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创立的。他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本书可以说是对弗洛伊德理论以及研究的概括导论，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大致掌握他的学术精髓并可以一窥他的讲演风采。

本书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代表著作之一，本书共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包括七讲内容；第二部分精神分析纲要包括精神及其活动和实践任务两章内容。

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  程小平 译

第二十九讲 关于梦的理论的修正

第三十讲 梦与神秘论

第三十一讲 关于心理人格的剖析

第三十二讲 焦虑与本能生活

第三十三讲 女性心理

第三十四讲 阐释、应用与展望

第三十五讲 关于世界观问题

精神分析纲要  王希勇 译

第一章 精神及其活动

 第一节精神器官

 第二节关于本能的理论

 第三节性功能的发展

 第四节精神性质

 第五节释梦之例证

第二章 实践任务

 第一节精神分析技术

 第二节精神分析工作一例

 第三节精神器官与外部世界

 第四节内心世界

当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搞清了关于超我——也就是说，良心的起源——所有情况时，你们无疑会希望我多作一点说明。康德曾在一个著名的论断中把我们心中的良心与星空相提并论，一个敬神的人很可能追随康德的论断将良心和星空奉为神的两件杰作。星星的确是壮观的，但在良心方面上帝却作了一件质量粗糙、水平不一的成品，因为大多数人生而带来的良心都不多，甚至少得不值一提。我们决没有忽略在良心起源于神的主张中包含着部分心理学的事实；但这个观点需要解释。虽然良心是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但它并非一开始就有。在这点上性生活正好与之相反，事实上性生活产生于生命之初，它并非是后来才增加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幼儿是没有道德观念的，他们并不具有对自己快乐冲动追求的内心抑制。后来由超我承担的这种职责开始是由某种外部力量，即父母的权威来行使的。父母对幼儿一方面采用爱的表示，一方面采用威胁惩罚来管理幼儿，发挥影响，惩罚标志着幼儿失去了父母的爱，而幼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害怕这些惩罚。这种现实的焦虑就是以后道德焦虑的开端。只要父母的影响居于决定性地位，就谈不上儿童的超我和良心。只是到了后来，第二种情况(即道德焦虑)才逐渐形成(我们往往过分地把它看做标准状态)，这时外部的限制内在化了，超我取代了父母的力量，并采用以往父母对付孩子的同样方法监视、指导和威胁自我。

于是超我就接管了父母这一机构的权力、功能甚至方法，然而它不仅仅是该机构的继承人，而且还是它的合法继承人。它直接产生于该机构而又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现在将认识它的发展过程。然而，首先我们必须评述二者之间的不同。超我似乎只选择了一个方面的父母职权，它只继承了父母的严厉与冷酷，接受了他们禁止与处罚的功能，而对他们的爱的关心却好像并没有予以接受和保持。如果父母真是以严厉来行使他们的权威，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儿童会顺理成章地形成严厉的超我。但是，和我们的估计刚好相反，经验表明，即使父母对幼儿的抚养是温和与仁慈的，并尽可能避免威胁与惩罚，超我也能够获得同样无情的严厉性。我们以后论述超我形成期间本能的转移时，再来谈这个矛盾。

P59-60

我的演讲《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是于1915～1916年和1916～1917年两个冬季学期分别做出的，演讲是在维也纳精神病医疗院的一个讲堂里为大学里各院系的教职员及学生所作的。演讲的前半部分是临时凑成的，事后我立即将它写了出来；后半部分的讲稿是在萨尔茨堡(salzburg)度暑假时写成的，当年冬天才逐字逐句地讲述。在那时我还有着留声机一般的良好记忆力。

这些新的演讲稿和以前的那些演讲不同，我以前从未讲过。我的年龄已为我免除了通过演讲为我的大学同事作解释之苦(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是一种表面的义务)；同时，一次外科手术使我暂时不能对公众演讲。因此，如果可能，我将在想象中置身于讲堂之内，以完成此稿之写作；这种想象也许会帮助我在深入阐发主题时不会在内心忘记对于读者的责任。  

这些新的演讲稿绝对不是要取代以前的演讲。在任何意义上它们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统一体，也不可能指望有一批自己独有的读者；它们只是以前演讲的续编和补充材料，按照它们与前期演讲的关系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15年前曾经讨论过的问题，由于知识的加深，观点的修改，于是不得不重新加以论述，这就要求我们今天做出不同的说明——也就是说，这一类是批判性的修正。其余两类包括了新增加的内容，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在以前的演讲时还不曾存在于精神分析领域中，或者那时还不明显具有另列专章的必要性。如果新的演讲中某一些部分融合了这几类的特点，那也是无法避免的，大可不必为此而遗憾。

我根据以前的演讲而核定这些新演讲稿编排的先后，以此表明新的演讲对《精神分析导论讲演》的依从性。故而我把本书第一章定名为第二十九讲。像以前的演讲一样，这次演讲没有给职业分析家提供多少新东西；它主要是献给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这些人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对这门新兴学科的特点和发现具有虽谨慎却不失善良的兴致。这次我还是按我以前遵循的宗旨，不为追求简练、完满的外表而作任何删削；既不隐藏任何问题，也不否认缺点和可疑之处。或许在其他的科学研究领域不必夸饰如此谦逊的意图，它们往往是不证自明的，公众所希望的也不过如此。例如，阅读天文学著作的读者肯定不会因为作者声明在某些新领域中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还不够明白而对它产生失望和蔑视。但是在心理学上却并非如此，人类缺乏科学研究素质的弱点在这里充分显现出来了。人们从心理学中希望得到的似乎并非知识的进步，而好像是另外其他想法的满足；每个未解决的问题、每个被承认的可疑之处都被转化为对于心理学的一种责难。

任何关心精神生活科学的人都必须与这门学科一起承担那些不公正的对待。

                      弗洛伊德

                      1932年夏于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