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深思传记丛书”融纪实的形式、深邃的思想、生动的文笔、真实的内容、丰富的资料和鲜明的形象于一炉。本书为丛书之一，真实、形象的描述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生平经历、治学道路、学术成就、思想见解，以及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对人生的领悟和内心的种种感受。

第一章 故居 家世 童年

故乡与故居  ／1

先世 父母  ／6

童年时的读书 ／9

江浦的生活 ／11

第二章 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

应小试 读史书  ／15

填词作诗  ／18

记日记  ／24

思想发展的第一期：钦佩康梁 向往大同  ／27

乡试“代人作文” ／32

读遍正史  ／37

思想发展的第二期：信服法家  ／39

第三章 走教学与治学之路

与虞菱成婚  ／44

教书生涯的开始  ／47

搜集故乡民谣  ／51

去南通教书  ／54

与朝鲜志士的交往  ／57

“遂与政治卒无所与”  ／60

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62

第四章 来往于沪、沈、苏、常

初来上海  ／67

进商务 编医书  ／74

沈阳之行  ／77

散布革新的种子  ／81

世风与学风  ／86

《白话本国史》  ／91

回苏州教书  ／97

文字学研究与著述  ／100

“三燕渠”与熟诵法  ／103

第五章 初入光华

任教光华大学 ／110

弈棋  ／121

一个足兵足食的计划  ／125

思想发展的第三期：服膺马列主义  ／128

赴安徽大学讲学  ／133

“吃饭的革命” ／136

《白话本国史》讼案  ／142

瑞之讼案  ／149

专史的探索  ／153

养猫  ／166

第六章 孤岛上的生活与写作

国难时期  ／171

《吕著中国通史》  ／176

《先秦史》 ／180

《古史辨》与古史研究新方法  ／186

孤岛上的斗士  ／192

第七章 一片冰心

暂回常州故里  ／202

在乡间中学教书  ／208

一个治学的检讨  ／21 5

“家贫长苦饥” ／221

患病与治病  ／226

“人何以为人，日相人偶耳”  ／229

身居蒿庐 心忧天下  ／234

物价纪实与社会史研究  ／239

第八章 重返光华

上光华复校之策  ／247

因祸而为福 转败而为功  ／251

史学沙龙诱掖后进  ／261

《历史研究法》 ／272

《秦汉史》与《两晋南北朝史》  ／279

考试与劝学  ／283

高倡“绝去名利之念”  ／287

第九章 尽瘁史学

入华东师大  ／294

晚年的几封信 ／302

参加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307

《隋唐五代史》的写作  ／312

 春蚕到死丝方尽  ／318

 薪火传递 ／325

引用及参考资料  ／332

后记  ／336

驽牛，是吕思勉的笔名。这种对社会“一般状况”的关注，后来成为他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在《历史研究法》中写道：不知环境，对于任何事情，总是不能明白的，以致对于任何时代，亦都不能明白。史事有“特殊事实”和“一般状况”之分，对于“特殊事实”都是后人比当时人了解得更明白；而“一般状况”如物质生活，人情风俗，思想状况等，总是前人比后人了解得更明白。但在传统史籍中，因守着“常事不书”原则，有关社会上的一般状况的材料是最缺乏的，而这又是现代史学研究最需要的。现代史学上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这不是不重事实，状况原是靠事实然而明白的，所以异于昔人的，只是所求者为“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而不是无意义的事实而已。所以，求状况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例如，考校某时代的学术思想如何，便可推测其时的士大夫，对于某种政}台上的事件，怀抱何种感想；如再博考其时平民社会的情形，则又可推测其时的老百姓，对国事的态度如何；既知道士大夫和老百姓对待国事的态度，就可解释其时政治上某种事件，当局者何以要取某种措置的理由，并可评论其得失。“折戟沈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知道古今兵器之不同，则其战术的不同，亦只是当然的结果，如风化之于山崩而已(《史学四种》，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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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人人都有；然而每个人的往事各不相同，有的平淡无奇，有的却丰富多采。各式各样的人的往事，构成了一部社会的历史，也蕴含着人生的真谛。要认识社会，要探索人生，要研究历史，就很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人的往事。

在当今中国和世界都处于急剧变化、迅速发展的时刻，要更好地适应这种形势，跟上时代的步伐，人们就更需要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思索，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回顾，也就更需要回首往事，进行沉思。

我们固然需要了解更多的人和往事，需要有更多这方面的书，然而更需要了解的是那些阅历丰富、富有思想、善于思考、喜欢探索的人的往事，需要更多有关这些人的充满哲理、发人深思、给人启迪、开拓眼界的书。这样的书不只停留于对某个人走过的具体人生道路，他(或她)的所思所想的介绍，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经历和思想，帮助我们看到他(或她)所处的社会的缩影或某些侧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加深对人生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书写得好的话，就可以是一种有价值的史料，就可以是反映整个社会的百科全书。

这并不是不可企及的。19世纪俄国杰出的思想家赫尔岑的著名回忆录《往事与沉思》可以说就是一个范例。赫尔岑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指19世纪四五十年代)有透彻的了解。他想“通过一个偶然进入历史道路的人来反映历史”。事实上，他的确做到了。高尔基称赞说，赫尔岑在自己身上对这个时代的体现是“惊人的全面、完整，包括它所有的缺点和所有难忘的优点”；他是“第一个俄国思想家”，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多方面地和深刻地观察俄国生活”。长期侨居国外的赫尔岑对自己的祖国充满真挚的爱，正是对祖国的爱促使他写这部回忆录。他在给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往事与沉思》中，在仇恨专制主义的同时，透过每一个字都可以看到对人民的爱。”在回忆中，赫尔岑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信仰。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给赫尔岑的信中谈到《往事与沉思》时写道：“这是一部幸福、信仰、崇高思想的编年史……”因此，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被誉为19世纪中叶一部真正的“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这套丛书的书名正来自赫尔岑的回忆录。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这套丛书不只是在书名上而主要是在内容上，在写法的要求上，在精神上继承赫尔岑回忆录的好传统，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

具体来说，这套《往事与沉思》丛书大体上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首先，丛书的传主，以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为主。这些学者尽管专业各不同，但他们都是研究人和社会的。观察社会，思考人生，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生活经历，对社会、人生、时代必然会有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唯有作为一个研究者和思想者才会有的感受和见解。这些感受和见解必然会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在写法上，丛书不仅要求真实地、生动形象地写出作为传主的每一位学者的生平经历、治学道路、学术成就、思想见解，以及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对人生的领悟和内心的种种感受，而且要通过这些尽可能深刻地反映出传主所处的时代特色、学术氛围、社会环境。这样，这套丛书不仅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为传主的学者们的个人经历、学术思想、成就和发展道路，可以形象地了解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各种感受，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学者的经历、交往和活动，从一个侧面了解整个学术界的状况和学术的发展历程，可以透过他们的思想和经历窥见当时的学术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变化和时代风貌。因而，这套丛书不仅对研究这些学者本人极具价值，而且对学科史、学术发展史乃至社会史都有史料价值和参考意义。

其次，本丛书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学者评传，它要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真实、生动并给人启迪。因此，在写法上不拘一格，以记叙传主的学术生涯、亲身经历、学界交往、研究心得、对人生的思考等为主，穿插生活逸事、各类见闻。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仅仅掌握传主已发表的学术著作和其他著作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反映传主生活和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如未发表的札记、笔记、文章、手稿、书信、日记等，同时尽可能多地对了解传主的各类人士进行采访，尤其是传主的亲人、好友和弟子；传主的亲人、好友和弟子有条件撰写的，便请他们撰写，而传主有条件自己撰写的，则尽可能采用自传、回忆录的形式。鉴于这些考虑，本丛书在选择传主时，主要考虑的正是是否具有这些条件，而不含有任何其他的意见。

总起来说，本丛书努力要形成的特色是：融纪实的形式、深邃的思想、生动的文笔、真实的内容、丰富的资料和鲜明的形象于一炉。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我们有信心和广大作者共同努力，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使这套丛书的特色更鲜明，更有价值。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帮助。

我们编委会的任务是协助出版社做好这套丛书的策划、选题、组稿和审稿工作。大量的具体工作由责任编辑陈丽菲女士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这套丛书的大力支持和陈丽菲女士的出色工作保证了丛书的顺利出版。这套丛书的专有出版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文责也由作者自负。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回首往事，本身不是目的。回首往事，是为了今天，为了明天。进行沉思，同样也是如此。在今天面临新的世纪之交的转折关头，我们需要站在今天的高度，去回首往事，去反思经验教训，去进行沉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以更高昂的精神、更坚定的信心，去创造今天，去争取更美好的明天。

陈启能

1996年9月22日于北京

1979年，我正在上海一家里弄加工组里当工人。高考的恢复，“引诱”了我这个只有初一文化程度的工人，也“想入非非、不安心于本职工作了”。于是，向单位请了两个月的假，借来各种复习资料，开始自学“因式分解”呀、“解方程”呀。然而，天生没有数学“细胞”的我，虽然化了不少时间和功夫，进展却十分缓慢(高考时，数学仅得了30分)，于是，弃“理”从“文”，经我姐夫的介绍，去华东师大一附中听“高考文科补习班”课，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附中的历史老师李永圻先生。

高考补习班的课，安排在附中教学楼三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李老师讲的是世界上古史，记得第一次作业，是叫我们画古代埃及的历史地图。作业做好后，交李老师批改，他用红笔在我的作业上标出了我没有标出的地名和没有画全的尼罗河。这样的讲课和作业，约有五六次。这一年的9月，我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学的是历史学。从此，与李老师的来往更多了，也由此见到了吕翼仁先生。

80年代初，正是吕思勉著作出版、重印最频繁的时期，《史学四种》、《吕思勉读书札记》、《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等陆续出版。每有一种著作出版，吕翼仁先生总是郑重地签了字盖好章，赠送我一本。就这样，我逐渐读了一些吕思勉的书，也逐渐了解了吕思勉的生平、思想和学术成就。

通常，海外学者将吕思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同列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但这四位史学大家的治史风格各不相同。陈垣的史学以新材料取胜，陈寅恪的史学是尖端精深而由小见大，钱穆的治史最擅长诠释发挥，任何材料在他的手中，总能说出一番新意来。吕思勉的治学，一是范围广博，规模宏宽；二是买是求事，融会贯通。他一生在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社会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都有著述。其治学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涉及的内容之多，在近现代史家之中是罕见的。所以，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称他是“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之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

吕思勉自23岁起就“专意治史”，除了教学工作外，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文史研究和写作上。每天清晨起来，就埋头于阅读写作，一直工作到深夜，50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读了数遍，又参考其他史书以2乏经、子、集部的文献，将辑录的史料进行析解、分类、排比、考证，写成一条条札记。这些札记或是对史实的考证，或是对文献资料的订误，更多的是对史事的分析研究。由于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札记都曾一再补充修改。这种写札记的方法，承继于前辈乾嘉学派的传统，但是乾嘉学者以考证为目的，而吕思勉则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把札记考证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以此为基础，进而探索“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变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他的那些有系统、有分量、有见解的论文、著作，就是在这种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阅读和写作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研究、融会贯通而成的。所以，历史学家杨宽先生说自己的老师是“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著作丰富而讲究实事求是的一位史学家”，是很确切的。

1993年5月，杭州师院成立“吕思勉文吏研究所”，邀吕翼仁、李永圻先生去参加成立会。那时，吕翼仁先生已自知患了癌症，然而她非常乐观，很想去杭州一游。在征得医生黄华瑞同意后，李永圻先生和我及我的夫人吴依慰陪她一同去杭州。会后，我们一同泛舟西湖，还在“花港观鱼”处小坐吃藕粉。那是吕翼仁先生晚年最愉快的一次旅游。回沪后不久，她的病情便转危。如今，吕翼仁先生去世已有3年了，但杭州之行仍历历在目……

1995年4月，陈启能先生来上海，组织《往事与沉思》丛书的编写，向我介绍了丛书的编写的计划，并嘱我写一本《吕思勉传》。其后，我一直忙于其他事务，吕传的写作一拖再拖，直到1996年底，才开始动手。1997年4月，史学理论学会在海口开年会，陈启能先生来信要我、一定去海口参加年会，学友朱政惠、陈丽菲也都约我一同去，我因忙于写吕传及其他的一些杂务而没有去。半个月后，我去访陈丽菲，她向我介绍了海口会议的情况，还一再遗憾我没能去参加会议，认为我之所以未去海口，还是因为我的性格不喜好结交。未了，她说：“你在写吕思勉的传，你的人也愈来愈像吕思勉了。”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无论是在学问还是在道德修养上，吕思勉先生都是我辈人高山仰止的楷模。然自忖，或许在性格方面也有某些相近之处吧。那一日晚上，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吕传的写作，不期然地又翻到了那一段不知读过多少遍的话：

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显以为名者，或阴以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种利，所以简言之，还只是一个利字。不诚无物；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自利，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志在自利，就是志干非学，志于非学，而欲成为学者，岂非种瓜而欲得豆，种豆而欲得瓜?不诚安得有物?然则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

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是时势使然，人人都在“名利场”中追逐，怎能谈得上绝去名利之念呢?李永圻老师常常对我说：多读老先生(指吕思勉)的文章，尤其是他的日记序言，对于道德修养的培养极有帮助。他很希望老先生的道德修养能够发扬光大。然而，吕翼仁先生的看法则不同，她说：“父亲带走了一种道德标准。如果今天仍按这样的标准来为人处事，恐怕连饭都没得吃……。”每想到此，我便感叹不已，也使我深感困惑：这究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还是“世态人事”的“此一时，彼一时”之所应然?当今的学者又将如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学者”呢?

本书的写作，首先得感谢李永圻老师。李老师是常州人，从读中学开始，就师从于吕氏父女，抗战胜利后随其至上海共同生活。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经吕思勉先生介绍入光华附中(后改为华东师大一附中)做教师直至退休。他一生追随老师左右读书问学，老师去世后，又协助吕翼仁先生整理老师的遗稿。他在生活上一无嗜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整理老师的遗稿和料理老师的身后事上，几十年如一日，从无问断。他得知了我的写作计划，便把他编写的《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稿》(未刊稿)借给我，帮我一起设计写作体例，每每是我在我的家里写作，他在他的家里思索，时不时通过电话将他想到的各种材料告诉我，我则将他的口述回忆记载下来……。书稿写成后，他又逐字逐句地审阅，提出修改方案或补充必要的材料。所以，严格地说，这本书是我和他一起写成的，没有他的帮助，本书的写作是无法完成的。

本书得以完成，还得感谢陈启能先生，感谢他对我的支持和鼓舞。责任编辑陈丽菲女士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曹伯言教授、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庄葳编审在百忙之中审阅了拙稿，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本书如能帮助读者了解吕思勉的生平、人品、思想、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并从中得到启迪、有所收获，那么笔者写作的愿望也就达到了。

张耕华

1997年9月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吕思勉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最杰出的四大史学家。然而，他的一生是在书桌与讲台前默默地渡过的，光焰万丈的中心论坛从来与他无缘。他超越了党派和团体的利益，以全部的学术生命关注文化，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数十年后，当人们驻足于他留下的一部部巨著前时，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座学术的宝藏，更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智慧和尊严。

——张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