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洛茨基是苏联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列宁最亲密的战友，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本书《斯大林评传》即是列夫托洛茨基将斯大林不为人知的行为和心思逐层披露的一本政治传记。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知道：斯大林是如何取得加里宁、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信任，让他们拥戴他的？斯大林又是如何取代列宁的？俄国革命者是否曾经“用暴力抢夺金钱”作为经费？……本书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斯大林。

《斯大林评传(精)》是一位著名的苏联红军缔造者列夫·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全面解读。作者作为列宁曾经的接班候选人之一，斯大林密切的伙伴与竞争者，在此书灌注全部生命心血分析探寻斯大林权利构建的模式。以纪实的材料，真切的笔触，为我们还原了一个阴暗但真实的斯大林。

出版者说明

原编者的话

序言

第一章 家庭和学校

第二章 “职业革命家”

第三章 第一次革命

第四章 反动时期

第五章 新的高潮

第六章 战争和流放

第七章 一九一七年

第八章 人民委员

第九章 内战

第十章 内战(续)

第十一章 从默默无闻到三巨头统治

第十二章 上台的道路

补遗一 热月式的运动

补遗二 “金托”当政

附录 三种俄国革命观

第一章 家庭和学校

如果我没有弄错，第一个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的，是已经去世的列昂尼德·克拉辛。克拉辛是老革命家、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苏联外交家，不过他首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克拉辛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时，他想到的不是有争议的种族属性，而是亚洲政治家通常拥有的剽悍果敢、精明干练、诡计多端和残酷无情的糅合。布哈林后来简化了这个名称，把斯大林叫做“成吉思汗”，这显然是为了使人注意到他近乎野蛮的残忍。斯大林本人在和一个日本记者谈话时，一度把自己称为“亚细亚人”。他使用的不是这个名词的旧义，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他想用这种个人托喻来暗示苏联和日本在反对帝国主义西方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从科学的观点考虑这个名词，我们必须承认，“亚细亚人”用在这里只能算部分正确。高加索，特别是外高加索，地理上无疑是亚洲的延续，但是格鲁吉亚人和蒙古族的阿塞拜疆人截然不同，他们属于地中海的欧洲种族。因此，斯大林把自己叫做亚细亚人是不确切的。不过，问题并不完全决定于地理、人种分布和人类学，历史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

数百年来，从亚洲注入欧洲的人类的血液有几滴溅在高加索的高山深谷里固定下来。互不相关的部落和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冻结在这个地方，把高加索变成一个巨大的人种分布博物馆。许多世纪以来，这些人的命运一直同波斯和土耳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还处在古老的亚洲文化的范围之内。尽管战争和暴乱的冲击连绵不绝，这种文化却仍然设法保持着静止状态。

如果在任何其他地方，处在来往比较频繁的位置，人类的这个为数很小的格鲁吉亚旁支——目前共约250万人——无疑会在历史的坩埚中熔解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山脉的保护下，格鲁吉亚人保持了比较纯粹的种族特征和语言。直到今天，语言学似乎还很难为他们的语言定位。早在公元4世纪，在基督教侵入的同时，格鲁吉亚就出现了文字，比基辅罗斯要早600年。公元10世纪、11世纪、12世纪和13世纪被认为是格鲁吉亚武功显赫和文艺鼎盛的时代，后来几个世纪是停滞和衰微时期。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对高加索频繁而血腥的入侵在格鲁吉亚口头流传的民族史诗中留下了痕迹。如果可以相信倒霉的布哈林的话，这些入侵也在斯大林的性格中留下了痕迹。

18世纪初，格鲁吉亚沙皇承认了莫斯科的宗主权，希望得到莫斯科的保护，使他可以不受传统敌人土耳其和波斯的侵犯。他达到了眼前的目标，他的生命有保障了。沙皇政府修筑了必要的战略通道，对城市进行了局部的整顿，初步建立了学校系统，主要目的是使这些属于异族的子民俄罗斯化。当然，彼得堡的官僚政权不可能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用它本国也极为缺乏的欧洲文化来代替古老的亚洲的野蛮无知状态。  格鲁吉亚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却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它的半封建社会结构建筑在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因此具有亚洲家长制——包括亚洲的残忍——特征。工业几乎一无所有，农业和房屋建筑事实上停留在两千年以前的水平上。酒是用脚榨出来的，保存在大泥潭里面。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不过是整个人口的1／6。和所有亚洲城市一样，这些城市仍然是官僚统治的军事和商业城市，只有少量工业。在基本农民阶层头上兴起了一个士绅阶层，大部分士绅并不富裕，而且缺乏文化素养。有些士绅和上层农民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拥有显赫的头衔和矫揉造作的风度。由于格鲁吉亚过去曾经拥有小小的“威力”，由于它现在的经济停滞，由于它和煦普照的太阳和葡萄园，由于它缺乏责任心的习性，由于它拥有大量囊空如洗的地方绅士，人们把它叫做高加索的西班牙是不无道理的。

年青一代的贵族敲打着俄罗斯高等学府的大门，他们抛弃了本阶级的陈腐传统(中俄罗斯对这种传统本来就不怎么认真看待)，而参加到俄罗斯学生的形形色色的激进派集团里去。比较富裕的农民和市民渴望使自己的子弟在政府里得到一官半职，成为军官、律师或教士，也纷纷效法贵族家庭的榜样。这样一来，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就多如过江之鲫，他们散布在俄国各地，在各种进步的政治运动和三次革命中都崭露头角。

1844年在第比利斯担任师范学院院长的德国作家博登施太特曾经下了这样一个结论，认为格鲁吉亚人不但懒惰无能，而且不如其他高加索人聪明；他们在学校里研究科学、学习外文和表达能力等各方面都赶不上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雷克吕·埃利塞引用这个十分笼统的意见，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推论，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并不是民族性，而是社会因素——由于格鲁吉亚学生来自落后的乡村，而亚美尼亚人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当然，后来的发展很快就消除了教育上的差距。到1892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正教小学二年级念书时，在高加索人口中约占1／8的格鲁吉亚人在学生总数中却差不多占1／5(俄罗斯人占一半以上，亚美尼亚人约占14％，鞑靼人不到3％……)。但是，作为最古老的文化工具之一的格鲁吉亚文的特殊性对学习外语似乎的确是一种障碍，在发音上留下了明显的标记。然而，这并不是说格鲁吉亚人都缺乏口才。和帝国的其他民族一样，在沙皇制度下，他们只能三缄其口。但是在俄国日益“欧洲化”的过程中，格鲁吉亚知识分子为司法界，后来又为议会的讲坛提供了大量——如果不是第一流的，至少是出色的——演说家。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当中最能说善辩的大概就是格鲁吉亚人伊拉克利·策烈铁里。因此，把斯大林的民族血统作为他缺乏演说才能的原因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从体格上看，也很难说他是代表格鲁吉亚人的恰当的典型。格鲁吉亚人是以高加索最漂亮的民族闻名于世的。

按照一般的看法，格鲁吉亚人的民族性是对人深信不疑，多情善感，性情急躁，同时又缺乏活力和主动精神。雷克吕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的愉快、和蔼和直爽。这的确是和格鲁吉亚人进行个人交往时首先就会注意到的最突出的属性。但是斯大林的性格和这些属性很少有共同之处。住在巴黎的格鲁吉亚侨民曾经十分肯定地对法文《斯大林传》的作者苏瓦里纳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母亲不是格鲁吉亚人，而是奥谢梯亚人，斯大林的血管中掺杂着蒙古人的血液。但是有一位名叫伊雷马什维利的人(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提到他的)断言，斯大林的母亲是纯粹的格鲁吉亚血统，而他的父亲是奥谢梯亚人，“粗俗鄙猥，和住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里的所有奥谢梯亚人一样”。要想核实这些说法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为了说明斯大林的道德品质也没有核实这些说法的必要。在地中海各国、巴尔干、意大利和西班牙，除开既懒惰无能又烈如火的所谓南方型性格，还可以碰到淡漠中糅杂着倔强和诡谲的冷酷性格。第一种类型是主要的，第二种类型是极少，起着烘托作用。看来每个民族集团似乎都拥有自己应得的一份基本性格因素，可是在南方的阳光下，这些因素却不如在北方的阳光下分布得那么理想。话说回来，我们还是不要在民族这个形而上学无法得出结果的领域里冒险跑得太远吧。

P1-4

本书前七章和附录俄文原稿是列夫·托洛茨基撰写并且经过他修改的。托洛茨基校阅了英译本前六章和附录，但没有校阅第七章。前面七章原定全书脱稿时予以删节压缩。像大多数作者一样，托洛茨基对脱稿日期估计得比较乐观，然而并不准确。他的情况比其他作者更为严重，不仅因为他具有一个革命家和军事领袖的过分乐观，而且因为他的生命不断遭到袭击和觊觎，所以脱稿日期一再延宕。最后，他决定以1940年8月作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截稿时间”。但是当他在8月20日被暗杀者击倒于地的时候，手稿并没有完成。两天后他去世。因此，编者对前面七章和附录均未予修订，仅删去个别材料重复之处。

托洛茨基遇害时，他有一部分未完成的手稿正放在书房里，许多页贴在一起，首尾连缀，接成很长的纸条。在他与暗杀者搏斗的过程中，手稿的某些部分不仅溅满血迹，而且毁坏无遗。此外，作者身后遗留的手稿只是经过初步汇集，准备进一步加以利用的尚待发挥的札记、他人著作的摘录、各种文件和未经作者订正的口授材料，任何部分都没有写成定稿。一部分手稿已经大体上分成几章，加上了暂定的标题。大部分手稿是未经消化的材料，按照81个小标题分藏于超过两倍于此数的文件夹里。序言、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和两份补遗就是根据这些基本上还是原始材料的手稿编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编者不得不做许多修罅补漏的工作。但是，只要能保证最大限度的明白流畅，编者就只作最低限度的修补。凡有所添补，即使只增加一个字，也都用方括号(〔〕)和作者原文分开。当然，标题、卷首照片和其他全部插图的安排和挑选，斯大林化名表，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表，名词解释和大事年表完全是编者的工作。①作者一部分札记是经过编者概括的。这部分札记排印较密，以便和本文主体有所区别。②托洛茨基文件夹内发现的关于斯大林传记的引用材料，凡非托洛茨基原文组成部分者，均用星形符号(*)标明。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材料都有托洛茨基手写的标记，可资识别。

关于手稿未完成部分的编辑方针是：除删去重复的和完全与本题无关的材料以外(作者本人如果未遭到暗杀，显然也会这样做)，一律全文发表。这里有许多文件是初次问世，既没有经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审查，也没有经过斯大林主义者的审查。

编者感谢作者的遗孀娜塔莉娅·伊凡诺芙娜·谢多娃—托洛茨卡娅对这本书的贡献。还要感谢下列诸君的帮助：列夫·托洛茨基的主要秘书让·范赫伊努特先生，哈佛大学图书馆主任凯斯·德·梅特卡夫先生，哈佛图书馆注册组组长爱德华·古金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哈佛威登纳尔图书馆贵重书籍室珍本部主任威廉·杰克逊先生、麦卡锡先生、弗里济·奥尔达什女士和丽塔·菲兹帕特里克女士。他们的慷慨合作和无限耐心使编者能够方便地看到托洛茨基身后遗留的手稿。编者特别感谢玛格丽特·霍伊尔·蒙逊、亚历山大·巴明和马克斯·伊斯特曼，他们曾经在本书出版前阅读过原稿并且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批评性意见，尽管编者并没有全部接受他们的意见。

查尔斯·马拉默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