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黎静译的《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精)》是克拉考尔的早期代表作，1930年首次面世，全书由前一年发表于《法兰克福报》的有关德国魏玛时期白领雇员生存现状的专栏文章组成。 该书以作者对柏林城中雇员、工会人员和工商业界首脑的采访、交谈为基础，通过展现和讨论日益构成柏林（乃至新德国）日常的主要面貌却无法声言和辨明自身地位的白领雇员的生存状态，进而完成了一次对新德国的社会分析。书中所聚焦的这个雇员群体正是随后十数年中克拉考尔在其著名的文化批评及电影社会学研究中着重研讨的“德国中产阶级”，可以说，就是从这部作品开始，克拉考尔无论在哪个主题上的写作，都再也没有远离观照社会的面向。该书是纪实分析写作的经典，其现实意义被认为至今仍无减损。在正文之后，1971年的Suhrkamp版还收录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30年为该书撰写的一篇书评。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黎静译的《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精)》以作者对柏林城中雇员、工会人员和工商业界首脑的采访、交谈为基础，通过展现和讨论日益构成柏林（乃至新德国）日常的主要面貌却无法声言和辨明自身地位的白领雇员的生存状态，进而完成了一次对新德国的社会分析。

导读／因卡·米尔德一巴赫

前言

未知的领域

筛选

短暂的通风休息

组织中的组织

啊，真快……

修理车间

普通标本

有格调，无拘束

邻里之间

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

被俯看

亲爱的女同事和男同事们!

附录

知识分子的政治化：评s．克拉考尔

《雇员们》／瓦尔特·本雅明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生平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作品年表

译者的话

“您为什么想做商业雇员?”“因为我喜欢这一行。”“哪一类?”“装饰人员。”“为什么刚好是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份轻松干净的工作。”

对第一个问题的另一个回答是：“因为我喜欢干脑力活。”

还有一个答案：“我愿意卖东西。”“您为什么不挑手艺活?”“我不喜欢在工厂做事。”

以上回答由毕业离校的男孩们和女孩们填写在他们从雇员中央联合会职业咨询处领取的调查表上。正字法并非无可指摘，不规范的口语语法常常蔓没了后天习得的书面德语规则。一两年过后，文风老练的学徒们将在公函里自信地写道：“谨向您推荐……”

脑力活、喜欢卖东西、轻松干净的工作——不是所有美梦都会成真。无论如何，自感有能力胜任是不够的，还必须被选中。就是被那些推动经济进程的组织机构选中，而经济进程又驱使着这些机构。据说，德累斯顿的鞋匠们新近决定，只招收已完成两年中学课业的学徒。如此一来，纯粹出于内心喜好配底修鞋是不可以了。这荒唐之举证实了在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人们略微无奈地所做出的判断：资格认证制度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本性之中。倘若不在于本性，那么根结就仍旧还在今日社会秩序的土壤。关于各式各样的资格证明，世人或许了解，或许不知，公务员层级的某些领域端赖其魔力得以开启。近来有人希望将完成高中毕业考试列为中高级公务员的必备条件，所幸泽韦林已经反对了这项要求。谁没有预言过中国风格的工艺品在旧的等级国家终结后将遭遇和选帝侯大街上的装饰品相同的命运呢?与此同时，这些资格证明在私营经济体中仍然长势茂盛，而不仅仅是作为装点的阿拉伯花饰。大银行和其他工商企业将初中毕业设定为进入它们商业部门极乐世界的条件，而且优先考虑完成高中学业的年轻人。一份可靠的报告显示，在柏林的一百个商业学徒中，共有五十名中学七年级生可以继续修完学业。’在这些幸运的文凭持有者中，很多人终其一生死守着一份工作，而这份工作，昔日任何有心上进的小学毕业生都有能力从事；高学历绝非一贯对应着高收入；各项紧缩措施，以及种种可谓致命打击的不幸，对有资格者和没资格者施予同等打击。正因为上头的实权人物将资格证视作护身符，所有深明实利的人就追逐它，并极尽能事地升高其垄断价值。拥向中学胜过热爱知识，从技术学校毕业的技术雇员们成立起毕业生联合会。用不了多久，人人都会有个什么资格。说到银行职员的整体资质，一位德国银行职员联合会会员在与我交谈时不无得意，他直言不讳地就这一事实发表了如下评论：“他们中的部分人出身于典型的市民家庭。他们肯定和无产阶级层次不同。”这条评论有着双重说明意味。它不仅表达出资格认证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也表明这一目标会实现。

P33-35

无疑，工商业现在处境格外艰难。尽管本书对企业主困境的关注不及对雇员困境的探讨，但是，帮助企业主脱困也是这部作品的目的。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前者的了解比对后者更多，长远而论，阐明社会和人的不足始终对全体有益。

本书例证材料搜集于柏林，因柏林有别于德国其他城市和地方，在这里，雇员阶层的状况呈现得最为极致。唯由极端入手，现实方得显现。

书中所涉主要为大型企业。众多中小企业的局面定是另一番景象。然而，大型企业是未来的模式。不仅如此，大型企业所抛出的问题及其雇员群体共有的需求益发左右着国内的政治生活和观念。

引语、交谈和实地观察构成这部作品的基础。请勿将它们当作任何理论的样本，而应视之为现实的范例。

这部作品是一份诊断，就此，本即有意放弃提供改进之建言。药方并非处处适用，至少于此不适，此处首先有赖于对一种几乎尚未被发见的处境作一了解。更何况，认识这一处境不但是一切变革的必要前提，且其本身已然蕴含着一次变革。毕竟，欲从根本认清在论处境，必须基于崭新意识对待之。另外，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这部作品中找到一系列超越分析的评论。

由于这部作品先期发表于《法兰克福报》副刊(除去非关实质的改动，本书版本与报纸版本一致)，我收到了大量来信，这些信件对书中所论问题表现出共通的关注。信件多来自实务界要员、大学教师、社会学家和雇员圈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有这样一部作品表示欣慰。至于批评的意见，有的事出误解。例如，有人指责我，因我断言只勉强具备读写能力的人今天也可以完成机器余下的工作；相反，我同时已经明确考虑到高级职员接受良好教育的必要性。有人大概也质疑合理化改革的某些影响，对于这些影响，在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也有人极力否认多处可见的任人唯亲现象，指认其存在则是我的分内事。此外，唤起公开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一项调查的现实意义所在。

最后，感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人。为数众多的企业主、大型企业人事主管、议员、员工委员会委员以及各雇员组织的代表欣然为我提供交流机会，帮促我完成作品。我与雇员们本人进行的许多交谈是无可替代的，而我的希望是，这本小书真真正正讨论了他们这些可能难以为自己发声的人。

S．克拉考尔

1930年1月

来到克拉考尔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写作，我们会发现，中文读者迄今通过电影理论著作所了解的克拉考尔关于德国中产阶级状况、现代都市空间和大众娱乐的分析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其中，《雇员们》一书就是对中产阶级生活的一次全面勘探。

在《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以下简称《卡里加利》)中，克拉考尔对德国中产阶级心理状态的分析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这条主线的强有力既是《卡里加利》一书阅读快感的核心源泉，同时也为该书的“心理分析模板”招致极大争议。克拉考尔曾表示写作《卡里加利》像是“正在进行尸体解剖的医生”(致帕诺夫斯基信)，而他所处理的切片也是“彻底死亡的自己过去的一部分”。事实上，身在美国的克拉考尔的确已经在空间和心理的双重层面脱离了德国，因此，他的这一保持距离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后见之明”(或“以果导因”)的非议。然而，通过阅读《雇员们》，读者一方面将领略魏玛时期的克拉考尔作为现实接收器的敏感和敏锐，另一方面，也会在这个“魏玛”德国同时代者的写作中处处发现他的“先见”。

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本书没有采用“中产阶级”的表述，而是使用了“中间阶层”(Mittelstand)的译法；同时，文中大量使用的“Schicht”，中文也译作“阶层”，只有当作者使用“Klasse'’一词时，才选择“阶级”的译名。做出如此区分和限定与克拉考尔的用词选择有关，他的选择以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前提：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同属于一个宽泛的“下层阶级”(LInterklasse，或作“底层阶级”)。

非常感谢慕尼黑大学因卡·米尔德一巴赫教授(Prof.Dr.lnka Miilder-Bach)接受邀请，为本书撰写导读，也感谢她授权中文译本使用她们对克拉考尔作品做出的研究性注释。作为三十年来活跃于克拉考尔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她的文章和编辑工作为我们理解克拉考尔的写作和工作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脉络和语境。

感谢曾经与我合作的编辑贾超二女士，她热情地推动了这个翻译计划。感谢我的朋友张瞍先生，他对译文的意见和对翻译的严谨态度让我受益匪浅。感谢本书编辑邹震博士，谢谢她的耐心和专业工作。最后，感谢周彬先生，没有他的信任和支持，我无法为这项小小工作画下句号。一切疏漏和错误归于我，恳请读者指正，不胜感激。

若欲以其职业和追求之孤单对克拉考尔本人做一想象，我们会看到：早在破硗时分，一个拾荒者，他用棍棒挑起语词破布和语言碎片，嘟哝着，固执地、略带着醉意地将它们投进他的推车，偶尔，不乏一两片褪色的“人性”“内在”“深化”的印花布在晨风中挖苦似地飘舞著。一个拾荒者，早在——革命日的破晓时分。

——瓦尔特·本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