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切斯特顿著王雪迎编译的《方济各传阿奎那传/基督教经典译丛》为基督教经典译丛第四批选题之一种。

本书收录了切斯特顿所写的两部著名传记：《笨牛：托马斯•阿奎那传》和《圣法兰西斯传》。前者以简短的篇幅，勾勒出阿奎那这位伟大学者的形象及其在思想上的杰出贡献，后者不仅为我们描绘出中世纪圣徒圣法兰西斯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人生，而且能帮助读者进入到传主的心灵世纪，看到他是一个活生生、可以理解的人物。

G.K.切斯特顿著王雪迎编译的《方济各传阿奎那传/基督教经典译丛》包含了切斯特顿所著的两种传记：《方济各传》和《阿奎那传》。这部简短的中世纪人物传记趣味盎然、引人入胜又不乏深思。前者讲述了方济各从年轻时归信到晚年领受圣痕的经历，呈现了这位圣徒传奇却又真实的一生，让读者看到，他的祷告、贫穷、苦修、对自然的爱，以及他的各种异常之举，都源于他对基督及他人诚挚的爱。后者对比了阿奎那与方济各的异同，讲述了年轻时被称为“笨牛”的阿奎那后来如何成为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阐明了阿奎那的核心思想对于今天的意义。

方济各传

 第一章　圣方济各问题

 第二章　圣方济各开创的世界

 第三章　战士方济各

 第四章　建筑师方济各

 第五章　上帝的吟游诗人

 第六章　矮小的穷人

 第七章　三个修会

 第八章　基督的镜子

 第九章　神迹和去世

 第十章　圣方济各的属灵遗产

阿奎那传

 第一章 两个托钵修士

 第二章 逃跑的“修道院院长”

 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革命

 第四章 对摩尼教的思考

 第五章 托马斯的真实生活

 第六章 研究托马斯主义的进路

 第七章 永恒的哲学

 第八章 托马斯和继之而来的事

第三，现代的传记作者还可以尝试我这样的写法。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写法有它特有的问题。作者可以完全把自己摆在一个普通的现代读者的位置一一一个有兴趣了解方济各的局外人。其实，本书的作者曾经完全处在那个位置上，并且如今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那个位置上。他的出发点可以是对方济各真诚的欣赏，但是他所关注的仅是他所能够欣赏的事迹。换句话说，他可以假设他的读者至少受到了像埃内斯特·勒南”或者马修·阿诺德”那种程度的启蒙，但是本着启蒙运动的精神，他要说明埃内斯特·勒南和马修·阿诺德所没有说明的。他可以利用人们所理解的来解释人们所不理解的。他可以对现代英国的读者说：“这是一个已经被公认为有吸引力的历史人物，他的故事已经凭着欢快的情调、浪漫的想象、精神上的谦恭和伙伴情谊而获得了世人的青睐，但是这个故事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成分一这些成分也一样真诚和重要，但是在你看来可能会有一些遥不可及，甚至令人反感。但毕竟这个人是一个人而不是半打人。在你看来前后矛盾的事对他来说未必如此。我们先来看一下凭着我们已有的理解，能不能理解那些现在看来不甚清晰的事，那些事因为它们内在的阴暗和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而显得若隐若现。”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可以用一种粗糙和简略的提纲形式来充分探讨心理层面的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这是我假定的唯一有争议的前提一一也就是说，我所面对的是一位没有敌意的局外人。我的这个假定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不会改变。一个唯物主义者或许根本不需要看到矛盾得以解决；一个天主教徒或许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在这里，我假定我的读者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没有敌意，但是有怀疑，我只能模糊地希望，通过讲述关于这位伟大圣徒的生动形象和吸引入的故事，我能够让我的读者对这位伟大的圣徒了解得多一些；通过以这种方式讲述这位圣徒的故事，我们可以窥见为什么这位把自己的上帝比喻成太阳的诗人，常常把自己隐藏在黑暗的山洞里；这位把狼称为“狼兄弟”(Brother Wolf)的圣徒为什么那么苛刻地对待他的“驴兄弟”(Brother the Ass，是方济各对他自己身体的戏谑称呼)；为什么心里燃烧着炽热之爱的吟游诗人，却可以使自己与女人分离；为什么为火之力量而欣喜若狂的人却要在雪地上打滚；为什么一首充满了非基督徒盛情的诗歌一一“我感谢天神，因为我们的母亲大地给了我们各样的水果、青草和盛开的鲜花”一一却如此结束：“我为我们的姐妹感谢上帝；这位姐妹就是我们身体的死亡。”

埃内斯特·勒南和马修·阿诺德在尝试理解方济各这一点上彻底失败了。他们虽然一开始跟随并赞美方济各，可是一旦方济各和他们自己的偏见发生冲突，他们就止步不前了，因他们无法放弃自己作为怀疑论者的固执和偏见。一旦方济各开始做他们不理解或者不喜欢的事，他们没有试图去理解，更不会试着去喜欢，而是完全地转过身去一一“不再与他同路”。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在研究历史时只能裹足不前。这些怀疑论者会在绝望中放弃整个研究计划，以一堆前后矛盾的命题来表现一个最简单明了、最真诚的历史人物，并只会在“助理牧师的鸡蛋””的原则下受到赞扬。马修·阿诺德急匆匆地掠过了阿尔维诺(Alvemo)的禁欲主义，仿佛那是故事中的一个不幸、但不可否认的污点，或者是故事结尾一处令人扼腕叹息的败笔或者虎头蛇尾的遗憾。当然，这就成了遮蔽整个故事的一个盲点一一因为把阿尔维诺山当作方济各的崩溃就跟把各各他山(Mount Calvary)当作基督的崩溃没什么两样。高山就是高山，不管它们除了高山以外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反正它们不是凹地，也不是地下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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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 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M．Mu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J．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 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一一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 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 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一一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在现实意义上层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丈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一一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国家， 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 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内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串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的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 临以帝天之神， 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 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 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文(John Calvin)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一6世纪)、中古时期(6一16世纪)和现代时期(16一20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 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17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