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著的这本《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1840-1949)》深度反思民国无法崛起原因的经济学佳作，认识一部真正的民国史。金融视角结构民国历史。解答“孙中山为什么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敢于称帝有何底气？”“西方列强选择又抛弃袁世凯是笔什么生意”“中日在金融战中是怎样过招的”“日本为什么惧怕法币成功”等等问题的真正内因。只有从经济、金融角度解读近代中国，才能真正反思中国、认识中国，从而读懂民国的最终命运。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金融不仅是一种工具，还是历史前进的神秘驱动力，正如现代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凯恩斯所说的那样：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

陈忠海著的这本《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1840-1949)》从金融的视角重读民国史，揭示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背后所隐藏着的金融秘密。从“袁大头”到法币，从金网券到人民币，还有看不见硝烟的抗日金融战场，它们或许无法真的颠覆整个历史，却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走向，解开在以往视角下无法探究的一个个谜团，并洞察其中的堂奥。

第一章 金钱瓦解的革命

 一 革命者：为筹款而奔忙

 二 清政府：也面临缺钱的困境

 三 列强：所谓“金融中立”

 四 孙中山是个“穷总统”

 五 金库里只剩十块钱

 六 从天而降的中国银行

 七 对外借款风波八打不动了，只好议和

第二章 一场善后大借款

 一 袁世凯的“西方朋友”

 二 “可靠的委托人”

 三 袁世凯的花招

 四 财权的博弈

 五 银行团的苛刻条件

 六 钱真不是好借的

 七 借款与血案八有了钱的袁世凯

第三章 “袁大头”里的金融学

 一 一个“懂金融”的军阀

 二 民初金融乱象

 三 “袁大头”出笼始末

 四 遭遇世界大战

 五 机关枪上的“二十一条”

 六 一场复辟闹剧

 七 帝梦惊断金融潮

 八 借钱也能上瘾

 九 北洋政府的结束

第四章 失色的“黄金十年”

 一 一次翻身的机会

 二 实现重要突破

 三 整理外债遇挫

 四 经济出现起色

 五 “四行二局”与“废两改元”

 六 “白银战争”与法币

 七 国民党的“土地改革”

 八 基层的贫困化

第五章 没有硝烟的抗战金融战场

 一 法币“惹怒”日本

 二 “温室里的大花”

 三 军国主义与财阀

 四 日军的“货币战”

 五 法币保卫战

 六 “松机关”的“杉工作”

 七 一场“惨胜”

第六章 “金圆券”里一场梦

 一 由“计划”到“统制”

 二 金融业的官僚资本

 三 “四大家族”暴发史

 四 美援成了救命稻草

 五 法币的挣扎与崩溃

 六 “金圆券”仓促出台

 七 一场财富大洗劫

 八 “银元券”的最后表演

第七章 人民币缔造传奇

 一 井冈山走出“红色金融”

 二 “边币”与“抗币”

 三 根据地里的“货币战”

 四 诞生在小学校里的人民币

 五 上海的“银元风潮”

 六 “金圆券”的反扑

 七 另一场“淮海战役”

 八 人民币创造了奇迹

参考文献

第一章金钱瓦解的革命

一革命者：为筹款而奔忙

1910年11月，马来西亚西北部的槟榔屿。

这是一个美丽的海岛，岛上山峦丛绕、植被苍翠，山间有众多的溪流和瀑布。在北部的海湾，从海珠屿、丹戎武雅、巴株菲冷宜到直落巴巷长达1 1公里的地区是著名的海滨胜地，在这里可畅览海景，尤其盛夏季节来此更会感到空气清新、凉爽宜人。

马来西亚槟城州就坐落在这里，该城的打铜仔街120号是一幢两层楼房，原来是一家报社，1905年孙中山第一次来到槟榔屿就住在这座楼里。现在，孙中山第5次来到了这里，这一次他的心情最为沉重。在此之前他在中国已经领导和发动了9次武装起义，但都先后失败了。1910年7月19日孙中山又一次被清政府通缉。就在那天，他的母亲杨太夫人也在香港病逝，孙中山的心绪低落到极点。

但孙中山有着超乎寻常的革命意志，他决定领导同盟会再次发动起义，为此他把同盟会南洋总机关从新加坡迁到槟榔屿打铜仔街的这座寓所内。11月13日他在此召集同志举行秘密会议，参加者包括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的骨干成员，在这次会议上作出决定，把第10次武装起义放在广州。鉴于前几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孙中山特别强调了为起义筹款的重要性。

就在9个月前，同盟会已经策动过一次广州起义。关于那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孙中山后来在致赵公璧的信中说：“此次之事不成，不过差五千元之款，致会党军不能如期至省。”这场起义的主力是广州新军倪映典部，同时联络附近的农村会党，最后因为指挥调度不力和敌众我寡，起义失败。

对此孙中山的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他后来曾抱怨：“此次广州之役，波士顿致公堂认五千，仅寄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堂担认者则一文未寄。”

致公堂即洪门的海外组织，主张反清救国，多次为同盟会捐助革命经费。除此之外，孙中山还奔走海外各地演说筹款。出于对祖国的认同和对腐败清政府的反对，海外华侨都给予积极踊跃的响应，华侨捐款成为同盟会革命经费的重要来源。据学者江满清统计，在同盟会发动的滇粤桂边境6次武装起义中，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共筹集革命经费约20万元，其中华侨捐款达16万余元，占其中绝大部分。

同盟会经费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革命者自己出资。孙中山在给吴稚晖的一封信里曾自述：

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  在孙中山本人的带动下，革命党人纷纷慷慨解囊，自掏腰包干革命。檀香山华侨邓荫南曾变卖家产为革命奔走；香港富商黄咏商曾卖掉l座洋楼，得款8000元充当起义经费；1904．年长沙起义时黄兴、柳大任、彭渊询等人“破产共近万金”；陕西同盟会支部长井勿幕有一次把家中珍藏的字画挑出2箱，托人带出去卖了到日本去买军火。

革命党人筹来的款项主要用于宣传发动起义、购买军械、运动会党及新军，以及处理起义的善后事宜等方面。孙中山在总结惠州起义失败教训时曾指出：“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并作好充分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朝军队。”为此，革命党人曾多次委托日本友人购买枪械，镇南关起义和河口起义时曾向法国商行“购人盒子炮及手枪多具”，在钦廉上思起义中黄兴所部使用的弹药都是冯自由在香港购买的。

同盟会在历次起义中对会党和清政府新军多有倚重，为动员他们参加起义，往往要以“花红”“薪铜”等名义给予经济补偿。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述，镇南关起义时为策动陆荣廷的部下曾做出过许诺：“每人携枪及子弹来降，破龙州、南宁后每人予赏一百元。”但对方提出“来降之时即求赏三十元，俟破龙州、南宁再领厚赏”，如此即便按每人30元的标准，如果是4000人就需要10万元以上。孙中山认为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因为差5000元致使会党军未到，讲的就是这个。

起义失败后要处理善后事宜，也需要经费，主要是疏散起义人员、抚恤烈士家属。河口起义失败后有600多名起义人员突围，他们撤入越南境内，后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押至新加坡遣散。孙中山指示新加坡同盟会有关人员筹资兴办了中兴石山公司，对这些人员进行安置。对烈士家属孙中山也指示有关方面努力寻找联络，在经济上给予帮助。有一次孙中山听说有的烈士家属生活无着，个别人甚至沦为乞丐，当场大为悲恸，立即自己拿出1900元资助他们。P1-3

从金融的视角再读民国

民国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也是一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期，与此前的历代封建王朝不同，中华民国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从时间上看这段历史仅仅不过30多年，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浪花一朵、沧海一粟，但它又掀起了太多的历史波澜，有壮阔、有奇谲，有悲惨、有哀痛，有亡国的耻辱，也有救国的壮烈。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它撞击出的一声声巨响无疑是最沉重、最低昂的。

在民国之前的近代史阶段，中国遭受到西方列强的反复欺凌，国家变得千疮百孔。一部分人虽试图起身挽救这个国家，但都遭到失败的厄运，结果是，中国一步步沉沦，列强套在中国身上的枷锁越来越紧。套在身上的政治、军事枷锁虽更容易让人感知，但在它们背后的经济枷锁更牢固、更彻底。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奴役，输到惨不忍睹，就是因为这种失败已渗透到一个个或宏观或微观的经济细胞中了。

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从体制和机制上打破了既有的藩篱，为解除套在中国身上的重重枷锁带来了希望。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和继任者也深知在经济上打好翻身仗的重要性，所以不约而同殚精竭虑地在经济上推行变革，尤其将金融变革摆在最突出的位置。从孙中山的金融整顿到袁世凯“废两改元”，再到国民党执政后推出“法币”，虽然动机各有不同、措施各有差异，虽然步履蹒跚，但方向大体都是一致的，都试图让中国重新驶入世界金融近代化的轨道，希望以此使危弱的中国经济得到重建，为中国找到一条“解套”之路。

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无疑都不希望像晚清政府一样成为列强的傀儡，任由他人掌控操纵，所以它们对经济和金融的革新都充满了期待，但结果却让人失望：“袁大头”虽风光一时，却没能挽救北洋政府的经济，让北洋政府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法币”虽使混乱不堪的币制得到统一，却没能承担起完成中国金融近代化的重任，让国民政府功败垂成；“金圆券”“银元券”粉墨登场时，它们的实施者其实都明白大势已去，都明白这只是国民政府全面崩溃中的无望挣扎。

发生在民国时期的诸多历史事件斑驳陆离，林林总总之中都可以或明或暗地窥见金融的“幕后之手”。金融领域也是重要的战场，在这里充满着同样激烈的交锋，每一次革新都有特定的背景和动机，每一次失败都有值得总结的原因。

更有那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它的战场不仅在陆地和空中，也在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经济、金融领域。日本军国主义除了疯狂地攻城掠地、肆意杀戮，还同样疯狂地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展开掠夺和破坏，因为它知道，只有在经济上彻底摧毁对手才能让对手打消反抗的念头。为了这场经济战、金融战，日本军国主义同样无所不用其极，但就像在军事战场一样，它们最终也失败了。

回顾民国这段历史，中国其实也有时代机遇，如果能够抓住就可以重新融合到世界发展的主流中，但这些机遇都在匆忙中被错失了。说到底，发展经济、金融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这是民国最缺乏的。军阀混战、派系之争、外敌难御，动荡的社会、悲苦的人民、低下的生产水平，使中国这辆随时会散架的“马车”始终行驶在危途与歧路中。

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统治者对自身利益的盘算成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另一大障碍。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晚清政府一样，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经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即使有一些正确的改革措施，也会因为利益集团的阻挠掣肘而无法得到真正实施，问题越积越多、困难越来越大，到最后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去解剖这些问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是多么沉重。

北洋军阀的背后有列强的支持，国民政府的背后有美、英等国为后盾，它们手握雄兵、挟洋自重，却办不好中国的事情，旧的枷锁没有解开，新的枷锁却又套上了。为中国解套的希望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他们几乎白手起家，没有后盾也没有实力，也缺少人才和经验，并处在各种剿杀和围堵中，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找准了方向，从第一家工农银行的成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诞生，红色金融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终于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货币——人民币，它代表着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利益，尽管它的背后没有充足的黄金、白银作储备，尽管它得不到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那些国家的支持，但它一经诞生就如风卷残云般扫荡了旧社会，为中国人民建立起新的经济和金融秩序。有人曾预言人民币不会成功，有人偷偷地在看它的笑话，也有人暗中进行阻挠和破坏，但人民币的成功让这些人失望了。

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也没有从天而降的成功，成功与失败的原因都值得总结。如同解剖军事战场一样，解剖民国金融战，可以让我们在看到以上那些表象的同时，又洞察其内在的原因。我们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是如何发生的，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人民最终所走的道路，为什么是经历艰难曲折之后的唯一选择。

本书是《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的姊妹篇，讲述了自中华民国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历程，着重于对金融战场的回顾与解析，试图从金融的视角揭示中国之所以经历这段苦难历程的原因。本书不仅总结历史，更可对认识今天的中国提供一些启示。  由于作者学识和认识的局限，书中难免存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陈忠海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