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备考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逃难的岁月，能够保全性命、保证温饱，已经相当不易。读书就只能是一个奢望了。1941年之后的两年里，沈家从打卦岭逃难到杨家滩，几个月后又搬到洞上。这样，12岁左右的沈志云荒废了学业，小学六年级几乎没有念。
沈志云小学毕业了，要升中学。沈立芸做出一个决定，鼓励弟弟沈志云去报考附近的名校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难民内逃。为了解决内逃人员子弟的上学问题，国民政府曾在川、湘、黔、陕、甘等省区设立国立中学20余所，以收容从沦陷区逃亡内地的青年学生，当然也招收当地学生。这些学校大都以从沦陷区迁来的有名中学为基础，适当加以组合和扩充，由教育部发给经费并直接领导。据统计，当时20％～30％的大学生是由这批国立中学输送来的，所以当时的国立中学很为一般学子所向往。但是，由于离开了原有校址，迁往内地，这些中学的住房和教学设备都比较简陋，一般多租用当地祠堂庙宇等为主要校舍，有的还分散在偏远山区的县市，校本部与各分部之间相距甚远，办学条件很是艰苦。
当时，湖南的学校为逃避战火，多迁往省内中西部山区地带，如安化的蓝田镇（今涟源）及其周边地区以及湘西辰溪等地，以蓝田为当时的文化中心。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确定成立国立师范学院，拟在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湘桂黔择定校址。受命筹办“国立师范学院”的廖世承因此考察湖南。当时长郡中学已迁蓝田，校长鲁立刚在长沙书店偶遇廖世承，推荐安化蓝田，说其有“安定文化”“青出于蓝”之寓意。廖世承随后实地考察，看重其“既偏僻又交通便利”，同时辛亥志士李燮和之子李卓然表示可以将其庄园李园租借出来作校舍，“磋商半日，即成立契约”。国立师范学院最终选址蓝田。校址选定在蓝田附近的光明山、李园一带。
1940年，国立师范学院经上级批准，建立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初中同时招生以便国立师范学院的毕业生能够就近实习，同时也为了发展湖南的中学教育和接纳战区流离失所的子弟。与当时的一般国立中学相比，湖南的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有许多的优越条件：
首先，学校的硬件良好。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规模远比一般国立中学小，最盛时期学生也不超过五百人。经费由学院统一筹划，比较充足。校舍整齐，本部设在蓝田六亩塘，修建有虽然简陋但却整齐划一的新校舍。一部分高中高年级的学生则在国立师范学院所在地光明山下的李园借用一部分房屋，以便大学部的教授和讲师能够就近兼课。
当时大城市沦陷，教学仪器很难采购，但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却因有大学部的支援，一般仪器如显微镜之类和做理化试验的药品往往可以从大学部弄到。做生物等实验时，还能买来鸡、兔之类的小动物进行解剖实验。
另外，几乎全部来自沦陷区或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够申请到公费，不仅免交学费，还由政府供给伙食费，包吃住。有比较稳定家庭收入的则给予半公费。早期有特殊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补贴。初期还发给每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一段“罗斯福呢”——美国支援的救济物资，得奖者可以做一件上装或一条裤子。这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奖励。
其次，师资力量雄厚。当时学校的常任老师，特别是英语、数学、国语、物理、化学等主要科目的老师除由学院的教授讲师兼课外，都是聘请当时省内中学教员中的有名教师担任。先后曾来附中兼课的学院教师有沈同洽、周邦式、厉鼎勋、龙季和、梁镇等教授和讲师。省内比较有名的教师有杜秉正、蒋竹如、李澹村、谢国度、张文庭、杨笔君、周令本等，也大都是由附中领导从其他学校请来或是在国立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中择优留用。他们很多后来成为教授、优秀教师和知名学者。
条件如此优越，投考的人数必然众多。当时，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录取常常是十里挑一，并且随着学校声望的提高，愈来愈难考，报考的往往是各校的尖子。有些人甚至认为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可望而不可及”而不敢报考。
这种情况下，尽管沈志云在小学读书比较刻苦、成绩尚可，要报考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这样的名校也还是颇有难度；加之逃难生活，小学六年级几乎荒废，1942年沈志云笫一次报考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毫无意外地名落孙山。
报考失利，让沈志云很沮丧。哥哥一面安慰沈志云，一面又给沈志云加压。他知道弟弟对读书的渴望，所以不给他退路，希望他能全力以赴。失学的这一年，沈志云“越发感觉到不念好书没有出路”。
1942年冬，沈志云和父母亲、姐姐一起生活在洞上。洞上生活，一方面是躲避战乱，一方面也在全力地补习功课，准备再考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在年幼的沈志云看来，洞上是一座“大山”：“要么是楠竹山，全是长得碗口粗的楠竹；要么就是茶子山，种的油茶树、油茶林”。洞上的生活条件艰苦，点灯用的油（煤油或桐油）既贵还不好买，而沈志云全力复习备考，晚上不可能不看书学习。于是，沈志云去山上砍了很多楠竹回来，把竹子剖成竹条后浸泡到水里，浸泡一个多月，然后晒干。浸泡晾干的竹条耐燃烧，一根竹条长约1米，宽约2、3厘米，可以燃15分钟，4根竹条就可以燃一个小时。晚上就靠点燃竹条提供照明。在微弱的“竹光”中，“母亲纺纱，姐姐绩麻，我在旁边看书，三个人共用竹片的光，过15分钟就换一根”。清苦中犹有温馨。
P19-21
2013年9月，我们有幸承担了“沈志云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沈志云院士是深受西南交通大学教职工们喜爱的和蔼的长者，是位很亲民的科学家。能够承担这个项目，我们深感荣幸。这一年多以来，我们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竭尽全力投入到项目的进行中。现在，工作接近尾声，我们才得以松了一口气。
采集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协、四川省科协的领导和专家的多方指点和帮助。沈志云所在单位——西南交通大学的何云庵副书记、蒲云副校长等领导，西南交通大学宣传部，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校办、宣传部等部门给予了多方协助。沈志云院士的母校——衡东第一中学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帮我们找档案、扫描档案资料，并赠送我们衡东一中的校史资料。
此外，沈志云院士的家人、亲友、同事、学生等都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让我们了解了沈志云院士的众多侧面和往事。沈志云88岁的姐姐沈健纯不仅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回忆了姐弟俩的趣事，而且帮我们总结了沈志云成功的原因，思路清晰，分析深刻。沈志云的中学同学、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王治来也很爽快地接受我们的访谈，在他的眼里，中学时代的沈志云是埋头读书的好学生。沈志云的老朋友中南大学原校长古士文教授为了接受我们的访谈，专程赶回长沙。沈志云的同事翟婉明院士也拨冗接受了访谈。
采集工作也得到了沈志云院士的大力配合和帮助。沈志云院士接受了我们深入的访谈，连续4天不顾疲劳面对摄像机，讲述他的成长历程。只要我们有问题，他总不厌其烦地予以详细解答。他亲自修改我们的传记文稿，逐字逐句地阅读修改了四遍。还为书稿作序。序言发给我们后，沈院士还不停地字斟句酌，先后四次发电邮给我们，指出要修改的字词。从他身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采集过程中，采集小组成员团结协作。田永秀作为采集小组主持人负责全面工作，叶家艳负责资料的整理编目，曹文瀚扫描了西南交通大学的沈志云档案并建目，李子重翻译了俄文资料。第一章为汪澎、田永秀合作完成，第二章为汪澎撰写，其余各章及年表等为田永秀撰写，全书由田永秀统稿修改。
采集工作和书稿的顺利推进得到了很多人的热情帮助，在此一一拜谢。由于水平有限，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沈志云院士精彩的经历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对此深感歉意，敬请批评指正。
沈志云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
2016年1月于西南交通大学荣杏园
我属蛇，36岁得子，72岁得孙，再过一轮84岁，就是2013年，又是蛇年，三蛇共舞，的确遇到一个大好年景，高速铁路复苏了！
自从进了西南交通大学，我这一生就交付给了铁路，全部心思都在我国铁路发展上。无论上大学、当教师，无论留苏、留美，无论教学、科研，都离不开铁路，离不开机车车辆，离不开轮轨。“一片丹心在轮轨”，透过轮轨丹心，才能看到我生命的真实，才能读懂我的思想和行为。田永秀教授要写我的传记，以“轮轨丹心”为题，邀我写篇自序，我欣然同意。
田永秀教授和她领导的由西南交通大学和四川省科协联合组成的团队做了大量访谈和收集资料的工作。有些资料很难得，如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念书时的全班学期成绩表，他们居然在我原籍找到好几张，我自己都是第一次看到。他们写的书《轮轨丹心：沈志云传》内容丰富，有史有论，资料翔实，讨论深入，我看了很受感动。美中不足是对我评价过高，超过我的实际。例如全书最后的结束语用了三国魏晋时期晋军将领王溶向皇帝讲的话“披布丹心，输写肝脑，竭股肱之力”！王溶统七万大军，用七年时间造战船从成都出发，顺长江而下，只用40天就直捣建业，灭了吴国。功劳越大，越有人攻击，他这才上书表明自己的一片丹心，说了上面的话。我作为一名教师，只能培养点人才和搞点科研，为铁路建设服务。或者当宣传员，为铁路发展鼓劲，谈不上在铁路建设中有什么大贡献。我的一片丹心只是我事业心、敬业感的集中表现而已，哪能和王溶这样的大将军相提并论。
我的一生，机遇与挑战同在，收获与耕耘并存。说机遇，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却在水平较高的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念完6年中学。这个逃难中成立的中学，从创办到并转，单独存在只有9年，却培养出三名院士，除我以外，还有龙驭球、刘新垣。长沙刚解放，我就考上了大学，成为班上唯一应届升学的幸运儿。大学毕业分配到理论力学，却为夯实基础赢得机遇。留苏限定我研究车辆修理，却养成我重视生产实际的科研轨迹。最大的机遇来自铁路，大学入学考试后，放弃已被录取的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入学唐山，成全了我的“铁路梦”，铸就了我的“轮轨心”，使我的一生都和铁路紧密相连，都在和机车车辆打交道。喜也轮轨，悲也轮轨，在和磁浮派论战时，听他们骂轮轨是“万恶之源”，我拍案而起，高声说轮轨是“万利之本”。“一片丹心在轮轨”。货运可以做到轮轨低动力作用，客运可以做到轮轨蛇行临界速度在600千米／时以上，如今轮轨高速铁路如日中天，情系高铁使我获得无穷无尽的科研灵感，使我的科研团队获得无穷无尽的发展动力。
有机遇就有挑战，有顺境就有逆境。最大的逆境就是“文化大革命”耽误我整整10年，37岁到47岁本是人生最佳年龄，我却什么学术都不能沾边。冉冉时光流逝，当我再回到机车车辆研究所时已年过半百。我儿子是做软件工作的，快50岁了，他就担心过50岁就得走下坡路。我对他说：“我50岁才刚起步啊。年龄大就是‘逆境’，好在不是官场，官场50岁就到天花板，升不上去了。”我在年龄逆境中起步，苦心耕耘，艰难前行，动力就是这颗“轮轨丹心”。52岁出国发表第一篇论文，54岁发表“沈氏理论”，57岁升教授，60岁开建国家重点实验室，62岁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70岁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路走来，就到了可以“倚老卖老”的时候。还好，这时高龄却又转变成正能量了。
有记者问过我，一生中最满意的是什么事情，我立刻回答：是成长起来的科研团队，我的“倚老卖老”就是为了这个团队的成长。1996年我就退下来，不再担任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请钱清泉院士当了两年，使张卫华得到锻炼后再当主任，我只在旁边出些主意。张卫华果然不负众望，连续两届（五年一届）国家评估得A。我还花了两年时间，把翟婉明拉回实验室当副主任，他201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同时合并进来的还有罗世辉当头的机车车辆研究所。罗世辉在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毕业，他研制的140千米时速的磁浮车很快就要上路了。这个团队还有曾京、金学松、林建辉等教授，都是铁路上小有名气的专家了。后继有人，我这颗“轮轨丹心”颇为欣慰。
三蛇共舞的2013年，春风劲吹。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常态，政治改革提上日程，加强法治，人民做主，反腐倡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铁路，重新恢复到国家战略地位。尤其高速铁路网增加到1.1万千米，日开行高速动车组1300多对，占铁路客运量的4成。高速铁路成了中国的名片，走出国门的势头强劲。“高铁春风暖丹心”，这一年我参与修改出版的书就有三本：湖南教育出版社编印的《100个人的中国梦》，把我写的“中国人的高铁梦”放在第一篇。张天明记录我口述的《我的高铁情缘》和田永秀教授他们写的这本《轮轨丹心：沈志云传》，都即将出版。本来写传记之类的书，应当在其人就木以后，盖棺“论定”了，才好下笔。我的事到2013年应当可以“论定”了，圆中国人的高铁梦，那是年轻一代人一定会做成的事。田教授的这本书标明：“沈志云传”，恰如其分，而且使我有机会、有可能由我本人在这里来向亲爱的作者们和读者们衷心说一声“谢谢”！
沈志云
2014年9月于峨眉山
沈志云，1929年5月28日生，湖南长沙人，机车车辆动力学专家，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952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机械系，现为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获苏联列宁格勒铁道学院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沈志云在机车车辆动力学尤其是轮轨动力学、运动稳定性、曲线通过理论和随机响应等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创建的轮轨非线性蠕滑力模型，在国际上通称“沈氏理论”被广泛引用；主持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迫导向货车转向架，开创了无轮缘磨损新纪录；主持建立的机车车辆整车滚动振动试验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曾任中国铁道重载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铁道学会理事长、成都市科协主席等职，并获詹天佑成就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奖项。沈志云为中国铁路高速、重载运输、高新技术发展和铁路高等教育作出重大贡献。
田永秀著的《轮轨丹心：沈志云传》以翔实、客观、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沈志云先生波澜壮阔、爱国奉献、成就卓著的一生，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放眼全球、前瞻未来的胆识谋略，激励和感召后人以先生为榜样，投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田永秀著的《轮轨丹心：沈志云传》向读者系统呈现了沈志云院士的学术成长过程与思想脉络。对沈志云一生的学术成长、学术成就、学术贡献进行了全方位的采集整理，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和国家科技政策及科技战略均有较大的参考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