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是第二场考试“招覆”，这时人数已经淘汰了大半。“招覆”，仙侣更有信心。他踏踏实实、从从容容写了两篇文章。文章仍依八股套路。仙侣文思泉涌，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熔为一炉，阐发义理，评古说今，头头是道，文采斐然；虽然写八股文犹如戴着镣铐跳舞，却羁绊不了仙侣的才气飞扬。阅卷官挑了包括仙侣在内的三份优秀试卷呈送提学副使大人阅示。许大人逐一看来。当看到仙侣的试卷时，眼睛不禁骤然一亮：开卷之初，作者即以奇句夺目，使人一见而惊，不敢弃去。许大人兴致益浓，一边看，一边连连叫好。等看到终篇，文章又以奇语摄人之魂，使阅者执卷流连，不忍遽别。许大人看完全篇，不禁拍案叫绝：“绝无仅有！绝无仅有！不想金华竟有这等才子！”于是亲自点为“案首”。“招覆”发榜，不再是名次不分的大圆圈，而是按成绩顺序排列，称为“长案”。仙侣从人群中间踮起脚尖看榜，心差一点儿跳出胸膛——案首处的三个大字赫然在目：李仙倡！要知道，这第二场考试“招覆”是整个院试的关键，名次基本确定。
院试的第三场考试“再覆”，虚应故事而已：只需写一篇文章，抄一遍皇帝的圣训。考生只剩了三十人，提学副使亲自监考。这年许大人已过“不惑”，他起身走动的时候，头上乌纱帽翅略微晃动了几下。当他站定，面对考生，稍稍发胖的体态和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胡须，显得稳重而又透出几分无言之威；他那身绫罗袍服的胸前和后背缀一方云雁补子，发着深蓝色亮光，也增加了些许肃穆。过了一会儿，许大人依照巡视官的指点，特意走到李仙侣的试桌前，窥视这位英气风发的青年埋头疾书——自“招覆”那天看了李仙侣的试卷之后，许大人就急于见见这位才子究竟是何等模样。此时，许大人脸上露出几乎觉察不出的笑意。李仙侣也觉察有人站在面前，只是未敢抬头。
“再覆”发榜，是院试最后定案，十分隆重。此榜也是“长案”，榜纸上按名次书写考中者姓名，而“院榜首”则用特大号字体写在“长案”下方中央：李仙侣。围绕“李仙侣”三个字，用朱笔画一钩，俗称“坐红椅子”。此次看榜，仙侣已经不像上次那样极度兴奋，但喜悦之情仍然使他红光满面。看榜后回到住处不久，忽听窗外响起一阵清脆欢快的当当小锣，金华府院试的试差举着一张报喜捷报出现在面前。这是一张三尺半长、二尺半宽的红纸，上面写着：“金华府兰溪县下李村相公李仙侣蒙提督浙江全省学政副使许大人考试录取金华府学博士弟子员院榜首。”李仙侣已经是秀才了！
“再覆”发榜后的第二天上午，金华府学临时辟出的学政大堂前人头攒动。浙江提学副使许大人亲自召见并面试院试得中的博士弟子员和参加童试的一些考生，并郑重宣布这一年院试科考成绩：
“院案首：李仙侣。”
许大人操着浓重福建口音的京腔讲这几个字的时候，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不觉提高了声调：
“我在浙江各地巡视府学、县学，主持科考，也在其他地方时常留心参加县试、府试、院试的童子，多少年了，从未见过五经俱佳的考生，今天在金华府终于见到了一位五经童子，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可以说仅此一例。”许大人稍微顿了一下，提高嗓门儿，“多少年来仅此一例啊！此乃金华之幸，金华之荣！”
全场一片欢腾。许大人接着扫视人群：
“请李仙侣站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李仙侣从人群中走出来。这年他二十五岁，中等身材，着一身圆领青布长衫，头戴方巾，面庞清瘦但泛着光华，目光略显羞涩却压抑不住炯炯神采。他先向许大人和金华府各位大人深深施礼，又转过来向众人鞠躬。人们向他投去羡慕和赞赏的目光。
顷刻间，李仙侣名扬金华。继而，由于许大人在各地宣传、褒扬——每巡视一府一县，他都把李仙侣的试卷诗文专门刻印成一卷，作为范文分发，逢人便说：“我在婺州得到一位‘五经童子’，这是我主持浙江学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李仙侣也就很快被浙江全省所熟知，成为两浙名人。
P23-25
作为第一个敢于挑战传统人生模式的文人，李渔是勇敢的。他试图逃离士子们已走了千年之久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以自己的笔为生。于是，瞄准了观众和读者需求，他写戏，演戏，经营戏；他写书，编书，经营书……本传中他那充满活力的生命形态，使你能够清晰地触摸到来自历史深远处的层层微澜。
文史专家 刘彦君
作者将平易的语言与严谨的学术性融合起来，朴实中透出典雅。本传强烈突出了传主的具有“不安定”灵魂以及永远着眼于创造和创新的性格魅力。
文学专家 贺绍俊
承担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李渔传》的写作任务，不但在我的“计划”之外，而且在我的“意料”之外。2013年初春，在老友西来兄热情推荐之下，偶然间走到该丛书之中——我对人戏称是心甘情愿受西来“裹挟”，懵懵懂懂却十分愉快“上山”的。进了山门，看到各路大仙云集，队伍相当壮观。我乃此界小巫，颇有“自惭形秽”之感，觉得这碗饭不好吃。
我之所以被选中写《李渔传》，大概是一些人误认为我是李渔研究专家。其实，我只是“半个”研究李渔的人而已。一九七九年受老师蔡仪先生之命，为他主编的《美学论丛》写了两篇有关李渔戏剧美学的文章，接着又写成《论李渔的戏剧美学》一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行。从此作为“副业”，几十年间断断续续涉笔李渔，出版过《李渔美学思想研究》、《李渔美学心解》，校注、评点过《闲情偶寄》和《窥词管见》，注释过《怜香伴》传奇，而我的“主业”，始终是文艺学、美学、中国古典美学，偶尔写点儿散文之类。由此可知，我的李渔研究很不“专业”，说我是李渔研究专家实在夸张；恰切说我于李渔研究，不但是“半个”，而且是“业余”。
而且，在写作李渔研究文章时我还曾犯过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一九八三年第六期《文史哲》发表的拙文《李渔生平思想概观》，依据朋友在蒲松龄故居发现手抄李渔词稿并蒲松龄在苏北宝应县做幕僚时曾有戏班为知县孙惠祝寿等资料，未经认真考证即推断那戏班即李渔家班、李渔和蒲松龄有过一次接触，此后误导学术界和文艺界多年。一些李渔研究的学术论文，特别是收入《李渔全集》的《李渔年谱》，还有多部李渔传记，均依此说；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描写李渔生平的话剧《风月无边》，开始即李渔、蒲松龄相见；二O一一年为纪念李渔四百周年诞辰而演出的文艺晚会，一上来就是大段李渔与蒲松龄友谊的戏，我坐在台下，看得脸上火辣辣的。我乃罪之魁、祸之首也。我已在许多场合做过检讨，今特再正式予以纠正：依照现有历史资料，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李渔与蒲松龄曾经会面或有过其他直接交往；相反，他们二人相见的机会几乎没有（我的朋友黄强教授以及另外一些专家已经做了认真考证）。借此机会，我诚恳向学术界谢罪。
我作为李渔研究者虽是“半个”，但写作《李渔传》却是“全心”。当我正式接受了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李渔传》的写作委托之后，深感这是一件于中国文化事业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因此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怠慢。于是从二。一二年初春起，我便搁下了手头正在进行中的一部书的写作以及所有其他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李渔传》的创作中来。我的不算太小的写字台上，撤去了看似杂乱而实则有序的其他书籍，全部换成有关李渔的资料——它们像两座小山高高地堆在我写字台两边，中间留了一条“峡谷”安置笔记本电脑，我就在那“峡谷”中敲击电脑键盘。从那时起，我犹如鬼魂附身，脑子里每时每刻总有一个李笠翁在飘动，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时而在空中与我说话，时而在睡梦中把我叫醒……使我像着了“魔”似的魂牵梦绕、寝食不安（直到现在其“阴魂”依然没有散去）。半夜睡不着，忽然想到一个细节，怕忘了，赶紧开灯记下来。夏天到美国探亲（这是原本计划好、预订了机票的），也没法甩掉这个“魔”。女婿习惯于夜间在客厅工作，到凌晨三点他关灯休息；而我则习惯于大清早干活，于是三点左右，他关灯不久，我即开灯，接他的“夜班”，打开笔记本电脑写我的《李渔传》。为了查阅资料，女婿驱车载着全家从怀俄明州到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那是我在美国度过的一个“与魔共舞”的夏天！李笠翁搅得我没法陪外孙和外孙女踏踏实实玩耍，享受含饴弄孙之乐。
我写《李渔传》遵循了丛书编委会给它的两个基本规定：一是真实性（不能虚构，但可有合理想象），一是文学性（要有可读性，有文采）。我认为这是撰写传记文学的根本原则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准此，《李渔传》须是一部严肃的具有真实性和可读性的历史文化名人的文学传记，应该真实性和文学性并重，而真实性是它的基础。因此在创作中我所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是，所写内容都真实可靠，有根有据，有文献可查——我想让它经得起历史检验，而且经得起专业人士的查证；在真实性基础上，讲求文学性、可读性。我企望它能够雅俗共赏：既要让尽量多的一般读者看懂和喜欢，为他们呈现出一个具有一颗不安定的灵魂，永不满足现状，总是标新立异、独出心裁、开拓创新，勇于挑战成见，爱做翻案文章，惯于自我作古，任凭千难万险也不低头、不退缩、不认输，穷愁半世却积极乐观，风流倜傥而才思敏捷的李笠翁，创造出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文学形象；也要让文化品位较高（甚至专业）的人士所欣赏，吸收李渔研究的最新成果，纠正以往某些疏漏和错误，写出我心目中一个真实可信而有血有肉的戏剧家、小说家、美学家李笠翁，具有学术价值。只是由于本人能力和才识所限，可能还达不到这个目标，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从接受《李渔传》的写作委托到现在，我一共写了四稿。其间，心无他骛而集中进行传记创作的时间，不过一年半左右，但是，其实我是用了几十年有关李渔的几乎全部积蓄的。我实地考察过李笠翁老家浙江兰溪和金华，沿兰江北上循李渔当年从故乡赴省城乡试路线到富春江，辗转到了李渔走上“卖赋糊口”之路、创作传奇和小说达十年之久，并且晚年又选作归宿之地的杭州；我走访了李渔出生地江苏如皋，找寻当年李渔家药铺究竟开在什么地方，还到如皋城外传说李渔读书的老鹳楼故地，发思古之幽情；我又探寻了李渔在他的生命辉煌期生活了十六七年的南京翼圣堂和芥子园遗址，以及李渔水路出游的母港燕子矶码头……在写作中，我除了依照丛书编委会专家（学术组的刘彦君研究员和文学组的贺绍俊教授）提出的宝贵而中肯的审读意见，进行了两次大幅度修改之外，还得到了许多李渔研究专家和朋友的热情帮助，如扬州大学黄强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沈新林教授、李渔裔孙李彩标研究馆员、南通大学钱健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张维昭博士、如皋水绘园康爱华女士，近在我身边的黎湘萍研究员、陈定家研究员、范希春研究员及夫人……以及李渔研究会、兰溪市委宣传部、如皋市委宣传部，还有南京市、兰溪市、如皋市的许多朋友。尤其是黄强和李彩标二位先生，他们可谓是我的写作顾问，我不但吸收了他们的许多高见和研究成果，而且写作中遇到什么疑问和难题，随时向他们请教。在此一并致以衷心谢意。
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陈晓帆女士。她是一位认真负责、辛勤敬业、善解人意的编辑。尤其使我感动者，她善于与作者沟通，尊重并给予作者以充分的理解，珍惜作者的劳动。我们进行了愉快而坦诚的合作。
我深知自己的“活儿”远非完美、精细，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2013年7月5日于北京安华桥寓所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他们如璀璨的群星，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系统和本正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文化成就，无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于2012年初作出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这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预计出版120部左右。编委会与各方专家反复会商，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选择上，我们采取专家推荐、主动约请及社会选拔的方式，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采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创作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严禁抄袭；作家对传主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与提升的独到心得，要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
为了保证丛书的高品质，我们聘请了学有专长、卓有成就的史学和文学专家，对书稿的文史真伪、价值取向、人物刻画和文学表现等方面总体把关，并建立了严格的论证机制，从传主的选择、作者的认定、写作大纲论证、书稿专项审定直至编辑、出版等，层层论证把关，力图使丛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从而达到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杰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丛书的封面设计，以中国历史长河为概念，取层层历史文化积淀与源远流长的宏大意象，采用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雅致温润的色条进行表达，意蕴深厚，庄重大气。内文的版式设计也尽可能做到精致、别具美感。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们的灿烂人生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缩影；他们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代代相袭的中华魂魄。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必定成为我们再出发的精神动力。
感谢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及专家们，更要感谢作者们呕心沥血的创作。由于该丛书工程浩大，人数众多，时间绵延较长，疏漏在所难免，期待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
2013年11月
李渔（1611-1680），中国清初杰出的喜剧作家，同时也是戏曲理论家、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园林艺术家、日常生活美学家、编辑家、出版家、养生家和史论家……可谓名副其实的艺术多面手和学术杂家；一生穷愁却风流倜傥，卖赋糊口，奋斗拼搏，著作等身，誉满青史，其《笠翁十种曲》和《闲情偶寄》等自问世以来畅销数百年，至今不衰；自17世纪起他的作品即传到日本，并流布英美各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名人。《戏看人间（李渔传）》作者杜书瀛广泛地搜集和占有历史资料，文字畅达文雅，真实地记述了李渔坎坷而光辉的生命历程。
《戏看人间（李渔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作为第一个敢于挑战传统人生模式的文人，李渔是勇敢的。他试图逃离士子们已走了千年之久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以自己的笔为生。于是，瞄准了观众和读者需求，他写戏，演戏，经营戏；他写书，编书，经营书……杜书瀛编著的传记《戏看人间（李渔传）》中他那充满活力的生命形态，使你能够清晰地触摸到来自历史深远处的层层微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