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华丽家族——两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的姐妹篇,叙述了中国历史上显赫家族琅琊王氏家族在两晋南朝三百年间的历史。
他们恰巧生当篡夺废立、改朝换代最频繁的“五朝”,权力更迭为他们提供了机遇,频频充当着传玺奉绂的角色,屡屡“将一家物与一家”。在思想上,他们也适应逐渐演化着的社会意识形态,由儒而玄,由玄而玄儒双修,由玄儒双修再转到偏重于儒。政治上思想上的“兴时推迁”,保证了他们家族始终当权,一直到“淮水绝”的时候,这是当时所有世家大族难以比并的。
全书通过剖析历史上特定的典型家族,展示了宏大的历史画面,告诉世人,一种家族传统是怎样的延续,权力是怎样腐蚀着人的灵魂,扭曲了人的本性,使人变得虚伪、狡诈、冷酷。
这是一个显赫家族的历史,这个家族与两晋南朝相始终,在三百多年剧烈频繁的改朝换代中,始终显赫华贵,冠冕相承,源远流长。通过剖析历史上特定的典型家族,通过对家族中众多人物的生动描绘,展示了宏大的历史画面,告诉世人,一种家族传统是怎样的延续,权力是怎样腐蚀着人的灵魂,扭曲了人的本性,使人变得虚伪、狡诈、冷酷。
新支点
现在无论于公于私,于晋室的振兴和个人的事业,王导都是立在新支点上。这新支点首先就是江南的半壁江山,它将要对抗北方的胡尘。但王导知道,比这半壁江山更要紧的支撑点是江东人心,首先是为政不能得罪的巨室即江东世家大族的心,它比江南的深山大泽、曲径细流更幽深难测,但却必须加以争取、征服,否则将难以在这里立稳脚根。
必须先树立司马睿的威望与尊严,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与顶礼,把他当作一尊偶像供奉起来。司马睿渡江那年32岁,比王导小9岁。他是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炎的堂侄,袭父爵为琅邪王,与皇帝一支的关系既比较疏远,本身又无殊勋,因而不被江南士人所重,到建业上任已经一个多月,还门庭冷落,没有人上门拜访谒见。他自己也是缺乏自信的,曾经对人说他到这里来犹如鹊巢鸠占,很不自安。可见他还缺乏一种主人公意识,没有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看作是这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王导要树立他的威严,而树立威严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朝会。那庄严隆重的朝拜仪式,那古老肃穆的韶乐,那不敢仰视的巍巍宝座,那虔诚卑恭的三跪九叩礼,都令人不能不心悦诚服君临一切的入主权威不容置疑的天意。但司马睿还不是入主,北方还有一个晋怀帝,王导不敢悟越,他只能另想别法。一晃就是第二年(308年)春天,古老的三月三日上巳节快要到了,官民们将倾城倾村到郊野水边修禊祈福,这无疑是一个制造舆论的良机。恰巧王敦此时进京公干,王导便与他一起作了部署。三月三白这天春光明媚,司马睿乘着平肩舆出城观禊,神态庄重自信,王导、王敦以及其他南渡名流骑马谦恭地跟在后面,一个个气宇非凡,不愧是中原衣冠风流,再加上一套盛大的仪仗,威风极了。所到之处,观者如堵。江南世家大族的头面人物纪瞻、顾荣等也夹在人群中暗暗观望,他们看到王导、王敦等赫赫有名的中原衣冠对司马睿如此倾心拥戴,也不觉肃然起敬,争先恐后在道旁拜迎。
王导都看在眼中,他知道树威之后还要树恩,便建议司马睿虚己待人,礼贤下士,首先应当安抚好顾荣,纪瞻这些代表人物,才能结纳江南的人心。司马睿让王导亲自出面造访,请他们出来作官。他们也受宠若惊,相继应命。自此,江南士人日益归心于司马睿,尊崇拥戴犹如君臣。
王导自己也有意与他们搞好私交。他曾打算与一位江南名流结成儿女亲家,但被婉言拒绝,说是不能“乱伦”。当时,南人与北人在心理、习俗等方面还存在隔膜,文化思想上的融合比政治上的服从更难,这条无形的鸿沟,需要由时间来填平。不过事虽不成,他们还是觉得王导平易亲近。语言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为了与南人沟通心灵,王导还学说吴语,尽管他讲得南腔北调,很不地道。
王导的这些努力发生了作用,江南大多数士族愿意与他合作,共同稳定南方的政局。
P62-P63
作者序
这是拙作《华丽家族——两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的姐妹篇。王谢并称,自古而然。一样的源远流长,一样的显赫华贵,一样的冠冕相承,一样的风流相尚。倘问二者的家风有什么不一样之处,那么我的答案就在两书不一样的标题之中。“华丽家族”的“华丽”二字,主要立意于陶侃所申斥的“老庄浮华”之语(见《晋书·陶侃传》)。在我看来,瓜瓞绵绵的谢氏子弟更倾向于老庄,传续着一种“名士家风,庄老心态”。他们衣冠磊落,风神潇洒,雅好玄虚,向往自然,企慕“朝隐”。总之他们的“华丽”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有点儿“华而不实”。只是依藉着当时的时代风会与历史机缘,才能够在政治上芊延不绝。至于“簪缨”,众所周知是达官贵人的冠饰与徽标。在我看来,王氏子弟比谢氏子弟更富有进取心与权势欲,他们头上的簪缨也比谢家更辉煌,更神气。他们恰巧生当篡夺废立改朝换代最频仍的“五朝”,权力更迭为他们提供了机遇,频频充当着传玺奉绂的角色,屡屡“将一家物与一家”。在思想方面,他们也适应逐渐演化着的社会意识形态、由儒而玄,由玄而玄儒双修,由玄儒双修再转到偏重于儒。正是政治上思想上的“与时推迁”,才保证了他们家族始终红火、兴隆,一直到“淮水绝”的时候,这是当时所有世家大族包括谢氏所难以比并的。所以王、谢各自形成了同中有异的家族精神文化传统。美国学者E·希尔斯《沦传统》认为,传统中往往含有某种具体的象征物,体现着昔日的光荣与权威,为后入提供生活目标与价值取向,从而延续着这个传统。谢氏传统的象征物应是谢安所长久盘桓依恋的“东山”,他们的山水诗篇正是这种传统的产物。王氏传统的象征物则是一把预许着权位富贵的“宝刀”,那是吕虔馈赠给王氏此期的始祖王祥的。在后来的文献资料中,这“宝刀”的形象一见于《晋书·王导传论》的“恬、殉踵德,副吕虔之赠刀”,再见于齐梁人任防《王俭集序》的“吕虔归其佩刀”,三见于北周时庾信《伤司徒王褒诗》的“宝刀仍世载”。从魏晋到隋唐,从南朝到北朝,这宝刀的形象始终闪耀在世人心目中,可以想见它更闪耀在王氏子弟的心目中。当然,以上所谓王、谢家风之异,只是从主流派和大致倾向而言的,绝不能囊括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除传承不绝的炫目的“簪缨”以外,王氏家族还有传承不绝的书法为人注目。其“政统”与“书统”大致是合二而一的,在当时都以王导的一支为主流。但是在后世,千古的书圣与楷模却是非王导一支、政治上也非显赫的萧散超脱的王羲之,这倒是耐人寻味的。
感谢我的妻子白松岩,她在我昏头昏脑的无益忙碌中代我誊抄了绝大多数篇章,也成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在此过程中,她时常流露出对王氏子弟的反感与憎厌,特别是对于王衍、王导。她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史书读的不多。对于历史人物的善恶保持着纯真的敏感,我却因为司空见惯而麻木不仁。我对她说,二十五史上的勾心斗角向来如此,王家的人实在算不上是阴狠的。王导除假手王敦杀害周额一事外,其他并无多少可讥之处。旧时史家站在君主的立场,也常对他责之过苛。不过对于她的这种反应我也颇为窃喜,因为尽管我对王氏子弟不无回护之间,但由于严格依据历史事实客观叙述,终究无法扭转读者的爱恶之情。对不算阴狠的王氏子弟尚且如此,其他的鬼蜮伎俩更可想而知了。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史学家不是讲究历史的“意义”吗?我想此书的“意义”大约就在于此:让人们了解权欲是如何腐蚀人心、扭曲人性的。
萧华荣
1993年9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