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头湾，大西洋边一个宁静小镇。隔着多少年月回想，除了一片海水，还有一个故事。
那里有家中餐馆叫“顶好”，店主是一对台湾夫妻。多年前一个夏夜，我离开南京到了纽约，马上开始找工作。有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找到更好的事做，把“顶好”的差事让给了我。小餐馆急于要人，愿意去的人却少，路远底薪少。我毫不犹豫接下来。
店面布局合理就不显小，走道上铺着起腻的红地毯，低幽的轻音乐涤荡了俗气。靠厨房的墙上凿了个龛，供财神爷，爷脚下供水果糕点，亮长明灯。
朱老板四十多岁，身量矮而板实，走路小跨度呼呼生风，他见我到，上前笑眯眯招呼：来啦？辛苦哇！刚到不歇歇？出来就好！到了美国，美国好啊！
他回身撩开厨房外的布帘子，斜欠身子伸头喊：喂！出来！出来沙！人家，怎么称呼你？不行不行，不能叫你名字，谢小姐吧？出来见见噻！
爽净的中年女人走出来，甩着手上的水：不好意思正在备料，刚到也不歇歇？美国辛苦哎。老板娘说温软闽南语，跟朱老板的镇江扬州语全不同。她端起桌上的不锈钢水壶，倒了一杯冰水，杯口上的小浮冰咯啦咯啦响。南京没有走远，纽约已在眼前。离愁尚在心底，生忧逼在身旁。
星期天饭店十二点开张，朱老板招呼吃午饭。除了我，“顶好”只请一个墨西哥人，骑车送外卖兼洗碗。其余事情一应朱家人做。朱老板接电话接订单，上汤上菜。老板娘身兼大厨二厨。大厨炒菜，二厨抓码配菜。老板娘母亲择菜洗菜撕鸡皮。
吃饭时朱老板对我说：谢小姐刚来，不晓得饭店规矩，这块儿跟你说下小费的事。小费的事那个留学生跟我说过，因朱老板自己伺候客人，客人给的小费便由他收，他再分给收拾碗盘的busboy或者busgirl（餐馆勤杂工），四六开。他拿六。
他问我：谢小姐啊晓得美国小费的规矩？小费多就多点，少也没法子，美国饭店都这个样子。在南京我算是劳心者，在美国是劳力者。我能吃苦，怕脏也做出不怕的样子，没有客人时我到厨房帮老板娘干活。吃饭时我主要吃便宜的菜，鱼肉不多吃。我总是笑容满面。
朱老板对我印象慢慢不错，说，现在谢小姐晓得打工辛苦了吧？问下子，你啊成家啦？要没得呢，找个美国人结婚，要少吃不少辛苦，绿卡还有希望，我们是第一代过来的，才能让我儿子他们不吃苦，现在啊，不管店里多忙，两个小家伙就是不过来帮忙，好像他们的出息跟我们苦做的餐馆没得关系。
朱老板的镇江口音让我分神，眼前是他的人，心思已去了镇江。风光无限的焦山金山，脍炙人口的香醋肴肉，这些离我千万里远的东西，在朱老板的乡音里咀嚼着。有时吃过饭他会给我盛一杯香草冰激凌，我忽然掉下眼泪。 一天朱老板跟我说，你做事又快又好，不少事你都能顶下来，这样，以后小费跟你平分，你看阿好？我连摆着手：不用不用，说好四六开的，就四六开，我真的不要。朱老板也就没有坚持，后来对我客气很多，每次吃完饭都要我吃一杯冰激凌，周末收工多给我二十块钱，叮嘱我乘地铁当心。
那日午饭，朱老板看看四下无人的厅堂，低声跟我说：谢小姐是南京过来的？我说是啊。他问：你镇江啊有人啊？期待地看着我。
我看看朱老板，什么意思？他头朝后一仰，靠在椅背上：关系！有没得政府里头的关系？
我想了想说，要看你想做什么了，我家不在镇江，好像没有关系。这个“好像”我不该说，给了朱老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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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说读了此书的每一个字，但谢女士记性之好，兴致之高，我是宁可当中短篇小说读。如今我已到了读不进小说的年龄，反而是讲述真人真事的散文、随笔、记述——我不知该怎样定义谢女士的体裁，也不在乎她是用的什么体裁——能使我读下去，并在谢女士亲历的异国琐碎中，读到些别的什么。
——陈丹青
1
那年夏天我在纽约一座公立图书馆，与来自台湾的图书馆员谢女士，有过一次会面和对话，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这段经历后来反复想起，每次想起不能平静，于是写了《谢女士谢女士》。
除了台湾的谢女士，许多在我生活中经过的人，都留下印记，会在多年后反复回到记忆中，在只有我看得见的地方，像对我说话，却欲言又止。他们经历的人生都藏着层层复层层的含义、隐喻和昭示。他们以微弱沙哑的声音，说着各自的遭际，以零碎的片段补贴时代的大景观。这些微弱和零碎尽管对亲历者来说，是天不可灭，地不可埋，但若不写出来，就被光阴带走，了无留痕。
于是我开始一一写下这些寻常故事，并没想到有一天发表、出版。倾诉的固执驱使我不断地用文字倾诉。除了写我自己在美国的三十年经历，还在他人的经历中，寄托摆放我们无以安放的前半生，和远离故土的后半生，把它们编织起来，展开来观看阅读，那是一种多么细微的大场面。
几年过去，这些历经数年写出的文章，集成这本《谢女士谢女士》。
当百花文艺出版社把打印的书稿寄给我时，这一路写作的种种情景如在眼前。写作的时候，你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所在中，把从前找回来。而把从前找回来是痛苦的。
俄国诗人普希金说：“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吗？
不是。很多瞬息，虽已过去，但不是亲切的回忆，更多的是切而不亲。因此很多人不愿意回忆，回忆也难免有选择，入木三分更是不容易。这是我们这代人一个无以言说的特点，最痛的往事最不能想，最不愿想，留下不示人的刺青。
我曾对美国的一个学者说：“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不能理解那种丧亲之痛。”这句话我一直没忘，也许最终成为我敢于坦然写作的提示之一。我们这些有幸能写，也能承受文字描述中呈现出来的悲剧的人，应当在能写的时候写，不然都将烟消云散。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话我却有不同的理解，在我们老三届人的网络原创作品中，诸多对青春的回溯，也颠覆了这个结论。我们年轻时，所谓幸福的家庭因为不同的追求和索取手段而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却大同小异，有着相同的不幸——痛苦的现实生活和痛苦的内心世界，贫穷无望，身心摧残，劳燕分飞，流落远方难以回到故土。
而海外华人又有另一层苦乐，尽管出国是个人选择，毕竟背井离乡。很多人的经历，像古沉船中被淤泥和海藻深埋的宝藏，如不是有朝一日被发现，就永远在海底沉睡。这样那样的故事，震动着我，于是一笔笔写下来，就像打捞沉船。
曾经跟陈丹青说过几个故事，他希望我用素描的手法写出来，不写，等于一切没有发生，而我们这些亲历了劫难的一代人，很快就要走完我们的人生，不写来不及了。被写出来的一切，都承载着艰难的幸福和幸福的艰难，在秋天变成黄叶，或许你能看到它们在枝头飘摇。
《谢女士谢女士》这本书就这样走过她命定的历程，呈现在你面前。
……
在这个做什么都像坐过山车一样飞快的时代，在这个无数人做着一夜致富的大梦时代，但愿读到这篇后记的读者，尤其是喜欢写作的读者，知道我们还有百花文艺出版社这样的出版社，我们的编辑中还有杨进刚、美编刁子勇、散文刊物的不知道名字的女编辑，现在的编辑小赵，从前的编辑小邬，那样敬业的编辑。面对纸质书式微、出版社步履维艰的局面和未来，他们仍旧对文学、出版出书、对作者，肩负起编辑者的责任，兢兢业业，端端正正。
3
最后说说为我写序的陈丹青。
1996年我在纽约的杰克逊高地路遇见他，我们都住在那一带，木心离得也不远，我和陈丹青于是在马路上聊起来，成为邻居、朋友。请他写序我没有想到过，他很忙，不想打扰他。不想请他还有一个原因，不好意思。给人写序最是难，要说好话，好话好听不好说，他说最怕给写得不好但又不能说不好的人写序。
不知道我是不是属于这种。但我也不管了。陈丹青写文章说话，你无法预测，说出来你一看却知道这就是他，只有他才会这样说这样写。比如这篇序，就不是一个总评，而是开启。
谢谢丹青。
2016年10月26日—11月8日
南京
近乎小说的记忆
陈丹青
海外华人写下的闲书，多多少少，近年或许常在大陆出版，照实说，我很疑心这类闲书会有多少读者。早先的留学生文学、晚近的移民写作，虽则多有可写可说者，甚或夹带不少传奇，然与中原产出的文学一比较，究竟是边缘而零落的经验，不易捉拿人心。换在二三十年前，有谁去了域外，写了什么，发回来，读者尚有一窥留洋生活的好奇心，现在呢？
现在是连纸本书的读者亦告零落而边缘了。就我所知，倒是越来越多活在异域的中国人，稍有闲暇，便即忙着搜寻网络，打探母国的种种八卦——“讯息”，如今比“阅历”更能传播生效，俘获读者，谁还果然在乎他人的阅历么？曾几何时，一个人的阅历（不管什么阅历）恐怕等于讯息，而讯息（不管什么讯息）将要替代人的阅历了。
论阅历，五零后四零末这茬人，可谓多矣。有如一组庞大过滤器的经过之物，我们集体穿越了红色年代、饥荒岁月、文革风云、上山下乡、高考回城等等大戏，最后，若干事主居然得了机票，飞出国门……在这大抵相似而角色各异的共和国剧情中，眼下，我们无可抵赖地老了，人人肚子里一长串记忆，一大堆故事，感触、感慨、感悟，更是说不完——谢女士，便是其中一位，不但身份典型，阅历也典型。
谢女士是红二代（因此她对政治运动的切肤之痛，其实有甚于平民），是下乡知青（因此她对穷乡与穷人的认知，或许有甚于她的革命父母），是军区文工团演员（因此她免除了那代人普遍的自哀自苦，成为蹉跎路中的骄子），她也是八十年代新文学兴起后的热情书写者之一（因此她发现自己除了表演，更热爱表达：十多年前，我曾有幸读到她的长篇小说的打印稿），经她坦然而生动的自述，出国后，她也曾出入于多数留洋者曾经出入的故事情节：做保姆、当雇员、求职、失业、创业……终于她渐渐地与夫婿相偕成为平心静气的成功者，在闲适而自尊的晚年生活中，坐下来，搅动记忆，写出这本书。
海外华人写作者（女性居多）大抵都有一种被海外经历所赋予的倾诉欲，加上无以安顿的前半生记忆，我们个个觉得仿佛做了两世人。人生一世，可记可述者已然太多，何况两世！这真是写作的财富，而也是写作的难：倾诉什么？怎样倾诉？倾诉给谁听？谢女士是练过长篇小说的写手，她会观察，而且存着太多的细节，她会将细节悄悄连接这代人多到近乎错位的身份与记忆，然后，在她自己的种种故事背后，读者或许能在谢女士的个人经历之外，读到些别的什么。
那是什么呢？这可要读了之后，才能感知。
而女性下笔不免有啰嗦之弊，爱写作的女性一朝出国，尤有说不完的话——往好了讲，便是笔调的细腻、度人的体贴、处事的认真。我不敢说读了此书的每一个字，但谢女士记性之好，兴致之高，我是宁可当中短篇小说读。如今我已到了读不进小说的年龄，反而是讲述真人真事的散文、随笔、记述——我不知该怎样定义谢女士的体裁，也不在乎她是用的什么体裁——能使我读下去，并在谢女士亲历的异国琐碎中，读到些别的什么。
那是什么呢？这也要读了之后，才能感知的。
我期待谢女士或者可以走回小说的创作。多年前，我曾给自己杂乱的记忆写过数十篇短稿，题曰“多余的素材”，意思是说，我没有使这些素材成为小说的本领。现在，谢女士的私人故事使我无端觉得，她有可能走近，以致，几几乎进入小说的门槛——譬如纽约江湖的镇江老板仍然惦记深埋故里的金子，譬如死于骨癌的“小曹”，早先曾经是怎样一个人，再譬如谢女士对我描述文革抄家时闯进家门的红卫兵同学中，有一位是如何地英俊……那是小说呀，谢女士！虽然起步经已嫌迟，但我辈今世所能亲历或目击的往事，想起来，写下去，是都可以当做小说看待的。
不记得是谁的话了：“小说，是前世的记忆”。真有所谓“前世”么？当我们这些活了两世的人写下亲历的种种故事，搁笔复读，常在当世与隔世之间，恍然迷失，将信而将疑。不晓得谢女士成稿之后，是否有同样的感慨。
2016年6月30日写在乌镇
1986年，谢舒告别故乡南京，飞往纽约陪读。彼时，牛仔裤、摇滚乐等正流行，金融海啸的“黑色星期一”尚未到来，木心即将为艺术家讲解文学史，曼哈顿渐渐成文华人最大的社区。
谢舒在纽约见到了不一样的人和事，但让她最震撼的，还是遇到、听到、见到的华人故事：她遇到辗转定居到纽约、仍然惦记深埋故里的金子的镇江老板；遇到一生倾力收藏中国画、默默承接和传递文化记忆的邓仕勋先生；遇到来自台湾的、同样生于动荡时期的谢女士；遇到国内波折国外风光、最后孤独死去的小曹；遇到少女时为抗日军队送信、年老后在美国开诊所的周老太……
三十年后，已成为作家、收藏家的谢舒，用史家的透彻眼光、新闻记者的敏锐观察、小说家的文笔，记录下这些人的故事，记录隐没在时间长河中大历史的小细节，记录这个时代下普通人的沧桑与传奇。此即为这本《谢女士谢女士》。
《谢女士谢女士》是作者谢舒以自己在纽约的生活见闻为内容所写的一本散文集，从20世纪80年代入美国陪读，到现在定居在美国，主要包括初入美国时打工的经历、在美国的中国人的传奇或生活、西方人的生活状态等，文笔老练，表达出对祖国诚挚的感情，也表达出了作者对时代的反思。她写纽约江湖的镇江老板仍然惦记深埋故里的金子，她写国内屈辱国外风光最后死于骨癌的“小曹”，写靠经营饭店而去做收藏的邓先生，写少女时代为红军送信年老后在美国治病的周老太……她的文字，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同情、控诉与哭泣上，而是把笔触伸向人性深处，揭示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令读者观后感受颇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