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所著的《泣血红楼（曹雪芹传）》中作者采取了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展示了小说家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地精心铸造文学丰碑的心路与才智。

周汝昌所著的《泣血红楼（曹雪芹传）》讲述了曹雪芹的人生故事。作者将现有的关于曹雪芹的生平资料融入曹雪芹生活的大的社会背景中，在历史中写人物，阐述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生活背景、心理准备，以及写就宏伟巨著的艰辛创作过程。《泣血红楼（曹雪芹传）》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文学天才曹雪芹。

自题

卷头语

雪芹赋赞

绪篇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不尽余音

卷尾附编

附录／曹雪芹生平年表

后记（周伦玲）

丰润曹氏已在“彼地”（辽东）的族人，并无二派，就是端广落户铁岭卫而至世选、振彦归旗的这一支系，只有他们方有引荐的资格。

曹世选自被俘为奴，至此已阅十载。被俘不杀之人，当时只限精壮服劳与身有技艺者。世选必有过人的文武之才，方被留用。满洲后金，于陷铁岭后，又先后攻克辽、沈二卫；先是建都于辽阳——称“东京”，时为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至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二月，后金又从“东京”迁都于沈阳（后称“盛京”）。在此之前，沈阳（明之卫城既废）曾为县级的一处地方，暂设地方官吏专理民事，曹世选以才干胜任，命为沈阳之官。是以康熙《上元县志》明载：“（玺）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令”即对县官的用语）“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

振彦，就是雪芹的高祖父。他在浙江盐法道之任上，著有惠政。但“累迁”的详情，亦经考明：清天聪四年（1630）任“皇上侍臣”与“致政”，似乎与八贝勒阿吉噶（即阿济格）有关（见辽阳二碑）。天聪八年（1634）任“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见《清太宗实录》18卷。多尔衮加此称号在天命七年（1622）；其时多尔衮所领系镶白旗。正白旗乃多铎为旗主。多尔衮得王爵封号在天聪二年（1628）。两白旗为“三幼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之实力。清兵入关建都北京，则系多尔衮率白旗兵为首功）。

这就是说，丰润曹邦之所以能归入满洲正红旗，全由铁岭族亲世选、振彦之引荐（那时沈阳“五庆堂”系曹姓人，只是明代守边将领祖大寿部下人，以后祖大寿率部降清，隶汉军旗，与满旗无涉，更无荐人入满旗的资历机缘），是则足证丰润曹与辽东曹的族间联系，即在世选、振彦已成为满洲后金官员之前本无中断，而且以后更加亲密。

但曹振彦“从龙入关”之后，不久却又到山西去做地方官。

明、清之制，不是科名之士是不能出任地方官的，曹振彦此时如依然只是一名“旗鼓牛录章京”（即包衣佐领），他如何会做到山西州、府命官呢？原来，他此时已是一位“辽学生员”与“贡士”了。

“辽学”是清初为辽东地区所设官学的名称，实际是包有十五州、卫的教育机构。最初寄设于永平府，教官三人统之：其中都司（在辽阳）学，设教官一人，兼管自在（州）、沈阳、铁岭、开原四学。其级照府例，廪生四十名额。诸生俱就顺天府考试。其后至顺治五年（1648），始改设“辽学”，教官一人，廪额八十名，其原先十五学之名额俱裁。又改设“辽学”于永平府，留教官一人。至十一年（1654），又改设辽阳学，其先之永平辽学生员俱归辽阳学肄业。（分见《奉天通志》《清会典》）。

曹振彦约于始设辽学，即曾入学为生员，因岁贡每年出贡三名，遂得为辽学贡士。从此，取得了正式科名。他到山西做州、府官时，须报此籍一科名籍。

雪芹高祖父能到山西做官，却又并非是“太平”的缘由，相反，却是一场巨大变乱的结果。此即满人入关建朝后立即遇到的危急事变——姜壤之叛。

姜壤，陕西榆林人，本为明朝冀北宣化府重镇的总兵官。农军李自成自西东进，攻京师时，途经宣化，他率众迎降。但在仅仅三个月之后，清兵占领京师时，他又反击李自成在山西的部众，向清朝纳款称臣。因此得镇大同，为“征西前将军”，管总兵事。但到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他又联络多处地方官兵共同叛清（一说因清军到山西搜索李自成，姜误以为要来收治于他，遂叛）。形势十分严重。

姜壤之叛，自五年（1648）冬始，至六年（1649）九月平，历时不为甚久，但由此一事引起的清廷、皇室的变化极为巨大，因而也就直接大大影响了曹家命运。这需略微细叙原委——由顺治六年（1649）至八年（1651），是两个极为关键的年头！

顺治六年（1649）是个不吉祥的丑年（己丑）。大年初一，皇帝即因“避痘”而不行朝贺大礼。二月，睿王多尔衮率军往征大同之叛。三月，豫王多铎出痘之讯传来，多尔衮即时赶回京城，命英王阿济格代之。不料英王之二福晋（夫人）出痘而亡（多尔衮传命英王可先归，阿济格辞，不离阵守）。又不料豫王多铎亦因痘而亡，年仅三十六岁。其二福晋殉夫（满洲旧俗）。

由是，多铎的正白旗兵力，也归了多尔衮，一人掌两白旗自此为始（阿济格只分得少数兵力）。曹家本为镶白旗墨尔根王（睿王）多尔衮之包衣，不知何以改隶正自旗（疑与本年两白旗归一之后曾有一次重编分配所致）。

痘灾在当时是不能防治的“命关”，满洲人畏之尤甚。它“决定”着清代的命运，也“决定”着雪芹的命运。这种历史实情，今世人已是万难想象的了。

此际，除了战乱，满洲的旗奴已逃亡殆尽。满、汉之间裂痕严重，争端灾祸日起日增。户部无存帑，供不起军费，要开捐纳制度（以钱买官衔）。形势如发展下去，大有不可收拾之忧。幸而姜壤为其部下所杀，叛军瓦解，危势方告一段落。

可是，新朝皇室事故迭生，又生巨变：是年年尾，摄政王多尔衮元妃薨逝（命两白旗牛录章京以上各级官及妻皆衣缟素，其余六旗官皆摘帽缨，以其为红色也）。转年，多尔衮逼死其侄豪格（皇太极之长子），纳皇太极妻博尔济锦氏，以其次妃给予英王阿济格（盖皇太极亡后，多尔衮不拥立豪格为帝，反主一六岁的福临，故豪格极恨之，暗争甚烈）。多尔衮至此威权已达极点，遂萌异志，铲除政敌，大势已明。讵料至十二月即死于喀喇城（因纳朝鲜美女，荒于酒色暴亡）。这位势焰熏天的一代雄王霸主，掌权六年，以此告终（不久，获大罪名，削爵，革宗室籍，无嗣，一切瞬息云烟）。

然而，两白旗旗主虽相继而亡，雪芹高祖曹振彦却因山西地方急需新官而出任平阳府吉州知州，其地即六年（1649）七月各州县相继失陷之叛乱点，平定后需重新收拾。振彦自七年（1650）来任，至九年（1652）擢知大同府，又至十三年（1656）擢任浙江盐法道。在这一段政局风云变幻的八年间，反而宦途有份，连升三级。P35-37

为本书新版重写卷端短引，心情十分愉快欣幸，但也随带着惭愧和感慨。此刻是癸未年之冬日，四个“花甲子”之前的那个癸未之冬，是雪芹四十年华之光焰已临垂尽之时，当此之际执笔为这部雪芹传记记我深衷的高山仰止，无限怀思，怎不百端交集，远想慨然。

回顾历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最初，胡适先生作《红楼梦考证》，开始了对雪芹的研究，是后二十年未见有所增益进展（只有家世的新材料，没有继续研寻雪芹本人生平的成果）。至一九四七年之秋，我才涉足红学，而实际历程却是先从考芹入手而将小说的研究置于第二步骤。由于对雪芹的考索占了很多的篇幅和“重量”，于是有评者就说我治的是“曹学”，而不是“红学”——甚至以为我“脱离”了“红学”云云。

此评本意在讥贬，可我却引以为荣——因为倘若真能当得起一个曹学建立者的称号，那比任何学位称号头衔都荣耀十倍不止，怎不令我高兴（而又暗自惭愧）呢？

作传，首先要将生卒年月考定，否则传主在历史坐标上的位置摆移不定，那“传”也就难保其可信度了。因为我的“曹学”又是从考辨生卒年的已有“定论”而起步的——这就是我与胡适先生交往的因由。

我至今深信，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闰四月二十六日，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4）之除夕，得年仅四十岁。所以其至友敦诚次年于甲申之开年作挽雪芹诗，两次存稿是“四十年华太瘦、生”、“四十年华付杳冥”。这结合书中“作者自云”的“半生潦倒”和“一事”“一技”无成，正是在乾隆甲戌（十九年）年当“三十而立”的感叹之言，因为古人都是自勉自奋要在三十岁就该有所建树（立的本义），故而雪芹自言一事未立，只好“撰此石头一记”也！记清：依上述拙考生于雍二而推，至乾十九恰恰是三十整岁。难道这是“偶然巧合”？

好了，这样既定，便可以由此而考明其他事迹遭逢之与历史年月中的重大事故的密切而鲜为人知或未经人道的真相，这些决定了雪芹一生命运的复杂因素——倘不如此，那么这所谓的“传”还会有什么价值可言吗？

我为雪芹写传，先后已历四次，都有不同版本印行于世；本书就是第四次的重写。这部传是我平生三十多本书中用力最多、历时最长的一部（费去一年多时光。其他书用时不过数十日，多的也不过三个月）。

为新版作序，说来也巧，恰值三十集的《曹雪芹》电视剧即将由中央八台隆重播出，这是文化文艺界一大喜事。普天下的亿万收视者都会看到这位《红楼梦》作者曹公子的艺术显现，对他的理解认识，不仅仅是“有助于”理解《红楼梦》之书文意义，而且是读懂此书的根本条件。孟子说：“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才正是必有一部曹雪芹传的缘由。孟子说出了在中华文化上一切作品与作者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是讲论研讨文学的第一条原则。当然，电视剧与学术性文学体裁的传记不尽一样，有合有分。“分”者就是视觉学术，属戏剧的表现办法，与文字是不能混同而论了；“剧”更需要合乎情理、不违历史的推衍连缀，即所谓“虚构”，我们民族文艺理论上的传统用语就叫“演义”。“演义”专属于小说戏剧的词义，十分重要。如果有读者能将剧本与本书来对比而合观，将会发现、领会许多的微妙而有味的㈠陪”处。

无论为雪芹作传，还是拍剧，都是一桩极为困难的事情。难处很多．最重要的仍然是我早已指出的：曹雪芹是位满汉兄弟民族文化的交叉融会所孕育出的新型优异人才，迥乎不同于前代文人学士、才子、诗家：而正因为如此，从清代直到今日今时，历史留下的文献极为匮乏，偶有些许，又远远不能传写这种新型人才的特点个性，独造专长。把他们“一般化”起来，就完全失掉了他们的“灵魂”，而成了历史上数之不清的文学作者的“叠床架屋”式的乏味重复了。由此而言，我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些努力和向往，才是我盼望读者给予注意的所在。

诗圣杜少陵《丹青引》咏大画家曹霸将军云：“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可知“文采风流”四字，为曹氏孰可当之？宋玉、司马相如……自然堪称前辈。但东坡所咏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又是指谁？是“曲有误，周郎顾”、是“公瑾当年”“雄姿英发”的“一时多少豪杰”之特立独出的人才，特立独出的异才。周郎即“童子何知”的王勃所说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雪芹者，即中华之地灵人杰是也！他代表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形象，万古长新。如有人将“风流”二字错会为俗义歪解，那也足以表明，读读雪芹传，然后不难恍悟，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了。

现今之人大抵知道“传记文学”已是世界性文学专科，佳作品格甚高，受到重视赞扬。从我们中华文化传统来看，真正的传记文学实自太史公司马迁为始。此后，官修的“正史”一概沿着这一“纪传体”而纂辑，但限于记载功名勋业、嘉言懿行（xing）、道德文章，而不是传写那传主其人的性格感情、精神灵慧一层的事情，非官方的记事传人的，通称“野史”，稍稍容纳了性情方面的琐细故事、佳话、趣闻等等，这便是所谓“小说”的本义与实质。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小说是“史”之一支，而与西方观念不同之要点。因此，给雪芹创传，事情的复杂性可就加倍地“麻烦”了。谁知道，历史留下的传记材料只是若干篇诗和一部《红楼梦》，诗的本质是咏叹抒情而不是记录事状，所以可资运用的就要受到限制。至于《红楼》一“梦”，虽然大家已无法不予承认它的“自叙性”（注意：是性，不是体，不是体裁为“史传”的意思），那么我们创传又将如何汲取运用才算“正确”“科学”呢？这就难上加难了！

然而，犹不止此。为雪芹创传，如果只是“材料丰富，考据精详”，还是不能称为恪尽其职责，因为为这样的人作传，不是“开账单”，罗列“事”“迹”，更要紧的是为之“传神写照”，阐发他的精神风采，不同寻常。这个，我们谁敢自表一个“能”做到几分？那“几分”又“能”保证不“走样子”——将李逵当成了鲁智深吗？

我深深自愧，在这个方面是太不行了。

可是事有凑巧，辽宁师范大学梁归智教授最近评我另一本书的赐文中，提出了一个“人与书合”的崭新命题。他说：欣赏品评一部书，必须心灵精神上与那书的作者有所交感，有所契合，方能评说到中肯之处，精微之所在。我闻此言，回报一首诗，开头有云：

书小而评大，此大动我心。

人书人天合，此合苞古今。

我意略谓：这个“合”，太重要了，古作名作，所以不朽，是“天人合一”的一种文学表现或体现。我们如何’能与雪芹心契、文合、品合？这又是整个中华文化文学的根本大事、核心课题。这本拙著，若以上述多方面的尺度来量它，那就益发惭愧而嗟叹了。

如今行年八十六岁，“壮心不已”，我愿继此再作努力，把芹传写得更令人满意一些，这是衷怀之愿，而不仅是卷头之“语”。

时在癸未冬十一月中浣寒夜草讫

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我父亲的《曹雪芹传》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的消息时，已经是壬辰年的年尾了。这一年，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让我们感慨万千，因为这一年，父亲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成为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一）

今年三月中旬的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按时听我们读报，突然一条消息让他为之一振，这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工程的公告。尤其让父亲高兴的是，这百位名人中竟然包括自己为之探索研究而追求奋斗了六十五年的曹雪芹这个名字。父亲说：“这可真是一件大好事啊！”我见父亲高兴就凑到他耳边说：“那你一定得去申请！”父亲点点头，说：“好！一定，一定，你马上就去联系吧！”过一会儿，又和我说：“你问问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明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他们有没有播出一套节目的计划？”那天父亲很兴奋，浮想联翩，他在“筹划”该如何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做点儿事。

三月二十一日，我遵嘱给作协组委会的原文竹女士打电话，向她表达父亲准备参选曹雪芹的传记；而后又打电话给央视《百家讲坛》，询问是否有安排纪念曹雪芹的专题。电话那头传来孟庆吉先生的话，说还盼望父亲再来讲坛，当他听到父亲年高体弱时，很感慨说当初真应该为他多拍点儿影像资料。

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中华读书报》上又传来这样一条消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是秉承中央领导的意图由中国作家协会承办。此时父亲双目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昂起头，很留意这句话，让我们再读一遍。然后说：“这是个好契机，看来中央开始抓文化了！”

三月二十五日，农历的三月初四——这一天是父亲的九十五岁大寿，俗称九五之尊。我们子女买来生日蛋糕和礼物，也有朋友前来祝寿，父亲很高兴。通常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父亲都要给曹雪芹过生日，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了，而今年父亲自己过生日，话题仍旧没离开曹雪芹——父亲说：“今天我的生日我很高兴，还是我的那句话：‘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这曹雪芹传记，我要好好修订一下，明天就开始，你们先给我读一遍。”父亲指明要读的就是《文采风流曹雪芹》那本书。

（二）

父亲的治学旨归，说来十分有趣。他早年曾两次考取了燕京大学的西语系，这在燕大的校史上恐怕不多见。那时他的心愿是学好外文，待精通后翻译中华的诗论文论名著向世界传播。他早早地定下对陆机《文赋》的英译与研究的治学方向，也曾以《离骚》体译过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o他在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时，曾获得了西语系全体外籍教授及师辈同仁热情而长时间的掌声。一位英籍教授说：“这样的论文远远地超出了学士论文的规格，是足够博士论文的。”

父亲在出色地完成了西语系本科的学业后，又考取了燕大中文系研究院，专攻中华古典文学，研究较多的则是唐诗和宋词。

一九四七年，由于和胡适的交往，父亲却走上了“治红”之途。父亲的研红工作实际是由“曹学”开端的，所付出的主要时间精力也集中在“曹学”——即雪芹的家世生平上。一九五三年父亲《红楼梦新证》的出版，被专家评为“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父亲在这部书的“引论”中就早早给《红楼梦》和曹雪芹做了如下论断：

曹雪芹是中国第一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之一，《红楼梦》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行列的一部非凡作品。正如意大利人民一提到但丁，英国人民一提到莎士比亚，苏联人民一提到托尔斯泰而感到骄傲一样。我们中国人民也就以同样的骄傲感而念诵曹雪芹的名字。

 父亲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缘，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于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上。

父亲把《红楼梦新证》寄给他的老师顾随先生。老师的回信给父亲以很高的评价和鼓励之词，同时，老师明确提出：“述堂（顾随，号述堂）至盼玉言（周汝昌，字玉言）能以生花之笔，运用史实，作曹雪芹传。”并专此作诗，结篇的两句是：“白首双星风流在，重烦彩笔为传神①。”

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特异天才小说家曹雪芹，向无传记。对这位“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作者，父亲崇拜之至，敬仰之极！他甘愿“为芹辛苦”，立志为雪芹写一部传记。然而严格说来，“雪芹传”是无法写的，因为我们对这位作家的一生知道得太少了，其生平史料奇缺，根本没有足够的素材来写成一部完整的传记。但是父亲认为：如果我们拿不出一部曹雪芹传来，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对世界人类文化，都是说不过去、难为人原谅的憾事。

记不得哪位学人说过：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就越会遭遇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而父亲也曾这样说过：如果你想要挑选一件最困难而最值得做、也最需要做的文化工作，那么我请你挑选对中国最伟大的特异天才小说家曹雪芹的研究和评价。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这样做了。为了填补这一巨大而重要的空白，他先后五次迎着困难奋进。

《红楼梦新证》出版后不久，便赶上一九五四年全国的《红楼梦》大讨论运动，此时的父亲被视为“胡适繁琐考证派”批评对象，学术处境十分尴尬。直到一九六二年，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热情的负责同志要父亲写一本介绍雪芹生平的小书，父亲因材料奇缺，困难重重，迟迟未能落笔。而后又再次受到鼓舞敦促，父亲才为盛意所感，再一次唤起了对“红学”“曹学”心情的复活。由此很快，一九六三年五月，稿即写成，就取名叫作《曹雪芹》，一九六四年四月出版。书只有十三万字，但从出版史上看，系统研究介绍曹雪芹的学术论著，这却算是第一部了。

其后，父亲用书册方式来介绍曹雪芹，先后又有过四次。

草创性的《曹雪芹》一书，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未能尽意畅怀。至七十年代末，父亲就将其修订扩充为《曹雪芹小传》，这是相当重要的改写，第一次将“正邪两赋”列为专章，此为小说哲理的核心课题。父亲从宋、明两代哲学家的天地生人“气禀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加以研讨，提出了与宋、明学者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悬殊而本质完全平等的进步思想，其“质”的飞跃有目共睹。美国著名学者周策纵教授在给这本《小传》作的序文中说：

作者采取了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

《小传》出版后颇获专家学者的奖许与好评，此书也一印再印，共发行了四十万册。于是父亲方悟此一主题虽然探讨起来困难万分，却是值得继续努力的一项“扛鼎”之重任与胜业。

第三次试笔是在九十年代初。如果说《小传》具有更强的“科学性”，那么《曹雪芹新传》则含有更多的“艺术性”。《新传》是特为世界读者写的，重点偏重于中国文化的顺带介绍。著名红学家梁归智先生说：

他在娓娓动人的叙述中，从历史及文化传统的叠嶂层峦、烟云模糊处，托显出一个血肉丰满、须眉毕现的天才形象，展现了曹雪芹畸零不幸的一生。而父亲是这样说的：

考古家掘得几枚碎陶片，运用他们的专门学识与技术技能“恢复”成一个“完整”的古陶罐，实在神奇！而我呢，所有的也只是几枚“曹雪芹”的碎片，却要把它们“恢复”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陶罐”——你看这难不难？我“恢复”成的，毕竟是个什么？只有请读者给以估价了。只盼读者勿忘了一句话：介绍曹雪芹，其实就是为了介绍中华文化！

父亲认为曹雪芹的成就与品位，堪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的称号，而不只是世界一流小说作家。为了探讨这位中华异才的一切，包括祖源世系、氏族家风、生平身世，直到情理心灵、风流文采，他兢兢业业，锲而不舍。

九十年代末，父亲又开始了第四次为雪芹写传。记得这期间他曾大病一场，但始终没有放下撰写的工作。此传相对于以往的《小传》《新传》，展示出更多的特色。一是历史背景的时空涵盖面大为广阔；二是近年研索收获有力地充实丰富了传主的生平经历；三是加强了学术性与文学性的艺术综合，读来更引人入胜。此次文笔特色还在于十分重视中华文学特有的诗境，在每一章的结束处，都有一首题跋的七绝，可歌可泣，以叹以咏。

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二oo四年，父亲又出版了《曹雪芹画传》（赵华川先生绘图），这是他第五次为曹雪芹作传。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曹雪芹的一生，是不寻常的，坎坷困顿而又光辉灿烂。他讨人喜欢，受人爱恭倾赏，也大遭世俗的误解诽谤、排挤不容。他有老、庄的哲思，有屈原的《骚》愤，有司马迁的史才，有顾恺之的画艺和“痴绝”，有李义山、杜牧之风流才调，还有李龟年、黄旖绰的音乐、剧曲的天才功力……他一身兼有贵贱、荣辱、兴衰、离合、悲欢的人生阅历，又具备满族与汉族、江南与江北各种文化特色的融会综合之奇辉异彩。所以我说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形象。

这个形象非同小可，难以表现，可想而知。然而我要说：越是难于传达表现，才越是值得努力想方设法来传他、表他。

父亲为了曹雪芹而努力写作，不知休息，不计假日；又为了宁静，常常与冬夜寒宵结缘，夜深忍冻，独自走笔，习以为常，是苦是乐，也觉难分。他曾写下这样一首七律，从中可见其情景之一斑：可是文星写照难，百重甘苦尽悲欢。挑芹绿净知春动，浣玉丹新忆夜寒。瀛海未周睽字义，心香长炷切毫端。红楼历历灯痕永，未信人间抵梦间。

（四）

二oo九年，父亲那双濒于失明的眼睛终于全盲了，可是他的内心却依旧明亮。父亲常笑说自己是“文思泉涌，精神焕发”，写文章则题作“老而非骥，梦在千里”。

二０一０年，父亲“遇”到了两位知赏者。一位是刘再复先生，一位则是李泽厚先生。

二０一０年八月，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曹雪芹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天才，即最伟大的天才，而他的著作《红楼梦》则是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首先如此肯定曹雪芹的无比崇高地位的是周汝昌先生……五十多年前，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的认识就如此走上制高点，所以我称他为中国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然而，周先生作为知音还不仅是这一判断，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不喜欢《三国演义》而热爱《红楼梦》，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把全部生命、全部才华贡献给《红楼梦》研究。六十年钩沉探佚，六十年呕心沥血，六十年追求《红楼梦》真理，真是可歌可泣，可敬可佩……

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谈话录》，其中一节文字如下：李：《茵梦湖》又怎能和《红楼梦》相比。对于《红楼梦》，我赞同周汝昌的看法。他考证得非常好，我认为在百年来《红楼梦》研究里，他是最有成绩的。不仅考证，而且他的“探佚”，很有成就。他强调如把《红楼梦》归结为宝黛爱情，那就太简单了。他认为黛玉是沉塘自杀，死在宝钗结婚之前。我也觉得两宝的婚姻，因为是元春做主，没人能抗。姐姐的政治位势直接压倒个人，那给宝、黛、钗带来的是一种多么复杂、沉重的情感。周汝昌论证宝玉和湘云最终结为夫妇，不然你没法解释“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还有脂砚斋就是史湘云等等，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周说此书写的不仅是爱情而且是人情即人世间的各种感情。作者带着沉重的感伤来描述和珍惜人世间种种情感。一百二十回本写宝玉结婚的当天黛玉归天，具有戏剧性，可欣赏，但浅薄。周汝昌的探佚把整个境界提高了，使之有了更深沉的人世沧桑感，展示了命运的不可捉摸，展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大的政治变故对生活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以后也不再可能有什么家道中兴了。所以我很同意可有两种《红楼梦》，一个是一百二十回，一个是八十回加探佚成果。后者境界高多了，情节也更真实，更大气。但可惜原著散佚了，作为艺术作品有缺陷。我不知道你们看《红楼梦》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发现，这部书不管你翻到哪一页，你都能看下去，这就奇怪啊！看《战争与和平》没有这感觉，有时还看不下去，尽管也是伟大作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这感觉，尽管极厉害，读来像心灵受了一次清洗似的。这使我想起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净化说”，与中国的审美感悟颇不相同。《红楼梦》最能展示中国人的情感特色。

两位先生的文章给了父亲很大鼓舞，父亲听读后，长长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才找到了真师和真理。”

父亲改变了以往自己的书写习惯，转为口述著述。一开始他很不适应，原来铺开稿纸就能落笔成章，而口述却让他不得不改变思维方式，“念”出来的文章没有了自己原来的风格和文采了，但父亲坚持做下去，常常是口述一篇文章要花好几天时间，最后还要读给他听。由于他听力极弱，我们常常大声叫喊，直令我们这几个六七十岁的子女都感觉吃不消，更何况九十多岁的老父亲！这对他来说真的是太难了。也许父亲已经感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已经悄悄临近，他在抓紧时间与生命赛跑。一次，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一点儿不休息，我不是说我九十多岁了，就该自由自在地过了，我每天工作不是说紧张，而是我要利用我那点儿可能的时间和精力，把每天不断思考的新问题、新见解铺到纸上，不铺到纸上，我自个儿也忘了。这个消失了谁也替代不了，会让我觉得这是我研究了六十年的损失。现在的写作是抢救性的，每天几百字也写，一千字也写，主题很分散，我这个人就是这么贪得无厌。

仅二００九年，父亲目盲后，就又连续出版了八部新著、几十篇新文均见诸报端杂志。他口述的主题确实很分散，但万卷不离其宗——即中华文化这一大主题。例如，父亲认为：大观园一方面暗中继承了艮岳、万宁宫的传统，另一方面也继承了金谷园、桃李园的文化传统。在曹雪芹的《红楼梦》时代，满汉两大民族在万宁宫遗址上又有新的建筑，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如，由英国教育家提出儿童学习莎士比亚应从四岁开始为宜，父亲则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的一部巨著，其作者曹雪芹就相当于中国的莎士比亚，并倡议我国可以由初中一年级这个年龄开始引导学生接触《红楼梦》的概况或精神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父亲花费很大精力口述出了一篇名为《娲皇：中华文化之母》的长文，父亲认为：娲皇的最大贡献是首先创出了“方”的图像与概念，矩尺则是她最为伟大的创造。父亲认为：《红楼梦》是以娲皇炼石补天作为书的开端的。绝顶聪明的曹雪芹似乎早已悟知娲皇的最大贡献是在“圆”的大自然中创造了“方”的概念，所以才有那个“方经二十四丈，高经十二丈”的大石……

父亲最后出版的两本书，一本名为《红楼梦新境》，一本题作《寿芹心稿》，由这两个书名就不难看出父亲的心思所在。他把每天不断思考的新问题、新见解都铺到了纸上。父亲的计划中还要写一部关于《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写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觉得与当时相比，应该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补充进去。直至今年五月中旬，父亲卧床不起了，还让我们给他读《红楼梦》；就在他离去的前两天，还口述了一部新书的大纲，书名暂定为《梦悟红楼》。但是，父亲最后思考了什么，又有了哪些新的见解，却未能全部清晰地给我们留下。

（五）

父亲决定参选“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中的《曹雪芹传》，是他一生不懈的追求。父亲知道想找一个研究中华作家作品的方法是没有的，他早年引过孟子的话：“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那行吗？这个破折号不是孟子加的，是父亲加的，最后一句话补上了：“是以论其世也。”父亲说，你要了解真正的作品，你得先了解其人，你要想了解其人，可不要忘记了历史背景，是他那个时代、家世、环境、条件。父亲说：我应该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多做一些研究工作，然后才能谈得上真正读懂他的作品。父亲认为自己有三大优势：一是自己从事研究《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已历经六十五年，大多数第一手材料都是自己挖掘出来，有很多研究成果，并出版了几十部红学著作，具有可比性；第二是自己已经撰写过五次《曹雪芹传》，具有参加的资格和经历，具有可行性；第三点，就是他要为纪念这位文星巨匠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做点儿事，具有可能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党中央发出文化强国的号召，呼吁包容、创新的文化局面，父亲认为，这是一个宣传曹雪芹，弘扬中华文化最好的机遇。

父亲上述的理由很明了，也很直白，他希望修订后的这本书可读性更强一些，接受面更广一些。这期间父亲一面等待作家协会的回音，一面思考修订计划。

父亲说：若仅仅是罗列“事状”“行迹”，那纵使“史料丰富”“叙述详细”，也不等于理解那位传主的精神气质、衷曲性情。父亲希望修订时要把曹雪芹这个人物更加凸显出来，“可以允许循从某些线索痕迹加以合理推断，但不允许凭空‘想象一编造’一些‘故事情节”’。还说，若我有才力创作一部剧本或重写传记，那我就会决意“实现”以下几点：

一、皇帝知情《石头记》内容隐射政治内幕之后向雪芹逼索书稿时，雪芹气骨峻增，决不屈从；而此时雪芹之原配已逝，为了书稿的生命，不顾世俗的讥议，与其李氏表妹同居一处，雪芹将皇家搜剩的残稿重新补作与改写，表妹（脂砚）则一边协助抄整，一边朱笔批点——此为真本《石头记》之“私”传民间，正与皇家“组织写作班子”炮制的一百二十回伪“全本”抗争拼斗！

二、雪芹之逝，贫困、疾病、子殇、书佚……多层原因使他无力支撑，临终之境甚惨——此为史实，但不可一味渲染其境况之奇惨，只为一个“催人泪下”，那就将雪芹悲壮的一生弄成了一个“悲”而不壮的庸常小悲剧——那“悲”也就无法表现出一个真正深刻的大悲来。也就是说，就够不上悲剧的品格，陷于低级层次。

父亲曾经这样设想：若在荧屏“画面”上，结尾应该是“叠印”“闪回”雪芹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一生，然后映出一个崇高、伟大、风流文采而又傲骨嶙岣的形象来，并且这个形象永远隐现于燕（yan）郊西山的溪涧林泉之间，与日月山河，万古长存！

其实这项工作父亲早已在做了。早在二０一０年十一月，父亲获聘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在颁发聘任证书的大会上，父亲令我亲手把一封信交给文化部蔡武部长，呼吁国家重视我国的第一天才小说家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盼望借鉴一九六三年的纪念方式，尽早做好准备。不仅如此，父亲还找到自己的好友，拜托组织一批人撰写纪念文章，准备出一本纪念曹雪芹的文集。而父亲自己早在二。一一年就已经开始口述了纪念文章。本书《不尽余音》一节中收录了两篇文章，一篇名《创新与造化》，另一篇则日《倦倦不尽》。

（六）

父亲一生多次得到党的关怀。一九五四年中宣部调其回京；一九七。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由干校特调回京；一九八。年，党中央再次给予父亲极大的关怀，蒙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将我从外地调回北京，正式担任父亲的研究助手，距今已经三十多年。目前我已经退休，但助理工作一直未曾间断。

在跟随父亲的工作中，感受最多的是父亲那种对中华文化的追求与热爱、痴情与执着。弘扬《红楼梦》中华文化永远是父亲的精神动力。父亲研究《红楼梦》数十年，常研常新，步步提升，非常人所能及。一九八六年父亲在哈尔滨国际红学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小说”这一命题，倡议研究方向应以中华文化为其核心。一九九九年又进一步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二００六年，父亲在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又提出《红楼梦》应列为中华文化“第十四经”。父亲对《红楼梦》理解的深度、广度、境界在逐渐提升、发展，也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了解愈来愈深，他称曹雪芹为“伟大的思想家”“‘创教’的英雄哲士”。

近些年，时常听到有些人谈论自己经历时有这样的话：“我××岁就已经开始读《红楼梦》了。”不少人以读过《红楼梦》为自豪，而且年龄越小越感荣耀。殊不知，承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这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得到普遍认可的。在此之前，权威的评价是它尚不足与世界一流的作品比肩并列。时见有评论者说是“某一两个人把《红楼梦》人为地‘拔高’起来的”，我始终怀疑这“某一两个人”能力怎会如此之巨大？

也时有人议论，说父亲一生就研究一本书，觉得很可笑也很费解；也有人对父亲的红学观点很不以为然；更有甚者，常常以人身攻击为能事。写至此，恰好莫言先生在诺奖上领奖，他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引在这里：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早在一九八四年，父亲曾撰有一首《自度曲》，词日：

为芹脂誓把奇冤雪。不期然，过了这许多时节。交了些高人巨眼，见了些魍魉蛇蝎；会了些高山流水，受了些明枪暗钺。天涯隔知己，海上生明月。凭着俺笔走龙，墨磨铁；绿意凉，红情热。但提起狗续貂，鱼混珠，总目眦裂！白面书生，怎比那绣弓豪杰——也自家，壮怀激烈。君不见，欧公词切。他解道：“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怎不教人称绝！除非是天柱折，地维阙；赤县颓，黄河竭；风流歇，斯文灭——那时节呵，也只待把石头一记，再镌上青埂碣。

这是父亲一生最好的写照。父亲一生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共出版著作六十多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九九八年，在父亲八十华诞、研红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代表发言，称父亲“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红学事业”，“为红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二００七年，值父亲九十华诞、研红六十周年之际，刘延东同志又致贺函，称“尤在红学研究方面情有独钟，著作颇丰，享誉海内外，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七）  五月份的最后一天，父亲的突然离去，中断了他修订《曹雪芹传》的计划，也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迨我们得到作家协会通知父亲的《曹雪芹传》入选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半年之久了。

按照中国作家协会的要求，由我来接替父亲完成整理修订这部《曹雪芹传》的工作。抱着敬畏之情，丝毫不敢擅动父亲的一文一字，只是把父亲生前已经撰写完的、未成稿的、欲增入内容的相关文字，列入“不尽余言”一节。

按照作家协会的要求，这篇后记由我来撰写。我把这部传记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向读者交代清楚。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知是否能够准确传达出父亲的意愿，也不知是否能达到这套丛书的要求，但是有一点可以告慰父亲，那就是他的遗愿完成了。

父亲一定会含笑于九泉。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感谢知音友好的诸多帮助，感谢文星曹雪芹留下的巨著《红楼梦》。

最后，还是以父亲的诗篇作为结尾，诗日：

为芹辛苦是何人？脂雪轩中笔不神。

病目自伤书读少，也能感悟贾和甄。

文采风流哪可传，悲欢离合事千端。

石头说法仁兼勇，莫认人间即梦间。

周伦玲

壬辰十一月十六

2012年12月27日

周汝昌是红学界的巨擘，单是不同时期所作曹雪芹的传记就有5种之多。本传不仅是他—生红学和“曹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且是他此前诸种曹芹传的总汇，其考证精审，文字斐然可观。

文史专家 何西来

作者既呈现了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淳美而精致的文采，又富于诗人审慎的想象力和慈悲情怀。将几枚“曹雪芹碎片”复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动展示了小说家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地精心铸造文学丰碑的心路与才智。

文学专家张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