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旗营房屋的费用，皆为“国帑”。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建造的16000间房屋，每间用银二十二两八钱八分七厘九毫，共用银三十六万六千二百零六两四钱。在其周围筑造的大圈土墙、安放的栅栏门等，物料用银七百九十三两二钱七分八厘，匠夫工价一千一百二十四串四百二十文。1737年（乾隆二年）在京城空地建造的房屋，是用公产地价银十六万七千余两作为经费的。
因旗营房屋是以“国帑”所建造，所以属于“公产”，并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其维修往往也得到国帑的资助。如在雍正三年（1725），“雨水过多，人家屋漏，墙垣倒塌。……著发户部库存锯九万两”用来修理房屋。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由于水灾，清廷用广储司库存银二十九万七千八百两修葺官房9249间，在房屋管理方面，也有许多规定。如1734年（雍正十二年）清廷规定，旗民房屋不得无端拆卖，尚有势在迫需，只许拆卖院内奇零之房，临街房屋一概不许拆卖。由于有些房屋年久倾圮，旗民无力修整，又有碍不准拆卖房屋的禁令，不少房屋日就坍塌。故1743年（乾隆八年）奏准，因“倾颓无力修整”或因“济急情由”，城内房屋报街道厅步军冀尉，城外房屋报街道厅五城司坊官“准其拆卖”。然而通融办法尚未实施，又补充了限定性的条文。实际上依然是不得任意拆迁房屋。到18、19世纪，通货膨胀加深了业已存在的社会贫困现象，物价上涨了4—10倍。如在康熙时期（1662—1722），一只羊值一钱八分，到了道光和咸丰年间（1821—1861），其价格是原来的六倍。由于旗人家庭规模的扩大，依靠固定钱粮生活的旗人，要养家糊口，困难越来越多（《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所以拆卖房屋也就不可避免了。《清实录》十四卷载，自咸丰年间起，“东直门内西北一带官房，陆续拆毁千余间之多。镶黄一旗如此，恐他旗亦所不免。”
清灭亡后，八旗制度也随之瓦解。原管理旗营房屋的机构也烟消云散。民国以后，京城内外城四郊各旗原建营房，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倾圮。尚有完好者，当时的军政当局或处分部分旗营房屋，或接管“整理”。如1925年5月14日《益世报》载云，陆军部保管八旗营产约1700余间，所有八旗衙署，统由陆军部派员接收，并在各衙署门前钉安木牌，书陆军部保管字样，以防被盗卖。北平市官产局处分的旗营房屋，也只有少数留置者。随着军阀混战，又有不少旗营房屋被毁。在日伪时期，外火器营的房屋被拆除的也很多，所留下的不足原有的六分之一。北京解放前，当时的北平地政局对旗营房屋拟视为公有土地勘查后由政府代管，但因“人员不敷”，“情形复杂”，“绝非少数人员所能办理”而不了了之。此外，因旗营房屋的特殊性，在民国以后，旗民虽未公开买卖，但也多由住户倒转、拆除、典当或自行翻盖。
北京解放初期，城区和郊区的旗营房屋有40处，14960间。其中在城区的崇文区南岗子和宣武区西便门有4286间；在关厢地区的有5965间；在郊区的集中在海淀区火器营乡，有4709间。由于这些房屋建筑年代久远，大部已非原状，绝大部分经过拆修添建或重修。拆修者多系棋盘芯灰瓦房，添建者多系灰平台或土房。
旗营房屋，由于历史的原因，占有房屋的权利来源比较复杂，产权几与私有无异。同时，住房倒转、典当的问题也造成租赁关系混乱，严重影响房屋的修缮，雨季时倒塌情况不断发生，威胁居民的居住安全。为了解决旗营房屋在住用上存在的问题，1951年，市人民政府通过了郊区公旗营产清理办法，初步解决了郊区公旗营产的问题。1952年，市房地产管理局对旗营产进行调查，提出处理城区旗营产的意见，经市人民政府决定，承认房屋所有权，土地归国有，准无偿使用。由于旗营房屋毕竟情况复杂，虽然做了一些处理规定，但遗留问题始终不能彻底解决。1955年，市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对郊区及关厢旗营产实际情况的调查，再次提出解决办法，1956年经市人民委员会报国务院同意，营房土地除有正式典证的以外收归国有，房基地准房屋所有人无租使用，承袭占有者承认私有，自建房有正式产权证件者承认所有权。根据这个原则，到1957年5月，延续三百多年的旗营房屋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对危旧房的改造，原来所剩的旗营房屋大都为高楼大厦所代替了。如今，地处海淀区蓝靛厂正北的外火器营旧址、营区范围、街道、部分老营房屋尚存，成为研究清代满洲八旗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P231－233
第一轮《北京志》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启动的，历经20余载，至今已基本完成，总字数超过1亿字，是古往今来北京地区最浩大的文化工程之一。在这项文化工程建设中，有一支庞大的修志人员队伍，参与者达到万人，直接进行编纂的超过千人。这支队伍是在漫长的修志道路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每部志书的编纂都是一个团队的组合，从资料收集、篇目制定、初稿撰写、审稿评议、修改补充、终审通过直至进人出版环节，每一步都浸透着修志者的心血、汗水、奉献。他们初期进入时大部分都是外行，对地方志工作比较陌生，在外在条件匮乏，自身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克服困难，通过参加修志培训，向专家请教，提高自身素养等多种手段，逐步摸索、探索，编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考验、实践考验的诸多高质量的志书。
《志者心声》是《主编风采录》的姊妹篇，《主编风采录》记述了25位参与一轮《北京志》审稿的老主编们修志历程，《志者心声》则是从成千上万人参与的修志队伍中选取了10位修志人物代表，通过他们的口述，带我们重新回到一轮修志时代，重温一遍那难忘的修志之路。我们钦佩他们的修志经历，我们有责任把这代人的修志体会如实地记录下来，目的就是想披沙淘金，把发亮的金子展示给大家。
采访过程令人难忘，受访者们从最初的婉言谢绝，到欣然接受，认真准备，全力配合，每位受访者都是在用心与我们交流。在采访中，他们说的非常朴实，更多地说的是他们自己应尽的职责，领导同事们的支持与帮助，其他修志者感人的事迹。有的受访者特意将十几年的修志历程认真梳理，写出上万字的采访稿；有的受访者身患疾病，仍带病坚持录制工作；有的受访者冒着严寒接受采访，怕影响录制效果关闭了空调，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积极配合毫无怨言……他们的认真、执着，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地方志工作的那份不舍的情怀，也为我们重新诠释了“方志人精神”。在此，特别感谢刘兴忠、李振兴、潘慧楼、章亚平、马广胜、王来水、李苍彦、赵慕兰、丁世华、翟小菊10位修志前辈对这项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感谢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和同仁们的鼎立支持。
希望读者通过此书，能够了解一轮《北京志》的修志历程，感受修志前辈们的无私奉献精神。
编者
2016年10月
前言
一、志者印记
1.刘兴忠：《北京志·体育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2.王来水：《北京志·园林绿化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3.章亚平：《北京志·监狱志》编委会委员、办公室主任
4.潘慧楼：《北京志·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编
5.马广胜：《北京志·广播电视志》编委会常务副主编、执行主编
6.李苍彦：《北京志·工艺美术志》编辑部主编
7.李振兴：《北京志·工业卷》责任审稿
8.赵慕兰：《北京志·中关村科技园区志》编委会副主编
9.丁世华：《北京志·房地产志》编委会常务副主编
10.翟小菊：《北京志·颐和园志》编委会主编
二、志者墨迹
1.刘兴忠：倾心史志 平步致远——2009年体育志（鉴）工作回顾
2.王来水：读志用志服务当代园林建设
3.章亚平：浅谈志的试写向初稿写作的转换
4.潘慧楼：编纂《云居寺志》的做法和思考
5.马广胜：关于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几点思考
6.李苍彦：保护北京文物资源有必要与弘扬传统工艺同步
7.李振兴：在《综合志》工作会上的讲话
8.赵慕兰：“跳马”“出车”“当头炮” 中关村自主创新路线图
9.丁世华：旗营房的历史和变迁
10.翟小菊：从古代图绘看颐和园历史文化传承
后记
地方志，又称之为“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是中国文化典籍中的瑰宝，是反映地情、国情的资料宝库，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不断传承，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北京编修地方志的历史很悠久，早在北齐时，幽州世家阳休之即曾编撰《幽州人物志》，这是有记载以来北京地区编修最早的地方志书。之后隋代有《幽州图经》，唐代有《幽都志》，但这些志书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散佚而未流传下来。《析津志》是元代熊梦祥编撰的第一部北京志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尽管也已经散佚，但毕竟是现存能够看到部分内容的最早的有关北京史地的著作。明清时期是北京地方志编修最鼎盛时期，府志、州志、县志及各种专志多有编修。民国时期，北京封建都城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但北京的地方志编修工作仍保持一定的规模。北京现存的旧志有百部千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方志事业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8年，北京市即曾组织人员编修《北京志》，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途废辍。“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文化事业蓬勃兴旺，良好的发展形势为地方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契机。1988年，北京市启动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本着既考虑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又考虑不缺项的原则，规划《北京志》分志154部，区县志18部，共计172部，涉及了北京的各项事业。其中，工业部类有20部志书，所占比重最大；城市建设与管理类17部；文化艺术部类13部；经济管理部类11部；党派群团部类14部；其他各类比较分散，涉及农林、商业、教育等多种领域。
北京市首轮志书的编修工作已经宣告完成，总字数超过1亿字，是古往今来北京地区最浩大的文化工程之一。在这项文化工程建设中，有一支庞大的修志人员队伍，参与者达到万人，直接进行编纂的超过千人。这支队伍又是在漫长的修志道路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每部志书的编纂都是一个团队的组合，从资料收集、篇目制定、初稿撰写、审稿评议、修改补充、终审通过直至进入出版环节，每一步都浸透着修志者的心血、汗水和奉献。他们初期进入修志工作时大部分都是外行，有的是领导干部，有的是行业专家，有的是业务骨干，对地方志工作都比较陌生。在外在条件匮乏，自身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怀着对地方志事业的热爱和对传承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心存敬畏，克服重重困难，孜孜以求，以存真求实的精神，淡泊名利的心态，安于清贫的执着，锲而不舍的追求，勤劳吃苦，团结协作，以“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在漫长的修志道路上，逐步摸索、探索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修志专家。他们通过参加业务培训，向专家请教，提高自身素养等多种手段，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终于打开了一条“修志通道”，编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考验、实践考验的诸多高质量的志书。
随着志书的出版，既锻炼了队伍，又培养了一大批修志人才，一部部精品志书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北京志·房地产志》无论从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当属佼佼者，它代表了整个这一时期的修志水平，其资料的含量和价值以及对志体的把握都值得称道。该志以房地产的管理为内在主线，以房屋的类型为门类，全方位记述了北京地区房屋发展的全过程；《北京志·园林绿化志》详实记述了皇家宫苑、坛庙园林、寺观园林及宅园和风景名胜，同时还详实记述了大环境绿化、道桥绿化、公共建筑绿化、居住区绿化、单位专用绿化、陵园绿化等；《北京志·工艺美术志》整理和搜集了北京地区已失传或接近失传的民间工艺品的情况；《北京志·颐和园志》是如今对颐和园历史与现实最翔实的记述；《北京志·人口志》出于专家之手，数据丰富，实用性强；《北京志·规划志》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规划的历程；《北京志·科学技术志》囊括了北京地区中央、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的科技工作……
这些优秀志书是修志人艰辛付出、无私奉献的结晶，他们视地方志工作高于一切，全身心地付出，为北京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北京市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开展，参与一轮修志人员或继续耕耘，或工作调整，或退休在家。无论环境怎样变化，对修志情怀始终不变，他们认为这是一生中留下的最最刻骨铭心的、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修志问道，直笔著史”，作为地方志工作者，应发扬坚守使命、淡泊名利、秉笔直书、甘于奉献的“方志人精神”，向老一辈修志者学习，不断提升业务素质和能力，编纂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品佳志，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作用，用历史的智慧推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编者
2016年10月
韩旭主编的《志者心声（北京志修志人物风采）》一书为北京市方志馆支持编著的一本有关北京志修志问题的书籍。共分为人物专访及文章作品两大部分。在人物专访部分，共选取十位修志相关人物对修志问题进行了专访，这些老师均为北京志中各部分志的主编或者主笔人，他们主要是介绍了自己在修志过程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在文章作品这一部分则是十位老师在会议中的讲话，主要是老师们的所思所想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可以说，这本书是极具资料价值的，它的出版将为后来修志者带来很大的启发。
韩旭主编的这本《志者心声》是《主编风采录》的姊妹篇，《主编风采录》记述了25位参与一轮《北京志》审稿的老主编们修志历程，《志者心声》则是从成千上万人参与的修志队伍中选取了10位修志人物代表，通过他们的口述，带我们重新回到一轮修志时代，重温一遍那难忘的修志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