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和玛格丽特》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它是一本“对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现实进行恶意嘲讽”、“主张向恶势力投降并为它服务”的怪诞小说呢?抑或是“启迪人们内心的善,净化人的心灵”、“帮助人们牢牢把握住自己内心的道德准绳”、歌颂“人对真善美的大胆追求的”“当代苏联文学中的一部主要杰作”呢?众说纷纭。本书作者布尔加科夫又究竟是一个“不理解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暴露了本身的人道主义弱点”的平庸作家呢?还是一位思想深邃、“以大无畏精神向一切恶提出挑战”、“集讽刺作家、幻想题材作家、现实主义作家的天才于一身”的文学大师呢?……现在看来,至少可以说:盖棺时某些人论定他为“反政治的小说家和不严肃的幽默家”,把他的作品说成是“存心取悦于读者”、“恶意讽刺现实”等,这些结论是下得过于仓促了。为布尔加科夫恢复名誉成为苏联文艺界一桩重要事件,他的作品在八十年代仍如此畅销,这里必定有其内在原因。我们应该努力通过作者的思想、生活及创作道路探索他的创作意图,在作品本身中寻找其艺术魅力的源泉及上述问题的答案。
布尔加科夫著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精)》是俄罗斯少有的一部带有魔幻怪诞色彩的小说,在作者逝世二十五年后才得以公开发表。巧妙的构思、离奇的情节、深刻的哲理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在西方和俄罗斯被誉为“讽刺文学、幻想文学和严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第一章 永远别跟生人攀谈
暮春的莫斯科。这一天,太阳已经平西了,却还热得出奇。此时,牧首“牧首”即宗主教,在俄罗斯东正教中称牧首,是最高级的主教,教会最高首脑。牧首湖是莫斯科市内一个小公园,内有水池,后改名为少先队员湖。湖畔出现了两个男人。身材矮小的那个穿一身浅灰色夏季西装,膘肥体壮,光着秃头,手里郑重其事地托着顶相当昂贵的礼帽,脸刮得精光,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得出奇的角质黑框眼镜。另一个很年轻,宽肩膀,棕黄头发乱蓬蓬的,脑后歪戴一顶方格鸭舌帽,上身穿方格布料翻领牛仔衫,下面是一条皱巴巴的白西服裤,脚上蹬一双黑色平底鞋。
这头一位不是别人,正是柏辽兹这个姓氏不同于一般俄罗斯人姓氏,与法国音乐家柏辽兹(或译陪辽士,1803—1869)姓氏的俄文写法相同。·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他是莫斯科几个主要的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之一“莫文联”的理事会主席,同时兼任某大型文学刊物的主编。他身旁的年轻人则是常以“无家汉”音译为:别兹多姆内。意为:无家可归的人,流浪汉。的笔名发表作品的诗人波内列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两位作家一走进刚刚披起绿装的椴树林荫中,便朝着油得花花绿绿的商亭快步走去,商亭的招牌上写着:“啤酒,汽水”。
噢,对了,我必须首先交待一下在这个可怕的五月傍晚发生的头一桩怪事:这时,不仅商亭旁边没有人,就连与小铠甲街平行的那条林荫道上也不见一个人影;太阳把整个莫斯科晒得滚烫,现在正裹着干燥的烟尘向花园环行路西面沉去,人们热得似乎连喘气都费劲,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走进这椴树荫下,没有一个人坐到这张长椅上。整个林荫道空空荡荡。
“请给我们两瓶纳尔赞矿泉水苏联北高加索的疗养胜地基斯洛沃德斯克有纳尔赞碳酸矿泉,泉水对心脏病有疗效。。”柏辽兹对柜台里面的女售货员说。
“没有纳尔赞矿泉水!”售货员回答,不知为什么她好像很生气。
“有啤酒吗?”无家汉用嘶哑的声音问。
“啤酒过一会儿才能运来。”妇女回答。
“那,有什么?”柏辽兹问。
“有杏汁水。不过,是温吞的。”妇女回答。
“行啊,来两瓶吧,两瓶!……”
打开杏汁水,冒出很多黄色泡沫,空气中顿时弥漫开一股理发馆的气味。杏汁水刚刚下肚,两位文学家就打起嗝来。他们付清账,坐到长椅上,面对湖水,背朝着铠甲街。
这时又发生了第二桩怪事,不过它只涉及柏辽兹一个人:忽然,柏辽兹不再打嗝了,只觉得心脏咚地跳了一下,便无影无踪了;过了一会儿心脏回到原处,上面却像是插了一根钝针。不仅如此,他还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恨不得马上不顾一切地逃离这牧首湖畔。他惶惑地回头望了望,仍不明白自己究竟怕什么。他的脸变得煞白,他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暗自想:“我这是怎么啦?从来没有过这类事呀……准是心脏出了毛病……劳累过度。看来是得大撒手了,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我呢,先到基斯洛沃德斯克去疗养疗养……”
忽然,他觉得闷热的空气仿佛浓缩起来,奇妙地在他眼前交织成了一个透明的男人,样子异常奇特:脑袋很小,却戴着一顶大檐骑手便帽,方格料子上衣十分瘦小,像空气一样轻飘飘的……身高足有两米开外原文为“一俄丈”,俄丈长度为2134米。,肩膀却很窄,瘦得出奇,而且,请您注意,他那副神态活像在捉弄人。
P3-4
“盖棺公论定,不泯是人心”。这句古话看来只表达了部分真理。无数史实表明,人心不泯确系不易之论,而盖棺论定则未必尽然。对《大师和玛格丽特》及其作者米·布尔加科夫评价的变迁便是适例。
三十年代脱稿、六十年代始得与苏联读者见面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甫问世即轰动文坛,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议论声二十年经久不息,而且,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每篇评论都大有引出另一篇新评论之势,这种情形一时似难结束”。一部描写古代传说和半世纪前的苏联生活的作品,何以引起八十年代读者如此广泛的兴趣?为什么小说一版再版,还总是立即被抢购一空呢?另一方面,苏联一些权威性资料中关于布尔加科夫的条目内容一再修改,由对他严厉批判变为肯定其创作及艺术成就,对这部作品由“默杀”转到承认其为讽刺哲理小说,这都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大师和玛格丽特》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它是一本“对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现实进行恶意嘲讽”、“主张向恶势力投降并为它服务”的怪诞小说呢?抑或是“启迪人们内心的善,净化人的心灵”、“帮助人们牢牢把握住自己内心的道德准绳”、歌颂“人对真善美的大胆追求的”“当代苏联文学中的一部主要杰作”呢?众说纷纭。本书作者布尔加科夫又究竟是一个“不理解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暴露了本身的人道主义弱点”的平庸作家呢?还是一位思想深邃、“以大无畏精神向一切恶提出挑战”、“集讽刺作家、幻想题材作家、现实主义作家的天才于一身”的文学大师呢?他为何曾把花费两年心血写到第十五章的这部作品的原稿付之一炬,后来又重新握笔,前后历时十二载,八易其稿呢?他在自知身患绝症、不久人世的情况下,在生活困苦、精神压力沉重、明知这部作品不可能发表的处境中,是什么力量支持他坚持修改并补充它,直至生命之烛燃尽呢?现在看来,至少可以说:盖棺时某些人论定他为“反政治的小说家和不严肃的幽默家”,把他的作品说成是“存心取悦于读者”、“恶意讽刺现实”等,这些结论是下得过于仓促了。为布尔加科夫恢复名誉成为苏联文艺界一桩重要事件,他的作品在八十年代仍如此畅销,这里必定有其内在原因。我们应该努力通过作者的思想、生活及创作道路探索他的创作意图,在作品本身中寻找其艺术魅力的源泉及上述问题的答案。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出生于基辅市一个神学教授的家里。年幼的米哈伊尔在这个鄙薄骄奢、追求理想、崇尚平和、喜爱独立思考的典型俄罗斯知识分子家庭里,在多子女和睦相处的幸福环境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曾幻想当歌剧演员。九岁时初读《死魂灵》,便深深爱上了果戈理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但他中学毕业后,却考入了基辅大学医学院。十月革命时他已是个大学毕业后在斯摩棱斯克省一所官立医院工作了一年半的年轻医生了。一九一八年春他返回基辅家中,不久即作为医生被佩特留拉分子征召。逃出后再度被征召。一九一九年国内战争的风云把他带到了大高加索山脉北麓的弗拉季高加索(今奥尔忠尼启则市)。他在这里为地方报刊写些小文章,为剧院写些宣传鼓动性剧本,初步显露出幽默和讽刺的天才。次年二月十五日,他毅然宣布完全放弃医生职业,开始了文学生涯。两年后他开始在《汽笛报》工作,同时为其他报刊撰稿,以亲身经历为题材写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短篇小说、特写和小品文等,对当时种种不良社会现象进行了揭露和嘲讽,以其深入而细致的观察和风趣而辛辣的语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喝彩。他的中篇小说《不祥的鸡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高尔基等人的重视。一位有才华的讽刺作家和剧作家趋于成熟。但与此同时,矛盾也日益暴露了。据老作家瓦·卡达耶夫回忆,布尔加科夫比当时《汽笛报》大多数记者年长十岁左右。由于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的不同,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上他与周围一些革命热情甚高、但缺乏理论甚至文化修养的年轻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一些自封为“革命文学”代表的人对他的指摘也日益激烈。
二十年代是苏联政治思想领域充满激烈斗争的时期,文艺界的情况尤为复杂。当时,被列宁斥为“伪造历史唯物主义和玩弄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正在大力推行其否定过去一切文化、创建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实验。“拉普”自封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唯一诠释者,提出“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的错误口号。动辄把创作思想和方法上的分歧说成政治问题,把一切讽刺文学都看成“给苏维埃社会抹黑”。连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剧《澡堂》也遭禁演。用维·奥泽罗夫的话说,当时“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粗暴的命令主义和宗派主义方法造成了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气氛”。
在这样的时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公演布尔加科夫根据其长篇小说《白卫军》改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以下简称《图尔宾》)当然会引起强烈反响。剧场里虽然场场满座,但在许多群众为它欢呼的同时,也有些人愤怒地谴责此剧,叫喊“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白卫军辩护”、“仇视革命”。因此一九二七年《图尔宾》曾一度被禁演。接着,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他的《佐伊卡的住宅》和《紫红岛》。作者为此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攻击,他的住处受过搜查,本人受过传讯,有的作品(如中篇小说《狗心》)被查禁、被没收。他在一九二七年以《青年医生札记》的总题目发表的一组短篇小说,实际上便成了他生前在苏联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艺术剧院关于公演他的男一部话剧《逃亡》的预告引起了轩然大波是很自然的。尽管高尔基也认为《逃亡》“是一部极好的喜剧,看不出对白卫军有任何美化”,但结果,不仅《逃亡》未能上演,连《佐伊卡的住宅》《紫红岛》和《图尔宾》等也都被禁演了。
只是二十年后,当《斯大林全集》出版时,人们才知道,原来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初写的一封信中曾指出:“布尔加科夫的《逃亡》……是企图为自卫分子的活动作辩护或半辩护的表现……是一种反苏维埃现象”。斯大林还曾表示希望作者对《逃亡》中的八个梦“再增加一两个梦”,以便写出“国内战争的社会动力……使观众能够了解……布尔什维克做得完全正确”。
……
他发现疯人院里“并不那么糟”,因为那里一切听安排,无须自己思考。这个人确实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写出了一部小说,但他自己又把它烧毁了。后来,当沃兰德问他将来的打算时,他表示:即使有可能,他也无意再从事写作。他做的另一件事是培养了一个“学生”——伊万。但是这个在大师启发下“明白了许多道理”的伊万并没有走大师的路。大师最终没有赢得光明,只配从沃兰德那里得到永安。玛格丽特身上无疑体现了俄罗斯女性的优秀品质。她那炽烈的爱、善良的心、对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和勇敢的献身精神,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她和大师的最后结局无疑也是作者为永恒的爱谱写的一首颂歌。
作者对彼拉多的独特处理主要不在于这一人物是否符合《圣经》或历史,而在于作者赋予他的新的特质发人深思。作者通过彼拉多向我们揭示了耶舒阿道出的一条重要真理:怯懦是人类最可怕的缺陷。
彼拉多曾是驰骋疆场的骑士,因屡建战功深得宫廷赏识,成了罗马帝国派驻犹太的总督。论经历,论爵位,似乎他身上都绝无怯懦可言。但作者却通过对他的内心的挖掘,向我们揭示出怯懦的更深层的涵义。从根本上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善恶斗争本来就是在深层,而不是在表层进行的。
彼拉多的沙场经历使他习惯于相信力量,不相信人的善意。但他还是个没有丧失良知的人,因此,耶舒阿的话,尤其是关于真理王国和怯懦的话,深深震动了他。他理解耶舒阿,但又不敢正视这一点,因为这违背他为之服务并赖以保持爵位的理论;他知道无辜的义人耶舒阿将因犹大的出卖被处死,他想释放他,不愿杀害义人,不愿成为犹大的同谋者。但是,这位深知政治游戏中的残酷性的总督又不敢不考虑地方当局的意图。这时在职务和个人良心的夹缝中痛苦挣扎的彼拉多便开始寄希望于耶舒阿本人。他根据自己的怯懦人生哲学断定,耶舒阿也会为了免于一死而暂时撒谎(只要不承认对犹大讲过的话就行了),于是他极力给受审人以暗示。当他看到耶舒阿按自己的信念行事,选择了讲真话(即死亡)的道路时,他暴露出他的怯懦心理。但他仍不甘心让“流义人血之罪”落到自己身上,他三次询问大祭司到底要释放谁,其目的无非是想说:“流义人血之罪,不在我身上,你们自己承担吧!”
最后,当死刑已经执行,怯懦已造成千古恨时,他后悔了。原先他还摆出理所当然的样子说,总督不会愿意为了一个流浪人的生命而断送自己的前程,此刻他却宁愿断送了。他千方百计想减轻良心上的重负,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他的良心找不到避风港,他永远不得安宁。甚至最后同耶舒阿一起走在月光路上时,他还在恳求这个流浪哲人证明“死刑没有执行”,尽管这时他对怯懦已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它是“人类最大的缺陷”……多少人由于一时的怯懦而造成终生悔恨,人类由于某些人的怯懦而遭受过多少原本可以避免的灾难啊!所以,作者不允许彼拉多像《圣经》故事中那样在众人面前洗手了事,而是让良心惩罚他两千年,这样严厉的惩罚具有深刻的涵义。
曾有人指出《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这样那样的不足以及作者的世界观、道德观方面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瑕不掩瑜,作者留给我们的毕竟是一部非同寻常、耐人咀嚼、发人深省的杰作。今天,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他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国读者中的声望越来越高。这一事实证明了本书中的另一个中心思想,即某些价值是永存的。真理可能一时不被接受,但终究会被接受。“不泯是人心”。
借此机会谨向翻译此书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各位专家和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译者
一九八六年二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