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于饮冰室，在长彗琼花间漫步，我仿佛看见，走出这情感飞动的时空隧道，一个死去的伟人和他蒙尘的思想正在复活。
这些年来写梁启超的、关注梁启超以及他所处的民国时代的人多了，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幸事，此种现象或可多多少少地减轻我们数典忘祖的罪过，或者还能引发文化复兴的渺远之想。然而要让追思追问先哲的现象，成为一种思潮，成为“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梁启超语）还需时日，还需更多的前仆后继者，还需要我们远离尘嚣地从历史人物身上，从他的洋洋大著中以若干新见解、新观点奉献给社会及读者。以梁启超治学之论，史学是“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借鉴”，且要有“新目的”。那么梁启超一生“新意义”、“新价值”何在？是否能震烁于二○一三年的中国社会，从而使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得到借鉴乃至灌顶而猛然醒悟呢？
或者也可这样说，我们不能再泛泛地写梁启超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以史学的眼光解读梁启超，并且要“别具只眼”（梁启超语）。这一点，我自己就是不合格的。虽然，从一九九六年首版《梁启超传》始，二○○六年重修，二○一○年再修，内心所得的观感，对梁任公依然是望若河汉，而自己一改再改的作品不过是浮光掠影，是次又修订删改，欲以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攻”梁启超，在他的原著及史料中以他所教的“钩沉法”去钩沉他，便钩出了散见于千百万文字中，安详平静地蛰伏着的梁启超的音容思想，得着犹如为今而发的感慨！书成，我把这些所获所感，举其要者，着重于社会心理、文化教育，以为引子。
梁启超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吗？梁启超的思想是“肤浅”（陈独秀语），还是深刻？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流亡日本时与《民报》笔战，在历史上其绵延之影响不绝于今世者，为《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任公明言：“私有制度，虽谓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为什么这样说？任公有详解：“就历史上观察人类之普通性质，以研究现经济社会进化之动机”；“人类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财务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归于自己支配，得自由消费之、使用之、转移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故”；“故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其上”。任公又谓：“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梁启超同时还指出，土地国有化的根本危机，是将国家立根之本、农民衣食之源的土地，“悉委诸官吏之手，则官吏之权力必更畸重，人民无施监督之途，而所谓民主专制之恶现象，终不可得避”。此种“恶现象”为何？官吏控制之下的土地财政，并且以国家的名义支配，“所谓国家以大资本家而经营者，亦限于独占事业而已……其结果势必尽吸一国之游资于中央，而无复余裕供给私人企业之需要，则一国中无复大资本家出现，诚哉然焉，但不识当时国民经济之状况，其萎敝若何耳！”何止经济，“然则此制度足以令政治趋于腐败，又必至之符矣”。
读者至此会生出何种感想，我不去揣测，以上文字，可谓梁启超有大思想家之目光如炬乎？倘仍感不足，不妨再列举任公于二十世纪之初访新大陆游记一端。其时适逢美国罗斯福总统巡视太平洋沿岸，并有讲演称“太平洋，洋中之最大者也，而此最大洋，在今世纪中，当为吾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等语。梁启超据此有太平洋与中国之论：“世界大势日集中于太平洋，此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世界大势何以日集中于太平洋？曰：以世界大势日集中于中国故，此又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若是乎其地位可以利用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宜莫如中国。中国不能自为太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让他人，吾又安忍言太平洋哉！”任公不忍言，我辈无以言，虽不忍言，虽无以言，今世今日太平洋上风涛能拒之不闻吗？
梁启超以最后十年的心力教书讲演，或可再问，在梁启超所处的日益西化的时代背景下任公坚守者为何？反对者为何？
梁启超对“教育”的一贯主张为“教人学做人”，后来在这一句话之后又加了一句话“学做现代人”。在《北海谈话录》中自谓做清华国学院导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先秦政治思想》、《儒家哲学》、《戴东原哲学》及孔、老、墨、荀研究等等，都可做“底子”看，这个“底子”里不仅有学问，还有做人的道理及“人格上磨炼”的方法，任公嘱同学诸子，“自己先把做人的基础打定了”，且要有“道德信仰”，然后是“做人做学问”。当时的教育现状又如何？梁启超说“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外，更没有所谓意志，”是次北海谈话在一九二七年初夏。而在一九二三年南京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任公便说过：“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这种只讲知识，不求精神和人格培养的教育，“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腐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教育不良会生出政治上的腐败，任公所教也。教育不良所生的另一恶果便是“精神饥荒”，对于此种饥荒更可怕的是“人多不自知”，仍以为只是“知识饥荒”。
梁启超认为，救济“精神饥荒”之要者，首要就是立精神生活为第一。“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制”。而东方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
梁启超还认为，“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一点为好。……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知识阶级的人做的”。一九二二年，在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任公先讲：“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地答道：‘为的是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在道德的意义上，怎样成一个人？任公的教导是：“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的道德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即任公说的“完成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此即伟男子、大丈夫”，也就是“成一个人”了。P1－4
作者在大量文献里穿梭，化枯燥史料为鲜活的生活场景，以文学的手段，激活沉睡的历史。众多人物被一一唤醒，读人读事，多爱恨的回旋。以史家的态度面对远去的一切，苍凉悲壮之间，有无量的忧思。
——文史专家孙郁
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挖掘梁启超的思想价值，让一位长期被误读的历史伟人呈现出真相。本传情感充沛、思想飞扬，有述、有情、有思、有理、有文，实乃臻于完美。
——文学专家贺绍俊
二○一三年惊蛰过了的第一场春雨之夜，书竞，以余绪为跋。梁启超临终，启勋《病床日记》称：“一月十五日病垂危，至临终时，无一语遗嘱。”又曾在别一文章中读到，任公生命之末，拉着王姨即如夫人王桂荃的手说：“辛苦你了，一堆孩子全交给你了。”苦于寻觅不到旁证，正文未写，后记不能不录。任公临终前的一月十一日启勋记道：“任公拟预备自祝六十岁寿，请其友人作文百篇，请林宰平作关于任公之佛学研究，罗复庵作任公书法。”可见任公最后几天病况似有一线生机，清醒平静而一如既往地乐观，或者于这三四天中，与王姨之言是王姨侍候在侧时任公所说？于情于理，我信其有。
梁启超辞世时五岁的思礼，在母亲和哥哥、姐姐的关爱下，到十七岁时“他拿着外婆凑得四百美元，随五姨思懿远渡重洋到了美国”（吴荔明，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民国春秋》）。以“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任公语）之激励，任公的后人其爱国报国之情甚少见于言谈，而只是在“事情上下功夫”。吴荔明称：“全家人在外婆王桂荃和大姨思顺的支持下，将外公梁启超遗留下来的手稿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他们还把北戴河一座避暑别墅献给了国家。一九七八年妈妈代表全家将外公坐落在北京卧佛寺的陵园和几百枝树木献给国家，现在那里已被北京植物园开辟成郁郁葱葱的裸子植物区。”
呼吸植物园的空气，追寻天籁中传来的梁启超的声音，静享此如沐天恩的心境，幸何如之！
可是，那艰难时世中的痛苦，梁启超最不愿看到的暴力与“灭文运动”的斑斑血泪，一样在梁家飞溅。梁启超的“大宝贝”思顺．“在红卫兵的多次毒打下，终于在一九六六年悲惨地死去，没有亲人来和她诀别，因为她的弟弟妹妹们，不是‘反动权威’就是‘反革命分子’。”（吴荔明，同上）吴荔明此文颇得梁公真传，简洁生动，唯一的遗憾是写到其外婆处，只有“四川人，一九○三年嫁给外公”寥寥二三语。这个为梁启超、为梁启超的子女们尽倾其爱的女人，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老婆”，曾受尽凌辱，逐出北京，一九六八年去世。这一被我们忽略的女人，从品性人格而言，其实是梁启超的影子。
一九九六年初夏，二○一二年秋，我偕太太两次拜谒梁启超墓，侧有另一墓，王桂荃墓也，梁氏后人植白皮松一株，日：“母亲树”，碑文称“梁氏子女九人深受其惠……及子孙辈”。“待到枝叶繁茂日，后人见树如见人”，信哉此言，一九九六年初见为小树，二○一二年再见已枝繁叶茂，与梁启超夫妇的合葬墓相距咫尺。作陪侍状。
梁启超于去世前一年多写的《学校读经问题》，实在可以当作任公遗训读。任公告诉我们，“学童幼时，当利用其记性，稍长乃利用其悟性”，“非自小学时即读之不可”。所以要读经，因“经训为国训所寄，全国思想之源泉，自兹出焉”。任公又指出，“我国因言文分离之故，故文字无变化，欲用国文以表今日各种科学思想，已觉甚难”。任公认为．“古书训词深厚，含意丰宏，能理解古书者，则借此基础以阐发新思潮，或尚有着手处”。倘若不是从小在读经读古文上修养锤炼，结果必然是苍白肤浅，世界最美的汉字便顿失光彩。任公有担忧：“若全国皆习于浅薄之文学，恐非惟旧学失坠，而新学亦无自昌明。”
梁启超这一段遗训最刺痛我的是“若全国皆习于浅薄之文学”一句，别人的我不敢说，我的这部《梁启超传》，无疑是属于“浅薄之文学”一类，任公气象为不可及也。虽然，我也努力，一九九六年至今四易其稿，陶醉于《饮冰室合集》几致不能自拔，偶尔还能听见任公的教训，“宇宙未济人类无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可为而为之，而往之，而煮字，奈何力所不逮。
我愿更多的年轻人读梁启超，你只要读便能得着任公引领的进入历史、进入国学、修养人格、无忧无惧并呼吸新学的孔道。倘若我的这本书能稍稍起一点向导的作用，那就是三生有幸了。目及当今，金钱和物质已成唯一的追求，在此巨大的压迫力下，思想何在？精神何在？国中有梁启超而国人不蒙其泽，悲夫！哀哉。
梁启超一生欣欣向荣，最讲“趣味”、“敬业”、“人格完成”和“思想自由”。倘以任公为榜样，“学而时习之”，改去我们的种种恶习，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大业、任公没有做完的《中国文化史》正等着我们去做呢！笔者以梁启超的两句话作跋语之末：
吾感谢我先民饷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横
于吾前。
若说老虎杀人算恶，为什么人杀老虎不算恶？
二○一三年春分大雪之晨又改，
五月再改于北京凉水河一苇斋
二○一三年九月中秋近删定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他们如璀璨的群星，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系统和本正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文化成就，无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于2012年初作出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这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预计出版120部左右。编委会与各方专家反复会商，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选择上，我们采取专家推荐、主动约请及社会选拔的方式，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采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创作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严禁抄袭；作家对传主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与提升的独到心得，要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
为了保证丛书的高品质，我们聘请了学有专长、卓有成就的史学和文学专家，对书稿的文史真伪、价值取向、人物刻画和文学表现等方面总体把关，并建立了严格的论证机制，从传主的选择、作者的认定、写作大纲论证、书稿专项审定直至编辑、出版等，层层论证把关，力图使丛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从而达到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杰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丛书的封面设计，以中国历史长河为概念，取层层历史文化积淀与源远流长的宏大意象，采用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雅致温润的色条进行表达，意蕴深厚，庄重大气。内文的版式设计也尽可能做到精致、别具美感。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们的灿烂人生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缩影；他们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代代相袭的中华魂魄。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必定成为我们再出发的精神动力。
感谢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及专家们，更要感谢作者们呕心沥血的创作。由于该丛书工程浩大，人数众多，时间绵延较长，疏漏在所难免，期待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
2013年11月
《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精）》是梁启超的传记。作者徐刚在大量文献里穿梭，化枯燥史料为鲜活的生活场景，以文学的手段，激活沉睡的历史。
《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精）》从少年时期的天资聪颖、青年时期的广州求学到他北上北平的从政之路、戊戌变法后的流亡时期投笔从戎、学术研究的重大贡献甚至儿女情长等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叙写。
情感充沛，文采飞扬，一代宗师，跃然纸上！
《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精）》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史学家，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文学家，一代宗师梁启超的传记。从少年时期的天资聪颖、青年时期的广州求学到他北上北平的从政之路、戊戌变法后的流亡时期投笔从戎、学术研究的重大贡献甚至儿女情长等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叙写。
作者徐刚在大量文献里穿梭，化枯燥史料为鲜活的生活场景，以文学的手段，激活沉睡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