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红四方面军)》是第一部以“车辙印连起长征路”的著作,书中给出了详尽的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行驶路线,使重走长征路有了具体可行的操作性;作者田晓虹、田毅、田竞、苏北以自驾重走的亲身经历〔重走起点为四川万源市“川陕革命根据地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重走终点是甘肃会宁会师地,其间经过了四川、青海、甘肃共3个省〕,行程万余里,写下了开篇、附篇和寻访长征地61站、上百处长征遗迹、遗址、旧址所在地的详实记载,再现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书中列举了不少第一手资料,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使本书更富史料价值。作者晴子拍摄的800多幅照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彰显80年后的长征沿线的状况,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长征普查书,为研究长征历史及具史料价值。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走过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而且还先后走过了中央红军暨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即首次完成了重走四支红军队伍长征路全程的创举,并先后出版为《重走长征路》全套5本书,本书为此套书之一。
田晓虹、田毅、田竞、苏北著的这本《重走长征路(红四方面军)》是红军后代姐弟三人重走其父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和老兵苏北等,以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为基准展开撰写,通过作者自驾方式,解决了“怎么走,走多远,到哪里,看什么(感受到什么)”这些重走长征路中最实际的问题。
本书创新性地给出了详尽的重走长征路的具体路线、路程(距离)、到达地点与所见长征遗迹遗址、旧址现址及纪念馆、展览馆、陈列馆等。按照行驶路线,即可一站一站、一个一个地点到达红军长征经过的众多地点。通过这一站一站、一个一个地点间的行驶,停下来寻访、参观,回顾历史,不仅可以连起红军在长征期间的历程,还可以感受昔日先辈们的艰难困苦和长征的辉煌。
本书重点记叙了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重要的战斗地、宿营地、会议地、会师地以及渡口、雪山、草地等。
从书中,我们可以品出长征路上的路线转折及其历史背景;可以回顾长征路上的战役、战果;可以看到长征路上的雪山在哪里,长征路上的草地在哪里等等。
书中记载了许多鲜有人去的地点,如长征路上留下红军题壁诗作之地(四川芦山县双石镇),张国焘另立“中央”地卓木碉(脚木足白莎村),红军召开运动大会的炉霍灵寿寺(旧址),长征路上的大捷地包座,红四方面军部队迎接红六军团的会师地甲洼、瞻化(今新龙),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同走过的青海班玛,等等。
本书结构合理,语言简练,细节曲折生动,配图丰富,在较好地汇集长征史实的同时,反映出今日长征路,有较强的可读性。
这是一本相当完整记录今日长征路并能指引读者重走长征路的书。
我们从陕西进入四川省境内,第一站到达达州市下辖的县级市万源市(太平镇)(图1)。
万源市,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腹心地带,靠近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也是嘉陵江、汉江的分水岭。这里海拔约800米,已经能够感觉到气温比平原地区要低一些了。
万源是当年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门户。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千里西征转战到川陕边区,趁四川军阀酣战之机,先遣队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于12月18日由通江县两河口始入四川,后续大部队相继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创建了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图2)。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正式成立。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评价“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坚持的时间自1932年12月至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后,巴山游击队又坚持战斗至1940年。万源复被川军占领的时间是1935年2月2日。
万源虽然不是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的地点,但是在这里进行了“万源保卫战”。
蒋介石在亲自指挥50余万人对中央苏区(第一大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同时,督令四川军阀刘湘就职“剿匪”总指挥。刘湘纠集四川各路军阀140多个团、20余万,于1933年11月向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实力见图3,全军下辖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炮兵团、警卫团,在10月时总兵力达到8万余人。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战略战术,经过3次收紧阵地,红军退到根据地后部的巴山南麓万源一线,扼守东起万源以东的甄子坪,西经大面山、孔家山、玄祖殿、插旗山、火嵌子山、鹰龙山,向北沿小通江河东岸至碑坝一线,纵横仅一二百里的范围,直至不能再退了。“万源保卫战”开始了。
坚守在方圆不足百里的万源主战场上的红四方面军40个团、8万多指战员,经过了近一个月的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川军80多个团、10余万人的围攻,为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至1934年10月15日,全线告捷,恢复了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共毙伤俘敌8万多人,缴枪3万余支,获炮100余门,击落战机1架,取得了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最辉煌的胜利。这不仅是自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取得的唯一一场巨大的胜利,更是整个红军战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频繁、战绩最辉煌的一次战役。而“万源保卫战”则是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中具有决定性的关键一战。 反“六路围攻”的作战方式,与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及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方式都有所不同,运用的主要是阵地战、阻击战和内线作战方式, “万源保卫战”的阵地战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万源保卫战的意义深远。“万源保卫战”作为持续时间近一年(300多天)的反“六路围攻”中的重要一役,如果失利,红四方面军将被挤压出川北,川陕革命根据地也必然被摧毁,20万川军得以转而去围堵正在长征途中欲入川的中央红军,以及欲立足于湘鄂川黔的红二、六军团。此时,中央红军即使加上红二、六军团也不过5万余人,那就难以想象长征的结果和整个中国革命的结果了!所以“万源保卫战”的伟大胜利不但关系红四方面军的生死、川陕苏区的存亡,而且关系整个工农红军的命运及中国革命的前途。
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后来是这样评价这次战役的:“反刘湘的‘六路围攻’是我们在四川打得时间最长最艰苦的一个战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辉煌的一个战役……在反‘六路围攻’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万源一带的决战防御。假如万源失守,我军就有被压出川北的危险。敌人拼了死命,我们也拼了死命,这是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次决战,不拼命不行啊!”
作为反“六路围攻”(包括“万源保卫战”)的指挥者、组织者,徐向前自己的这个评价是谦虚了,要知道,此前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历时7个月共210天,经历了黄安、苏家埠、商潢、潢光等战斗,毙伤俘敌6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击落飞机1架;而中央苏区战果最大的第三次反“围剿”,历时76天,经历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战斗,毙伤俘敌3万余人,缴长短枪1.5万余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电台6部。这可都不能与反“六路围攻”的战果相比啊!
所以,我们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选择从万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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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
长征,艰苦卓绝、举世闻名、史无前例,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壮举。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1934年—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以勇往直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震惊世界,奠定了中国革命基石。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空前绝后的壮举。先后有4支红军队伍完成了长征——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我们经过精心准备,怀着对先辈的敬意,沿着前辈的足迹,先后自驾走过了这4支红军队伍的长征路。
重走长征路,就是弘扬红军精神的一种方式。长征精神。是一种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是一种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是一种无坚不摧的英勇气概,是一种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
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历经北上、南下、再北上的曲折经历,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宣告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出发,历时一年多的北上战略大转移,也是红军三大主力中人数最多的队伍胜利完成长征!
80年后的今天。红军长征,仍然激励着13亿人民向着红军当年的方向前进!
在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80周年之际,我们姐弟3个老兵自驾重走长征路。一是我们有着共同的战士情怀、红色情结;二是我们想证明,普通人开普通车,不需要强大后援、迎来送往,也能走完今日长征路。
在我们走过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4支队伍的长征路中,我们对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格外钟情!其原因很简单:这是我们父亲田长华亲身经历的苦难历程,这是当年红军长征最强大的部队英勇、惨烈的曲折征程。(队友苏北走过了红四方面军后期的长征路线。)
我们小时候没少听父亲和身边的叔叔、伯伯们提到他们的长征故事,我们喜欢看《星火燎原》《红旗飘飘》里面的革命故事。当我们踏上耳闻已久的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目睹一路上的长征今昔,感受前辈们当年的英勇顽强、一往无前……感慨、敬仰、叹息、追思……各种感受交集,我们面对长征路上的红军遗迹、遗址,数次泪流满面。
我们认为重走长征路的意义,首先在于用我们这些后辈人的目光和思考,去感受革命先辈当年的苦难经历和光辉历程。虽然今非昔比,我们重走长征路并不能“复制”长征,但重走长征路中即使感受极其有限,也是在读无字书,是在与革命先辈做心灵和思想的沟通;其次,我们重走长征路,可以唤起更多的人关注长征,也像我们一样重走长征路,共同缅怀革命先辈们的丰功伟绩。
昔日,红军用双脚丈量祖国大地,跨越万水千山,南北大腾挪,其中,红四方面军长征走过了川、青、甘三个省(包括当时的西康省);今日,祖国建设日新月异,当年红军双脚走过的地方大都可经公路到达,这就使我们自驾重走长征路具备了基本条件。我们选择了驾车的方式,不可能“复制长征路线”,就选择尽可能接近长征路线的形式。我们驾驶的是上海大众的“途观”(1.8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四驱)SUV车,不仅走国道、县道。就连乡道、村道,能走的都要走过去。
我们自驾行程的大体走向与红四方面军当年长征的行程基本相同:从川陕根据地进入四川东部,再向川西去迎接中央红军,而后南下,又重回川西,最后北上出川,进入甘肃到会宁会师。
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图见图1(由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发布,补充了去班玛的线路)。
此次自驾,我们从北京出发,历时22天,沿着红四方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共行驶约7550公里,去程途经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在四川(川)、甘肃(甘)2个省,寻访了70多处红四方面军长征遗迹遗址。相当完整地走过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返程途经陕西、山西、河北,回到北京。
除去往返北京的路程,我们行驶在长征路上的实际里程大约5000公里。
我们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中先后寻访的县以上行政区划包括(其中一些县已改为市):
四川省:万源市、通江县、巴中市、阆中县、江油县、北川羌族自治县、茂县、理县、马尔康县、小金县、宝兴县、芦山县、雅安市名山区、荥经县、天全县、泸定县、康定县、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新龙县、丹巴县、金川县、阿坝县、红原县、松潘县、黑水县、诺尔盖县。
青海省:班玛县。
甘肃省:迭部县、宕昌县、岷县、漳县、陇西县、武山县、甘谷县、通渭县、会宁县。
我们设计的比较合理的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行程路线(不包含离开基本路线的短距离探访)如下:
四川汉源市→通江县→巴中市→阆中县→江油县→北川羌族自治县→茂县→理县→翻越鹧鸪山垭口(海拔超过4000米)→马尔康县→翻越虹桥山垭口→翻越梦笔山垭口(海拔41 14米)→小金县→翻越夹金山垭口(海拔41 14米)→宝兴县→芦山县→雅安市名山区→荥经县→天全县→泸定县→康定县→翻越折多山垭口(海拔4298米)→八美镇→丹巴县→炉霍县→道孚县→甘孜县→新龙县(返回)→甘孜县(经过色达县,连续翻越海拔4000—4700米的垭口多座)→班玛县(连续翻越海拔4000—4700米的垭口口多座)→阿坝县→红原县→翻越亚克夏山垭口(海拔超过4000米)→壤口乡→达古雪山(登上景区海拔最高点4860米)→黑水县→毛尔盖乡→镇江关→松潘县→川主寺→日干乔→瓦切乡→诺尔盖县→班佑乡→巴西乡→包座乡→阿西茸乡→求吉乡→(进入甘肃)达拉乡→旺藏乡→腊子口→哈达铺→岷县→榜罗镇→渭源县→会宁县。
其中,在四川境内,我们渡过了著名的“四江”:嘉陵江、涪江、渠江和岷江。并多次驶过大渡河。
从北京出发时,我们进入G4京港澳广高速路后,在北京杜家坎收费站持队旗留影(图2,左起:田晓虹、田毅、田竞)。
我们三个老兵确定了此次自驾重走长征路的基本原则:
一、安全第一。
二、尽可能多地到达红军当年长征重要地点(红军停留、宿营、战斗、召开会议、休整等地点)。
三、以当今的公路为依托,尽可能循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驶,即尽可能让我们的车轮印与红军的脚印相重合。
为此,我们事先查阅了大量资料,向长征路上的一些党政机构、展览馆室进行了咨询。拟制了20多万字的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计划书。准备了应急食品、药品、自救工具,加配了导航设备。
行前,书法家王文祥(曾经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过)、百岁女红军王定国(谢觉哉夫人)为我们的重走长征路题字(图3、图4)。我们把题字印在了旗帜上。就这样,我们一路展示重走长征路的旗帜,一路寻访,一路宣扬长征及其精神,单车、独驾、无后援,完成了预定的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计划。
由于红军当年长征的路线都比较偏僻,红军停留、宿营、战斗、召开会议、休整等地点,至今大部分还是欠发达、不发达地区,道路交通路况要差一些或是维护维修差一些。有些地方的乡村路轧烂成了“车辙沟”,因此,行驶比较艰难。我们驾驶城市SUV车格外小心,有时候行驶的时速竟然不到5公里!加上为迎接长征胜利80周年,不少地方大兴土木,道路也在翻修、重建中,这些道路要么封路、限行,要么难以行走,或是行走中遇会车就难以通过。总之。重走长征路极大地考验了我们选择道路、谨慎驾驶、长时间连续作战的智能、技能、体能。好在长征精神鼓舞着我们,比起当年红军长征的艰难,我们遇到的困难真算不了什么!
此行是我们第一次重走长征路,起初还不知道找当地党政机构协助的“好处”。后来的行程中,我们屡屡得到各地党组织及村、乡(镇)、县等的同志们尽力指点。极大地提高了寻访的准确性。为此,我们形成了口头禅:“找组织去!”
此行我们到达的最高海拔高度是在达古冰川上的4860米;经受的最高温度是在雅安市时的31℃;经受的最低温度是在达古冰川上的零下8℃。
此行大部分路途在以面食为主的地区,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我们吃饭以快捷的面食为主,如包子、面饼、面片、面块、面疙瘩、面条(包括汤面、拉面、抻面、揪面、拌面、炒面、蒸面)等,还有各种粉,如米粉、红薯粉、绿豆粉、洋芋(洋芋即土豆粉)……
我们对途中住宿旅店宾馆的要求不高,首先得有停车位(最好是封闭的院落),保证车辆安全,其次是干净、卫生,再就是不在城镇拥堵地段。至于上网和Wi-Fi,现在相当普及了,越是私家的旅店、农家乐,往往越是齐备。
一切为了实现重走长征路的夙愿!我们的原定口号是“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可实际上,我们感受更多的是沿途人们对长征的崇敬、对红军的热爱,以及我们不断寻访到红军长征遗迹遗址的自豪和愉悦!
当我们结束了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的行程后,正逢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出版。书中提到毛主席在1970年时曾说:“我希望你们或组织更多一点儿人沿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走一趟!目的就是教育,知道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烈士的流血牺牲得来的。”
我们在心底说,毛主席,我们已经沿着父辈长征路走过一趟了!
参加这次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的老兵们,感受是相同的:一次走过,终身难忘!
我们姐弟三人一直都想知道父亲田长华当年在红四方面军中的长征历程,他虽然从来没有给我们长篇大论地讲述过他当年的长征,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和他写下的有限文字中,还有他让我们阅读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大部头书中,在我们的心中早已刻下了“长征”。
当我们都退休后,有了充足的时间,决定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重走长征路是我们对父辈们表示最实际的敬意。
经过充分的准备后,我们一路上边走、边拍照、边记录、边撰写。就这样,我们相当完整地走过了红四方面军长征路,包括了我们父亲提到的他在长征中到达的地点。完成重走行程后几个月,我们又完成了书稿的撰写。
长征路大部分在偏僻地带、在少数民族地区,即使如今道路交通与长征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选定我们要驶过的“长征路”并非易事。我是老侦察兵,接受过军事地形学与地图使用训练,对道路的策划、现地判断及选择有着良好的技能。在意识到我具有的这方面“优势”后,我们的书稿特意采用了“路书”的一些形式,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复制”我们的行程,能够顺畅地走过今日长征路。
我在走过红四方面军长征路后,又分别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决心走过四支红军队伍65000里长征路全程,这将为更加全面地了解长征、写出更详实的今日长征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队友苏北不仅和我完成了多次重走长征路,而且一起走过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的后半程,并且在书稿撰写、送审过程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一定要感谢为本书出版作出贡献的人们。首先要感谢华文出版社和宋志军社长、吴素莲编辑的辛劳付出,他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完成了本书的编审;要感谢北京芊诚智业信息有限公司、北京瑞盈汇通投资有限公司为启动我们重走长征路召开了发布会,并支持我们一路上的宣传;支持我们一路上宣传的还有中红网和凤凰通讯社,他们发布了我们大量的专稿;还要感谢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中国红岩儿女联谊会、北京育才学校校友会在本书出版时给予的支持。
最后要感谢的。是长征路上那些几十年、几代人致力于保护长征遗迹遗址、旧址,致力于传承长征历史的人们。
另外,本书中的大量史料来源于各地方的展览馆、纪念馆、陈列馆等的展陈,以及各地党政机构、党史研究人员提供的资料,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群策群力,本书得以在长征胜利80周年时出版,让我们甚是欣慰。
由于我们重走长征路是个人行为,寻访面、接触到的人与机构、搜集到的史料都比较有限,本书一定存在缺点和不足,甚至谬误,诚盼读者及专家学者惠赐宝贵意见,以期有机会纠正。来信请发电子邮箱:dragon_52@126.com,不胜感激。
田竞
2016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