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彼得·西施罗夫斯基著的《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精）》所述的14段真实而残忍的采访，在今天看来，会打破很多幻想。14段采访背后有14个纳粹家庭，他们代表了战争之后的样子。人们看到的战争结束于硝烟散尽的时刻，但战争带来的影响所持续的时间是难以想象的。面对父母对战争的沉默甚至怀念，纳粹子女的自我认同和道德重塑困难重重。

由彼得·西施罗夫斯基著的《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精）》的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通过对多名纳粹子女的深度访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战后纳粹家庭的真实状况以及纳粹子女的内心世界。

本书通过纳粹子女自己的语言，深入探讨了带着“原罪”出生的他们，如何面对沉默的父母，如何接受知道真相的自己，如何看待上一代的罪恶，以及如何在与父母价值观相悖的现实世界中生存。

引言

Chapter 1 正派的安娜

Chapter 2 傲慢的斯特凡妮

Chapter 3 负罪的鲁道夫

Chapter 4 单纯的约翰内

Chapter 5 分道扬镳的雷纳和布丽吉特

Chapter 6 满怀希望的苏珊娜

Chapter 7 困惑的格哈尔德

Chapter 8 因循守旧的西比勒

Chapter 9 虔诚的莫尼卡

Chapter 10 赫伯特（一次电话谈话）

Chapter 11 希望和解的英格博格

Chapter 12 生活在过去的埃贡

Chapter 13 受苦受难的斯特凡

Chapter 14 努力反思的维尔纳

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

一天下午，是在暑假过后不久，父母亲比往日更紧张。母亲一直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终于等到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除了“对，对’之外，什么也没说，而每一个“对”字之后，她的声音也随之更加坚定。然后，她放下话筒，热泪盈眶地走到我面前，把我搂在怀里说：“现在没事了。他们不能再伤害你父亲。一切都好了。”

这次轮到我发问了，这是我向母亲提出的第一个真正的问题。你可以笑话我，要是你想的话，也可以不相信我，或者认为我智力迟钝，但这确实是我第一次提问，我问道：“妈妈，没什么事了？”母亲回答说：“你父亲被宣判无罪；他是无辜的，他从来都是无辜的。”

这些话和母亲的反应，就像是一个推进装置，将我送入了生活的另一个阶段。我激动地甚至有些恼怒地问她，父亲为什么受审，他做了些什么，谁在控告他，为什么要控告他。不用说，母亲不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她翻来覆去，讲了一些我不难明白的字眼儿：无耻啦、告发啦、政府恐怖主义啦，还有一一请不要生气一一犹太人。这是我们家第一次提到这个字眼儿。我的父母从来不谈任何关于犹太人的事情，这是个在我们家从不存在的字眼儿。

这番谈话结束了我童年的幼稚和愚笨。我开始多疑，第一次感到父母有些事在瞒着我。

一个小时后，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回到家中。他们都有些醉了，人人得意洋洋，开怀大笑，拥抱我，亲吻我，我只觉得恶心。他们要来一桶啤酒，庆祝他时来运转。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太可怕了。我不认为我可以评判父亲，更不要说谴责他。我不想谈论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或许他们恐吓他，向他施加压力。谁知道换了我，当时会做些什么呢？但为什么现在要庆祝？为什么高兴得就像家乡球队大获全胜一样？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的一个晚上，我这样讲一点儿也不夸张。今天想起来就更糟，因为我知道了父亲受审的原因。

几天之后，一切恢复正常。父亲继续上班，母亲继续操持家务，我继续上学。但我一心想要揭破他们的秘密。父母亲当然不会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是不明白邻居、同学甚至一些老师的议论、暗示和冷嘲热讽。毕竟，我认为父亲在战时像其他人一样是个士兵，但两星期后，我知道得更清楚了一些。

今天，这些事讲起来很轻松，而且令人同情。我同我丈夫不知讲了多少回。但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毫无疑问，对我来说，就是发现了父亲曾经担任集中营守卫队的头目。他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又怎么样呢？你认为我的发现会改变什么吗？我是否应当离家出走？或匿名控告父亲和母亲多年来欺骗他们的子女？他们哺育了我，给我衣食。圣诞节时，我会看到圣诞树和礼物。我对我的孩子，或许也不过如此．父亲是杀人犯，这算怎么回事。我的生活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们也不是什么英雄。

P20－21

前不久，我写丁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青年的一本书，那次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个人兴趣。而这次，动机已有所不同。这本书讲的是“他人”的事情。

所谓“他人”，却也并不陌生。我是在他们中间，在纳粹子女中间长大的．我同男孩玩耍，找女孩约会。我们进入同一所学校，很可能就坐邻桌。我于1947年出生在一个已返回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家庭，周围孩子的父母亲，就在昨天，还在盘算怎样杀掉我的父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寥寥无几，而无论战前战后，这里的纳粹分子都数不胜数。简单推算一下，我完全有可能是在狂热的纳粹信徒的子女包围中，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

然而，回想起来，我们之间从没有触及过这一话题。那些孩子，闭口不谈他们父母的过去，倒不一定是有意回避。显然，从未有人向他们讲过这类事情，他们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这些“他人”虽不陌生，于我却是外人。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我和他们，一向郡貌合神离。

我那些犹太朋友的父母，我熟悉他们的过去：我知道他们曾在哪里以及如何生存下来。但这些“他人”的父母的历史，却是一个谜。我不记得，哪怕有过一次，我和哪位同学谈到过他的父母在纳粹时代的情况。对这种记忆空白，我的反应是向他们讲述我父辈的命运和祖辈的遭际，仿佛是想尽量证明，我的故事与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的故事，其实并不一样。

只有一次，我同在伦敦邂逅的一位德国学生引发了这一话题。我们碰巧住在同一个旅馆，双双堕入情网。一天晚上，我们随着甲壳虫乐队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跳舞，我忽然凑在她的耳边高声说道，我们在这里结对起舞，而我们的父亲可能曾经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她不明白在我说些什么。我解释说，我父亲1938年从维也纳逃往伦敦，还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

欢乐到此为止，我那一晚的种种打算也化为泡影。这位叫埃达的姑娘坐回桌旁，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经加入党卫队。她一遍又一遍问起我父母的情况，他们移居后的生活，但她无法告诉我她父亲在那个年代的一点事情。她只知道她父亲曾经是党卫队员，既不知道他的军阶，也不知道他的职务。

因此，我开始关注积极参与第三帝国活动的那些人的子女，这就像是对自己所熟悉的领土的一次探险。我逐渐得知，这里生活着一些陌生男女。我不了解他们的种种烦恼和问题，父辈的过去给他们留下了至今无法摆脱的重负。

……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一现象进行的科学调查。安妮特．哈恩，一位年轻的慕尼黑医生，曾研究了德国科学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文献。她的研究数日即告结束。在联邦共和国的档案馆中，充其量只发现了二十份关于纳粹子女心理问题的文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蜂拥而起，一门心思只想给德国人带来幸福和安宁，并帮助他们忘记过去的历史，从集体的野蛮走向集体的遗忘。一位大学教授被人问起为什么在德国人们很少注意父辈的行为对子女的影响，教授回答说因为这个课题不讨人喜欢。但一些纳粹子女无疑在寻求治疗。许多人生活在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家庭中，或者曾经看过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必须承认，在他们中间，这一现象显然是心理创伤的起因。那些“救治者”如何来处理这一问题？他们面对患者做了些什么？如果他们的培训和科研工作都不包括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关注，他们又能帮什么忙呢？

或许现在为时已晚。今天，那些行凶者的孙辈已是上大学的年龄，而孙辈的父母却失去了机会，没能了解自己父母的历史。行凶者的沉默可以制造一座时间坟墓。整整一代人彷徨于外部新生的民主现实和家庭旧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间，他们没能消化历史，并因此难以煅造新的民族个性一一一种使历史不再重演的新的民族个性。我所采访的几乎所有人，不管他们对其父母的态度如何，都相信纳粹时代发生的事情可能卷土重来。他们的猜疑，他们对同胞中前尘旧蜕的意识，连同他们对历史重演的恐惧，妨碍了这些纳粹子女成为充满乐观情绪的公民。

这些纳粹子女不仅不能矫正他们父母的过失，而且对他们的父母缺乏必不可少的积极的认同。父辈的冷漠和沉闷伤害了他们，就算他们了解了过去，也是因为付出了巨大努力。众说纷纭的“冷血症”一一父母甚至不会为他们敬爱的元首而哀痛一一象征着战后家庭的气氛。子女将父母看作战争的“牺牲品”，反映了他们的实际体验。那些大英雄、导师、超人，摇身变为小人物，将自己视为命运的受害人，而非灾难的制造者。人们决不谈论个人的罪过和责任，更不必说身为父母的耻辱。行凶作恶的一代以谎言、沉默和欺骗来应付他们的儿女。在采访中，一位妇女对我说：“母亲哪怕只有一次告诉我她曾是参与者，她犯了极大的错误，她希望我一一她的女儿一一从中吸取教训，我也会与她和解，即使情况表明她当过集中营的看守。”

父母的沉默，连同家庭中徘徊的低迷的法西斯情绪，构成了纳粹子女们个人历史的基调。因此，他们将自己看作纳粹父母的牺牲品，并非全然没有道理。

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许多人代替父母扮演了受难者的角色。当讨论涉及社会或政治问题，人们联系纳粹时代来看待与政府或政治对手的冲突时，情况尤其如此。一些人将绿党比作纳粹分子，还有一些人将警察比作盖世太保。为了制造效果，人们就要将对手与纳粹等同，而将自己看作受害者。

行凶作恶者的最大失败，就在于他们不能为历史作证。他们之中的最丑陋者往往成为牢骚满腹的德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多少年之后，他们仍被认为应对纳粹时代的恐怖负责。他们问道，面对世界上充斥的邪恶，不管是俄国人干的还是美国人干的，难道不应当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吗？

今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们的高谈阔论更多地集中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与奥斯维辛类似的悲剧，却忽略了这一切何以会发生在德国这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文明国度。政治家们公开宣称，他们这些1945年的宦海新人，没有解放的心情，只觉得自己被击败了。人们不停地辩论，是否应当树碑纪念第三帝国的全体死难者，将他们看作战争的牺牲品，而不管他们是杀人还是被杀。

这番无辜落败的说法似乎构成了新的民主方向的基础。“老一代”德国人显然没有为“新一代”德国人铺平道路。他们遮遮掩掩，讳莫如深，以至污秽山积，羁绊后人的步履。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因为父母的过去，因为父母不敢谈论这一过去和不愿承认自己有罪而仍在蹒跚前行．他们能否由此迈出坚定的步伐，仍需拭目以待。

1987年2月，本书部分章节在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上分三期连载。最初，编辑们对连载有些疑虑，担心他们的杂志是否适于以这样的形式，处理这样一个题目，还担心对第三帝国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回忆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然而后来的反应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编辑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出版商和我家里的电话铃声也无休无止。电话来自世界各地，打电话的人有记者，有认同被采访者的一些人，还有深受感动的普通读者．

连载的最后一期刊出后，《明镜周刊》从大量读者来信中选登了一部分，其中一封出自一位教师之手。他生于1940年，父亲是党卫军军官，已被处以死刑。这位现年四十七岁的人写信给十九岁的斯特凡妮：

亲爱的斯特凡妮：

我生于]940年，父亲曾经是州长和党卫军一冲锋队

的长官，1948年因其纳粹罪行而被处决。我是个老师(虽然如果让学生说，我算不上好老师)，教数学、科学、经济和历史。

你问谁知道当时的情况有没有那么糟糕?

请相信：情况还要坏得多。我有不伦瑞克劳改营处决囚犯的原始名单。我父亲签署了许多份死刑执行令。他这些“侵害行为’的证据就掌握在我手里。

你问照片上那些幸福的面孔是怎么来的?

那么，哪些照片能够拍摄并发表，哪些又不能?谁拍的照片?哪些人和哪些照片被说成是“有害的、不道德的、蛊惑人心的”(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胡言乱语)?

据选举情况判断，当时我国有半数人欢迎希特勒，你问其中的原因?

许多人确实在艰难困苦中挣扎了太长时间，于是，有人只有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才能搏取权力、地位和名声。

例如，我的父亲，他在法律考试中一败涂地，这就决定了他只能做一名低级法官。所以，他入了党，凭借党的力量进入政府部门，接着又进入警界，当了盖世太保，最后(自动)进入党卫军，迅速地飞黄腾达。

还有其他“胜利者”。医生和教授，摆脱了犹太人的竞争(许多诊所也因此每况愈下)。所有那些街头泼皮，那些流浪汉和醉鬼，本来无心或无力涉足学术，现在，忽然成了宝贝，而且得到允许，可以去骚扰知识分子。

……

结束这些采访之后，我相信下一代人还将承受沉重的负担，只因他们得知前人曾经参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或至少是没有采取行动制止屠杀。那些相信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卷入了屠杀无辜百姓的人，将必须面对这一问题。对他们来说，事情不会更轻松，因为看来时间没有治愈创伤。恰恰相反，新的一代将站得更高，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罪行是他们出生之前的作为，就应当随意地通通忘却。纳粹战犯由美国引渡到苏联，或对某人可能卷入纳粹罪行的关注，都可能导致友好国家抵制一国首脑，就清楚显示了这种态度。确实，青年一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这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不认为应对前人的行为负责。但即使在此种场合下，说话者往往绝望般的抗拒情绪也表明，他们在为某些没有参与过但又关系到他们的事情感到愧疚和耻辱，而过去对下一代人的影响，也于此可见一斑。

这两种反应——抗拒和接受——都说明德国青年人确实在关注过去。不闻不问的人为数甚少。

与纳粹子女的这些交谈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他们。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谈自己的父母和父母在战争期间的作为。他们对此知道得太少了。我现在理解了从小到大不清楚父母是否直接参与犯罪，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而人们完全有可能不敢去发问，生怕因此而发现真相。我还理解了许多人确实不想令父母深深自责。他们的父母已经年迈体弱，没有能力再来为自己辩白，我可以想象所有这些，但并不感到怜悯，我可以想象有一个身为纳粹分子的父亲是多么痛苦，但我不能想象去为他辩白。我可以想象母亲不断维护父亲，试图阻止父与子之间的冲突，而在这种气氛下长大成人有多么不容易，但我不能想象为此去称赞母亲。我现在明白了，人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才能去批判自己的父母，向他们提出疑问，甚至与他们决裂。

然而，我不能理解一些人何以没有这样做。我不想责备那些为自己的父母辩解，甚至在极端的例子中对他们顶礼膜拜的人。他们已经无可救药，而且他们只是少数，但还有一些人，确切知道父亲的所作所为，对此表示了反感，却仍然为自己有这样的父母而自怨白艾——我不能理解他们。我也不理解一些人为什么不接受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

尽管他们面临所有这些障碍，我希望愿意成为新的民主派的德国青年人与他们的父母决裂，向他们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做?

回避向父母发问的德国新一代将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理想策源地。在这个问题上，文明生活的基石——对父母之爱，不能成为压倒一切的考虑，或许应当恰恰相反。对纳粹分子的子女来说，无条件地爱父母是他们负担不起的一种迁就纵容。历史注定了他们必须去发现父母以往的作为，以及其中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人在战争结束后并不感到罪恶和羞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认为，德国人，德国新人，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真正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