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程中原著的《中共高层与西安事变》参考电文、报告信件等材料对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中国高层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揭示。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自此，十年内战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抗战。抗日战争进入崭新阶段。

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汗牛充栋，但相对说来，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反映不够翔实充分。除周恩来的独特作用广为人知外，自始至终进行领导而起决定作用的张闻天、毛泽东，反而鲜为人知；而中共中央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内部决策过程，更是闻所未闻。这些史实的披露和剖析，正是全面了解、深刻认识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所必需。

《中共高层与西安事变》作者程中原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关于西安事变的文件、电报、会议记录等，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中共高层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决策，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妥协派、投降派的斗争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引言

西安事变前的形势

 一、红军落脚陕北，巩固扩大苏区，实行策略转变

(一）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和巩固扩大苏区、实现三大主力会师

 1．巩固、扩大根据地

 2．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3．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

(二）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实现三位一体的联合

 1．重视联合东北军、西北军

 2．优待东北军俘虏，与张学良建立直接联系

 3．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的洛川会谈

 4．红军将领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5．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的第二次洛川会谈

 6．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肤施会谈

 7．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

 8．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东北军工作方针

 9．发布《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10．东北军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11．联合杨虎城和西北军

 12．同其他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工作

(三）中共中央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

 1．国共两党直接联系的恢复

 2．晋西会议调整对蒋介石策略

 3．五五通电以后的曲折

 4．两广事变的推动

 5．确定逼蒋抗日方针

 6．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二、蒋介石坚持剿共政策

(一）开始准备对陕甘地区的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二）准备给1936年10月在会宁会师的红军三大主力以歼灭性的打击

(三）扼制绥远抗战

(四）逮捕救国会七君子，压制群众救亡运动

(五）在外交上继续对日妥协

 三、张学良、杨虎城反对剿共，要求抗日

(一）张学良、杨虎城反对蒋介石继续剿共

(二）蒋介石向军官训练团训话，动员剿共

(三）张学良到洛阳再次进谏，再遭蒋介石训斥

(四）再谏再拒，被逼兵谏

 1．张学良、杨虎城在华清池先后进谏，又遭蒋介石严厉拒绝

 2．后一次努力，蒋介石仍固执己见

 3．张学良、杨虎城初步确定发动兵谏

 4．西安学生请愿，张学良许下诺言

 5．张学良再次陈情，又被蒋介石严词呵责

(五）箭在弦上

(六）蒋介石要对张学良、杨虎城动手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一、决定兵谏

(一）周密部署

(二）箭在弦上

 二、华清池捉蒋介石

(一）华清池发生激烈枪战

(二）逃了蒋介石

(三)四处搜索

(四)活捉蒋介石

(五)逮捕南京军政大员

 三、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

 四、作出军事、政治部署

 五、南京国民政府和各方反应

(一)国民党中央的分裂

(二)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三)各界舆论态度不一

 1．知识界大多采取公开批评的态度

 2．媒体多予以批评

 3．国际舆论反应大相径庭

 4．真心实意全力支持西安义举的是左翼爱国团体和广大青年学生

中共高层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与实施

 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

 应对处理方针

(二)会后采取的措施

 二、周恩来到达西安先后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商大计

(一)周恩来赴西安

(二)周恩来与张学良会商

(三)周恩来电告党中央

(四)周恩来与杨虎城会商

(五)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中央电：实现五项要求，蒋氏安全自由

 不成问题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和平调停的策略方针

 四、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确定放蒋方针

 五、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协定

(一)宋子文到西安见蒋介石并联络

(二)宋美龄与宋子文一起到西安谈判

(三)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提出谈判的六项条件

(四)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谈判结果

(五)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协议

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中共中央为制止内战不懈努力

 一、张学良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

 二、中共高层讨论放蒋后的形势和方针

 三、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发表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四、蒋介石软禁张学良并调兵进逼西安

 五、毛泽东、张闻天采取文武两手制止内战

 六、蒋介石抛出甲、乙两案，内战迫在眉睫

 七、张闻天亲赴西安商决对策

 八、二二事件的发生和周恩来的妥善处理

西安事变的最终结局和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总结

 一、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

(一)蒋介石没有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

(二)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国民党

 如确定五项国策，共产党将作出四项保证

(三)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及其后国共合作谈判的成功

(四)张学良、杨虎城作出牺牲，东北军、西北军撤离西安

 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总结

 三、中共高层论西安事变

(一)张闻天的论述

(二)毛泽东的论述

(三)周恩来的论述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西安事变前的形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世纪30年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是当时国际国内各种矛盾激烈碰撞、交互作用的结果。当时在中国西北角逐的有三股势力：一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陕甘根据地和领导的工农红军；一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中央军；一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十七路军)。

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步步进逼，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这三股势力，在中国，在西北地区，有怎样的联系和关系？他们各自采取了怎样的政策和策略？他们相互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政策和策略有怎样的演变？其力量有怎样的起伏消长？简言之，他们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又是怎样发生着交互作用的？这是认识和理解西安事变必须搞清楚、弄明白的问题。

一、红军落脚陕北，巩固扩大苏区，实行策略转变

(一)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和巩固扩大苏区、实现三大主力会师

1935年10月18日，中央红军抵达陕西省定边县的铁边城。再往前走，就进人陕北苏区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批准榜罗镇会议在陕北创造苏区的决定。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这次长征跋涉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到这里终于胜利完成了！摆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面前的新的艰巨的任务是：巩固、扩大苏区根据地，及时实行从内战到抗战即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并在这一伟大转变过程中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

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在镇上宗湾子关帝庙后面的油房院里住下。这时，中央红军只剩下七千多人，在吴起镇四周驻扎下来。中共中央领导决定，部队在这里休整几天，摸清情况，然后去同红十五军团会师。一个月前，原在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由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经陕南、陇东长征十个月到陕北，于1935年9月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共有七千多人。

lO月22日和27日，张闻天在吴起镇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指出：到达苏区根据地，长征的任务最后完成了。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现在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要把反帝和土地革命直接结合起来，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民族革命战争。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关于军事行动方面，会议决定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师，隆冬前打破围剿，扩大苏区。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短暂休整后，即沿洛河南下，11月2日到达甘泉县下寺湾。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陕甘晋省委肃反工作中的极左错误，释放了被关押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组织、红军和根据地，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11月3日，欢迎红军大会在下寺湾旧戏楼前召开。在欢迎大会前后举行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彻底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决定中央分两部分，一部分到前方去，一部分在后方做动员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①

下寺湾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即分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南下，于11月5日到达甘泉县道佐铺红十五军团司令部，同徐海东、程子华会合。11月下旬，毛泽东指挥了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根据地。张闻天同博古、刘少奇、邓发、李维汉、董必武、林伯渠等11月4日送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后，没有立即离开下寺湾。11月5日，张闻天又召开中央会议，讨论根据地工作。会上宣布将陕甘特委改为陕北省委。会后，张闻天即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北上，经高桥、安塞、蟠龙于11月10日到达瓦窑堡。

这时，中共中央和它的高层面临三项互相关联的重要使命：第一项是巩固、扩大红军和根据地，这样党中央和红军才能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第二项是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担负起抵抗日本侵略实现民族解放的重任；第三项是战胜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引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完成长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团结、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P1-3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东北军在西安东面的临潼华清池，武装扣押了蒋介石；西北军(即十七路军)在西安市内，囚禁了从南京来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张冲等十几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12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提出八项救国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孙中山)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81年年底，我正借调在北京，住在人民出版社四楼，参与编辑《张闻天选集》并准备撰写《张闻天传》。这时，电影《西安事变》摄制完成在内部放映，文联的朋友邀我前往观摩。看过以后，我非常高兴又不无遗憾，写了一篇短文《觉醒与困惑从电影(西安事变)谈起》。

文章肯定影片在运用电影艺术手段褒贬是非、评说功罪方面的成功探索，特别是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形象塑造上的突破，认为钟惦棐同志称道《西安事变》的艺术成就是历史主义的觉醒尤为精到。同时指出影片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刻画显得拘谨，未能大胆地表现他们在除蒋还是放蒋问题上的冲突，因而领袖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和思想深度，展示不够；在人物弃取方面，忽略了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人物当时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同志。银幕上既未出现他的形象，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过一次。从这一方面来看，《西安事变》所体现的历史主义的觉醒就显得有失平衡和尚欠充分了。

文章评述了张闻天从1931年6月参加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直到1934年9月发表动员长征的战略社论，说明他从犯左倾错误到反对左倾的转变；评述了西安事变前一年多，张闻天为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出的贡献；评述了西安事变爆发后，张闻天主持中央会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并付诸实施的经过，说明他在西安事变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起到了别人所没有起的又是无法取代的作用。文章指出：摄制《西安事变》的电影艺术家们既然把影片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影片来拍摄，强调影片的纪实性，要求所有的艺术处理都要做到有据可查，期望影片以历史教科书的姿态面对观众，那么，就没有理由忽略张闻天这样一个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电影《西安事变》既然展现了党中央研究决定处理西安事变方针的情景，却又没有让人们看到属于领导核心之内的张闻天同志的身影。这就不免使人产生一种不够真实的感觉。

文章认为：显然，在《西安事变》这种史诗式的影片中，像张闻天同志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一位在西安事变中作出历史贡献的我们党的领袖人物，是不应该略而不提的。如果说电影《西安事变》的突出成就是突破了反面人物塑造方面的既定模式，表现了历史主义的觉醒，那么，它的不足，恰恰正是在领袖人物的塑造方面表现了对历史主义的困惑。这种矛盾现象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是难免的。期待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拿出艺术家的勇气、历史家的胆识，在创作实践中征服这一艰难的课题。

文章印发给部分党史工作者和电影工作者参阅。电影《西安事变》的编剧郑重同志前来找我们，表示虚心接受我们的意见，也谈了创作这部电影的种种难处，这部电影得以公映的曲折经历。钟惦棐同志给我来信，特别令我感动。他要我把文稿略加修改，即以他的文章为靶子，更尖锐地提出问题，交他公开发表。

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编辑组的领导同志曾彦修、何方、萧扬等认为，内部交流得到重视就够了，文章不要公开发表。但是，张闻天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不能湮没无闻，要写文章进行阐述、论证，正面加以宣传。这样，曾彦修同志指导张培森同志和我，写了《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等文章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当然，在《张闻天传》和《张闻天年谱》中，在《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一1943》等专著中，对张闻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整个历史过程中的贡献，做了翔实的记载和评述。

依我肤浅的目光看来，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这个题目已经讲得差不多了。

曾彦修同志看得深远。2014年10月，我受人之托去向他请教问题。他特地郑重其事地跟我说，张闻天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的作用还要写文章。并交代我，你要写文章，你能够写好这篇文章。这是继杨尚昆交代对张闻天还要拨乱反正、耿飚告诫对张闻天讲得还不够之后，又一位当面交代我任务、对我寄予厚望的长者。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三四个月，他老人家竞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他的嘱咐成为他交给我的最后一项任务。

2016年10月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八十周年纪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科分社社长胡孝文同志约我写一本关于西安事变的书。这正好是完成曾老嘱托的一个机会。

事实上，关于西安事变的书已经出版了许多。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高扬主持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杨瀚写的《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傅虹霖写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和《张学良口述历史》。相对说来，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反映不够翔实充分。除周恩来的独特作用广为人知以外，自始至终进行领导而起到决定作用的张闻天、毛泽东，反而少为人知；而中共中央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内部决策过程，更是闻所未闻。这些史实的披露和剖析，正是全面了解、深刻认识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所必需的。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八十年了。我和胡孝文同志商量，认为将我们研究取得的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告诉读者，是历史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应尽的责任。从《中共高层与西安事变》这个角度切人，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可以写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彭德怀等中共高层在西安事变发展过程各个阶段发挥的作用，写出他们的胸襟、智慧和才干，能够使人们更加历史、具体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与同类著作相比，本书的可取之处可能也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方面关于西安事变的文件、电报、会议记录等等，搜集和披露得要多一点，全一点。

在我进行写作的过程中，适逢电视连续剧《少帅》热播。西安事变毫无疑义是这部连续剧的重头戏。可是，令人遗憾的人，像三十五年前的电影《西安事变》一样，从头至尾，既没有看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形象，也没有听到提及张闻天的名字。电视剧的编导们应该知道在西安事变一发生的时候，张闻天就是坚定地反对以西安为中心，不赞成与南京政府对立的领导人；应该知道他是一开始就反对审蒋、除蒋而坚持联蒋抗日方针的领导人；应该知道正是他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指示在西安的红军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商量，在一定条件下放蒋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内战危机四伏的时候，又是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亲赴西安，指导巩固三位一体的联盟这样的共产党的领袖，在同共产党关系重大的历史剧中，是完全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

在《少帅》这部电视剧里，同三十五年前的电影《西安事变》一样，看不见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身影，听不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名字。这给予我很大的刺激。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本书写成、写好，赶在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时奉献在读者面前。它不仅有纪念的意义，而且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和以正视听的作用。

书中难免存在差错和不足，恳请读者和专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