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吹敦在《禅的历史》中，批判地继承了自铃木大拙以来日本禅宗研究的传统，同时积极吸收了二十世纪以来禅宗研究的成果，除了体例的创新、内容的丰赡，在研究方法论方面也别开生面。伊吹敦的《禅的历史》一方面否定了传统的达磨-南岳-马祖的传承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解体”；另一方面，它又没有走向胡适式的禅宗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力图建构掩没在历史枝蔓下的真实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它无疑是一种“重构”。

张文良译的《禅的历史》从全书的框架看，包括“中国的禅”“日本的禅”“禅的现状”，其中，在“日本的禅”部分，详细描述了中国禅的传入及其对日本禅的影响。

张文良译的《禅的历史》作者伊吹敦对禅在中国的传播史（含传向日本列岛），禅与佛的关系，佛与禅的典籍考据，传承的系谱关系都做了系统介绍。同时对当代禅学的派系源流，转承关系对地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具体的寺院管理机制（日本寺院）修行步骤。禅师等级都做了介绍。

第Ⅰ篇 禅的足迹（中国）

 第一章 禅的形成——东山法门的成立

第一节 达摩以前的禅

第二节 达摩与慧可

第三节 东山法门的形成

参考文献

 第二章 禅的扩大与分派——北宗、南宗、牛头宗

第一节 东山法门的发展

第二节 荷泽神会的登场

第三节 荷泽神会的影响

参考文献

 第三章 禅思想的完成与百家争鸣——马祖禅的隆盛

第一节 马祖道一的登场与禅宗各派的淘汰

第二节 禅的发展与向社会的浸透

参考文献

 第四章 禅的普及与变质——北宋时代的禅

第一节 宋王朝的建立与禅

第二节 北宋后期的禅

参考文献

 第五章 禅的继承与维持——南宋、金、元时代的禅

第一节 南宋时期的禅

第二节 金元时代禅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六章 禅的终结——明清时代的禅

第一节 明代的禅

第二节 清代以来的禅

参考文献

第Ⅱ篇 禅的足迹（日本）

 第一章 禅的传入

第一节 奈良时代以前的状况

第二节 平安时代禅的传播

第三节 平安时期禅的特征

参考文献

 第二章 宋代禅的传播

第一节 宋朝禅的传入——镰仓前期

第二节 宋朝禅的确立——镰仓后期

第三节 日本接受禅的背景及问题

参考文献

 第三章 禅的扩大与渗透

第一节 五山与林下——室町前期

第二节 禅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 林下的地方发展与密参禅化——室町后期

参考文献

 第四章 中世晚期禅宗的发展

第一节 天下统一与禅——从桃山时代到江户幕府的确立

第二节 隐元东渡与佛教复兴运动的发展——江户中期

第三节 宗学的发达与白隐禅的形成

参考文献

 第五章 近现代的禅

第一节 明治维新与禅

第二节 军国主义化与禅

第三节 战后的动向

参考文献

第Ⅲ篇 禅的现状

 第一章 禅宗教团的现状

第一节 禅宗教团及其势力分布

第二节 禅宗教团的组织

参考文献

 第二章 禅宗寺院的机构和管理

第一节 寺院的构成和组织结构

第二节 寺院的功课和节日

参考文献

 第三章 禅修行

第一节 禅宗僧侣的一生

第二节 僧堂生活

第三节 坐禅的具体方法

第四节 禅宗寺院念诵的偈语

 参考文献

附录

第一章 禅的形威一东山法门的成立

第一节达摩以前的禅

一、佛教的传入与习禅的流行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月虽然不可考，但一般认为应该是公元前后。虽然相较于中国传统思想，佛教是完全异质的存在，但佛教却在中国被广泛地接受。其原因在于中国人从中国固有的思想脉络出发来理解佛教。在当时的上层社会里，将老子视为神来顶礼膜拜的、神秘主义的“黄老思想”流行，佛也像老子一样被视为一种神格化的存在，从而在中国社会找到了立足点。因而，最初接受佛教的中国人似乎是帝室和王公贵族等，中国佛教当初是因为受到当政者的扶持才得到发展的。

但到后汉的安世高(2世纪中叶)、支娄迦谶(2世纪中叶)，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国的佛教信徒对佛教的教义本身越来越关注。其中，在印度佛教中被视为修行基础的禅定特别引人注目。传承小乘佛教的安世高翻译了阿含经典和阿毗达磨文献，而传承大乘佛教的支娄迦谶则翻译了《道行般若》等般若经典。但同时二人都翻译了关于禅定的经典，如安世高翻译了《安般守意经》，支娄迦谶则翻译了《般舟三昧经》。吴(229—280)代的陈慧(生卒年月不详)和康僧会(？一280)等研究《安般守意经》，五胡十六国时代(304—439)的前秦(351—394)的道安(312—385)还为此经作注。另外，《安般守意经》所说的“数息观”和“随息观”作为修行法被天台智者大师(538—597)所吸收。在禅宗中，直到今日，这些修行法仍然流行。而道安的弟子、东晋(317—420)时期活跃在庐山的慧远(334—416)则依据《般舟三昧经》建立莲社，被后世尊为“莲宗”之祖。

应该注意的是，禅定之所以广受注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如在《抱朴子》(317年)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古代就存在调气法的传统，《庄子》中也说到“坐亡”的修行法。可见，从先秦时代起，为得到神秘体验就存在各种精神修养法。

在此之后，中国僧人对禅定的关心持续不衰。后秦(384—417)的鸠摩罗什(344—413)翻译了《禅秘要法经》和《坐禅三昧经》，东晋的佛驮跋陀罗(觉贤350—429)翻译了《达摩多罗禅经》。到南北朝(420—589)初期的宋代(420—479)，陆续翻译出了《观佛三昧海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虚空藏菩萨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观无量寿经》等。因为这些观佛类经典的梵文原典迄今还没有发现，所以这些经典很可能原本就是在中国编纂的伪经。而从这些伪经的大量出现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对禅定的强烈关注。

总之，禅定这一印度特有的修行形态，在佛教传人中国不久就引起了中国人的注目，并逐渐被中国僧人普遍接受。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后世的“禅宗”人物才登上历史舞台。

二、禅宗成立的历史意义

所谓的“佛教思想”有多种多样，而其中的禅思想尤其显得独特。这一点，只要我们随便看一则无比难解的禅问答就明白了。当然，这是禅宗确立以后的东西，在最初的阶段，禅宗本来也是平易的。不难想象，在禅宗独特的思想和实践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式的思想传统的影响发挥了很大作用。

中国人的出家得到公认，应该是在公元4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在佛图澄(232—348)的努力下，后赵(319一352)王石虎(334—349)于公元335年承认僧人出家。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此后，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佛教教团，在以翻译经典为指导原理的教团内部，中国的传统思想逐渐渗透进来。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盛衰以及中央对西域地区控制情况的不同，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影响中国佛教的程度不同，但两种影响一直并存。禅思想也是如此。南北朝时期，受到从西域来到中国的菩提达摩(6世纪前半叶)的活动的刺激和启发，中国的僧人将自己的佛教思想以独特的形式重新组织，成为禅思想的滥觞。

这种情况不限于禅宗，在当时的北朝处于支配地位的地论宗也是如此。地论宗的思想，是新从印度传来的世亲系的唯识思想与原有的涅粜学和成实学相结合而形成的。这一思想体系也只有在当时的佛教界的思想背景下才能出现。

在地论宗中，为实际证得其独特的唯识思想，修行者非常重视禅定的实践。初期的禅宗就是以地论宗为中心，在北朝的佛教界中成长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说，初期禅宗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当时禅观思想的一种特殊形态。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据推测为地论宗南道派所撰的《大乘起信论》，在初期禅宗中极受重视。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从南北朝末期到隋唐初期出现的《心王经》《法王经》《法句经》《楞严经》《圆觉经》等伪经的存在。这些伪经的内容虽然都以禅定体验为基础，因而可以看作是禅经的一种，但和以前的观佛类经典相比较，思想更加自由，而且吸收了像如来藏思想等较发达的佛教思想。这些伪经虽然未必是禅宗僧人所作，但为初期禅宗僧人大量引用却是不争的事实。

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初期禅宗僧人与三论宗、天台宗僧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交流。可以说，这些几乎同时出现的佛教的新型宗派都是为适应当时的社会形势、解答时代的课题而应运而生。

总之，禅宗成立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菩提达摩这一印度人来到中国这一偶发事件，而在于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思想和实践变革的需要。p3-5

“禅”在唐代曾达到极盛，这也意味着“最中国化的佛教”的诞生，同时也昭示了佛教非凡的适应能力。但“禅”的历史并没有到此终结。其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禅宗在发生种种思想变迁的同时，还影响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且，禅宗还传到越南、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并形成各自独特的“禅”。

“禅”不只是“禅僧”的东西。“禅”以其能动的性格，积极与社会相交涉。在此过程中，“禅”超出教团的藩篱，对朱子学、阳明学等哲学，汉诗、连歌、俳谐等文学，水墨画、庭院等艺术，能乐、茶道、武道等种种文化形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近代，因为铃木大拙等的努力，世界开始关注禅，由此促进了禅与哲学、神学、宗教学、心理学、精神医学、生理学等学科的交流，并对以上各领域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我在本书中力图尽可能客观地对这一具有独特内容的“禅”做一概括性的论述。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不仅需要对“禅”的深刻理解，需要关于东亚的思想、历史、文化的全面知识，还需要对现代社会状况的把握以及对问题的本质进行思考的哲学视野。

这些条件当然不是我等年轻之辈所能具备。所以，要写这样的一部书，我深知还有许多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决心写这部书。因为我发现缺少一本帮助一般知识分子理解禅的合适的参考书。

不错，现在书店的书架上与“禅”有关系的书并不少。但这些书或只是作者的参禅经验之谈，或只是普及性入门书，其内容只是对已有禅宗观念的再确认而已。因此，这些书很难拓宽现代知识人关于“禅”的视野。

另一方面，学术界的研究又越来越细化，普及性书籍与研究性书籍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因此，关心“禅”的人们欲深入了解“禅”就面临很大困难。现在最需要的是一部既立足于专门的研究又通俗易懂的关于“禅”的解说书。

当初，我曾计划写一部包括禅的历史、思想、文化三方面的综合性的著作，但实际动笔以后才发现，如果按原计划写下去的话，那将是一部超过七百页的巨著。于是变更原计划，先完成和出版“禅的历史”部分。

本书虽然名为《禅的历史》，但内容却是思想史。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关注每个禅僧或禅宗教团是如何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自己的禅思想、进而影响到社会的。为此，本书在叙述“禅”之前，必先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一点与禅僧、禅宗内部的学者出于确定自己的信念而研究禅的历史，以及历史学者以禅宗教团史为中心撰写的禅宗史完全不同。在日本，完全从思想史的视角撰写的禅宗史本来就很少，而内容横跨中国和日本禅宗史、同时涵盖禅的现状的著作，本书恐怕是第一本。

本书在内容上有独特的性格，在形式上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相关内容也做了一些努力。如对正文中出现的重要内容，设立相关链接，做进一步说明；为明确书中出场人物的谱系和地理位置，每章的末尾附上了“禅的谱系”和“禅关系地图”，而且列出尽可能多的参考文献。相信通过这些努力，不仅能为读者提供相对全面的禅宗史的基础知识，而且对那些意欲进一步深入理解禅的人也会有所助益。

最后，对本书各部分的内容做一说明。本书是由以下三篇组成：

第一篇禅的足迹(中国)

第二篇禅的足迹(日本)

第三篇禅的现状

这种体例是其他禅宗史书所少见的，但我认为禅宗史本来就应当以这种构架来描述。

日本的禅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中国禅宗的绝大影响。镰仓和室町时代的禅僧，致力于模仿渡日僧和留学僧传未的中国的丛林生活，而后来的日本禅也经常与中国禅的情势发生联动。日本禅僧日常所学，主要是中国撰述的种种禅籍，而当他们要表达自己的立场时则以汉文写作。

如此以来，中国禅与日本禅的性质就有很大不同。因为“禅”本身就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所以中国禅是自成体系的。而日本禅因为一开始就受到中国禅的持续影响，所以它不是一个自我完满的体系，即要了解日本的禅宗史就必须以了解中国禅为前提。

因为中国禅自成体系，所以本书的写作也可以集中于中国的禅宗思想史。而且我到现在为止一直以中国禅宗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并没有局限于中国禅宗史。人们研究历史的终极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地理解现在，进而开拓更好的未来。对“禅”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考察“禅”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的“禅”，为了更好地把握其现代意义。这也是我们作为日本人(接受了日本禅的欧美人也是如此)在考虑日本禅的种种问题时的出发点。本书论述的范围之所以在中国禅之外增加了日本禅，进而论及现在日本的禅宗教团，原因就在这里。在把握我们眼下的禅是如何形成的基础上思考现在的禅有哪些发展的可能性。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灌川纪、中岛广两人的帮助，在此特别表示感谢。此外，我参考了“参考文献”中所列举的大量著作和有关论文，对原作者一并表示感谢。如前所述，本书的题目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所以错误、纰漏在所难免，尚望有识者批评指正。

平成十三年九月一日

伊吹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