政治中心，权不旁落。稍去明代之严刑苛税，以收民心(如康熙永不加税之类)。奖励儒学，多用汉人为文学侍从之臣，以平士夫之气。举族皆兵，如斯巴达之于雅典；且分以驻防各省，防止内乱；疆臣分管兵刑钱谷之事，俱受成于中央，故终满清之世，无有以封疆大吏能据地以反者。又大为宣传，其始为君臣大义之说，破古来夷夏之辨，冀以移易汉人民族观念；继则伪造故实，谓满族亦同源于诸夏。收天下藏书著为四库，其对于满清统治有反动者，列为违禁书目，严令摧烧之。康乾之间，文字之狱数见，戮尸夷族，以钳其口。然汉人民族思想，终不消灭，托为神诞，以纪念明亡。如太阳经之属，纯为崇祯帝而作，文极俚而普遍。民间死则着前代衣冠以殓，谓之生降死不降。

P3-5

胡汉民

代序

白寿彝等

胡汉民，原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字展堂。晚年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九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属广州)，祖籍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务农。

胡汉民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已读过《十三经》、《史记》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十一岁时，其父去世，两年后其母也病逝。之后，一个哥哥及两弟一妹也因疾病无钱就医而早逝。这接连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汉民倍感忧伤，以致成年后一直体弱多病。这一时期，胡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为了维持生计，胡汉民十六岁便开始教书生涯。胡边教书边自修，先后肄业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此时的胡在学识上大有长进，“能治经史诗章性理之学”，更结交了史坚如等一批新朋友。通过他们，胡闻知了孙中山的名字和为人。他对当时由“公车上书”引起的知识界的变法呼声，认为“皆无要领，于余心未餍”，而对被当时视为大逆不道的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却盛赞为“空前奇举”。一八九八年，二十岁的胡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途”，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决心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一九〇〇年，好友史坚如的殉难对胡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这前后，胡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消极厌世观”变化为“积极的救世观”。一九〇二年，胡与吴稚晖等人东渡日本。由于他当时认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于是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不久，吴稚晖因保送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一事与清公使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亦愤而退学回国。回国后，胡积极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初衷，先后担任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及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学校校长。但由于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两次从教育入手进行救国活动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使他深刻地体悟到：“专制淫威之下，无教育可言，即散布革命种子，其收效亦至微薄”，进行救国最重要应从政治入手，“革命应破坏旧有政治之势力，而重新建设之”。于是，一九〇四年冬，胡再度赴日留学，入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系统地研读政治学。

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胡汉民在孙中山主盟下加入同盟会。初任评议部评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十一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胡被推为编辑，主编《民报》一至五期。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近三十篇，在宣传三民主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在国民党中“三民主义理论中坚”地位的基础。在此期间，他还针对革命实际，积极参加与保皇派《新民丛报》的论战，先后写了《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之谬妄》等文章，解释民生主义，斥责梁启超。一九〇七年三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随同孙中山到达越南河内。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化名陈同，租用河内甘必达街六十一号，策划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西南边境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胡的主要任务是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暂时告一段落。胡又把注意力转向南洋，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在新加坡，胡以《中兴日报》为阵地向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从一九。八年八月至一九。九年五月，共撰写了二十余篇文章斥责保皇派。驳斥保皇党人的“革命召瓜分说”，指出革命后“民族奋兴，中国以振则列强之窥伺为之寝灭，故日革命可以弭瓜分之祸”。胡还连续写了《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呜呼！满清所谓宪法大纲》等文，揭露清政府立宪的实质为“葆其专制之实”，其结果必然“使吾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已”。经过新加坡论战后，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迅速传播，同盟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各埠分会已有二十余处，同志达三千余人。为了便于联络，一九〇八年秋在新加坡设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胡任支部长。一九〇九年十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一九一〇年春，新军起义失败。同年十一月，孙中山在庇能(槟榔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新军为主力，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会后，胡抱着“誓死必得款相助”的决心，全力以赴地投入筹款工作。这次筹款历时三个多月，奔波于马来亚、越南、泰国之间，倍受辛劳。一九一一年二月初，回到香港参加统筹部工作，负责秘书科工作。四月二十七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次日晨，胡和赵声等人由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已失败，胡立即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贡等地活动。此间，胡情绪十分低落，并开始极大赞成从前曾坚决反对过的暗杀之举，认为：“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为寒敌之胆而张吾军。”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贡后，胡汉民的低落情绪为之一振，立即率领一批要求从军的青年华侨急赴香港。十一月九日广东宣布独立，胡被推为都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就任秘书长期间，胡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工作，办事作风果断明快，对腐败分子“不稍宽假”。但在“让位”袁世凯问题上，胡力主“让位”，且“力挽先生之意于内”，对孙中山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胡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八月，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后，胡任广东支部长。一九一三年三月的“宋教仁被刺案是袁世凯向国民党人进攻的信号。孙中山倡议起兵讨袁，胡表示反对，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电促广东独立，胡“以时机未至拒之”。六月十四日，袁世凯免去胡广东都督兼民政总长职，调为西藏宣抚使。不久，胡通电辞职。胡政治上受挫后，意志很消沉，声称从今以后将“与叶夏声组织报馆，决不再入政界，以受此无价值之毁誉也”。“二次革命”失败后，胡和孙中山从上海乘船流亡日本。

一九一三年九月，孙中山开始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对入党必须附从孙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等问题，国民党内意见分歧很大，胡则处于反对和赞成之间，持一种调和态度。他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亲书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党内编号是四五。号。不久，《民国》杂志在东京创刊，胡任总编辑。在发刊词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指出中国近代一般国民的心理弱点是“保守而具惰性”，于是易为野心家所利用。为了救济国民的惰性，“必须急图民智、民德、民力的进步，务使国民对于锢蔽民智、败坏民德、摧毁民力者，知有所择而不致惘从”。此外，胡还以“去非”为笔名发表《亡国之外债》、《强有力之政府辩》等文，揭发袁世凯窃取民国名位，实质欲建帝制的野心。七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后，胡任政治部长，致力于反袁的宣传工作。一九一六年四月，胡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胡与廖仲恺往来于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谈判，并谋划扩充北方党务会议和联络国会议员。一九一七年九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胡任交通总长，协调与桂系的关系。后因受西南军阀和政学会政客的排斥，孙中山于一九一八年五月辞去大元帅职，胡也随孙离开广东前往上海。一九一九年二月，胡代表孙中山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在和会上，胡秉承孙中山的旨意，坚持恢复旧国会和北京政府必须取消中日间一切密约。五四运动爆发后，胡按孙中山的指示辞去代表职务。七月，致电南北议和代表，指出所谓“南北一致”不啻为“一致卖国”，所谓“南北分治”实等于“武力分赃”。此后，胡专心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一九一九年九月至一九二。年七月，胡在《建设》杂志上共发表了十篇文章，致力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他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摘译出有关论述，写成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胡在该文中对唯物史观的意义和阶级属性作了正确的论述。胡称赞唯物史观道：“因为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圆胡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时，还驳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人及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胡不仅停留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层面上，而且用它作为基本方法，对中国的哲学史、道德伦理、家庭婚姻进行分析和批判，得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孙中山回到广州恢复护法军政府，次年五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胡任非常大总统府总参议。十二月，孙中山到桂林组织大本营，督师北伐，胡任文官长及政务处长，协助孙中山策划北伐具体事宜。陈炯明叛变后，闻变由韶关赶赴江西赣州，与许崇智等开会决定率北伐军回师广州救难。北伐军与叛军在韶关一带作战失利，退往福州。此时，胡方得知孙中山已脱险到上海，自己亦由福州前往上海。一九二三年一月，滇桂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胡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不久，孙中山到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改任胡为大本营总参议。

孙中山经历多次失败后，开始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决定改组国民党。一九二二年九月，胡等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十一月，该委员会推举汪精卫、胡汉民共同起草《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次年十月，孙中山又委派胡等九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具体负责上海执行部的改组工作。一九八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胡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和宣言审查委员会九人委员之一。在讨论党章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提出“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引起了较大争议。作为当天会议主席的胡汉民在最后总结时说：“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上已订有专章，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胡的意见获得多数代表的赞成，使党章得以顺利通过。国民党改组后，右派仍不断造谣并借机作乱。对此，胡发表了《国民党批评之批评》一文，以平息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论调。胡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论证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保持双重身份的合理性。胡指出：在同盟会时代，李石曾、吴稚晖、诸民谊几位同志曾在巴黎加入过无政府主义政党，无政府主义离民生主义比较共产主义更要远些，几位同志和无政府主义发生关系，尚且不必怕，共产党员和共产党不断关系，又有什么可怕呢？由此可见，在国共合作初期，胡是本拥护国共合作的。

九月初，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由胡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兼广东省长，承担巩固后方重任。一九二四年秋，广州发生商团叛乱，当胡接手处理该事变时向孙中山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要总理不听鲍罗廷的话，……听了他的话一定要坏事的”。胡主张“委曲迁就”，发还了被扣留的商团的一部分枪械。胡的妥协助长了商团的反动气焰。就在发还枪械的当天下午，商团制造了双十惨案，枪杀徒手群众数十人。孙中山在韶关获得可靠消息后屡次电令胡“收缴商团枪支”，“不可一误再误”，“以免后患”至此，胡才转为坚决镇压，以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名义下发总攻击令，迅速平定了叛乱。十一月，孙中山北上，任命胡代行大元帅职权。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广东的滇桂军益加骄横，谋划颠覆革命政府。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胡以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名下令免去杨希闵、刘震寰各职，令各军讨伐逆军。不久逆军全被平定，广州局势基本安定。七月一日，“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后，胡汉民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暗杀。胡因与“廖案”重大嫌犯胡毅生、林直勉等人关系密切，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案发后，根据鲍罗廷提议，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一特别委员会，节制党、政、军大权，胡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离粤赴苏考察。在苏期间，他试图让中国国民党取代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为达此目的，胡在苏发表许多“过激”言论，撰文、演讲都对马克思主义极尽赞扬之能事。后由于斯大林的干涉，胡的提议被搁置。通过旅苏期间的耳闻目睹，胡发现苏联的政治体制与自己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从而坚定了他反共反苏的决心。一九二六年五月初，胡在广州中央报告考察苏俄经过时说：“不特俄之联我，只视我为工具，不能相见以诚；即其中国CP一面寄生我党，一面不断地阴谋捣乱，也是无可转移的政策”。此后，胡提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八字主张。至此，在思想上由容共转变到反共，并很快在行动上成了反共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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