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国家一级作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八百万字。《仰恩之子》写一位归国华侨办教育的故事。内容充满感情地讲述了吴氏父子两代的生平和理想，为祖国的未来“治贫先治愚”的见识和身体力行、百折不挠的执着精神。

《仰恩之子（精）》是记述私立仰恩大学创办人爱国华侨吴善仰、吴庆星父子倾毕生之力、毕生之财创办仰恩大学，为家乡和祖国的未来无私奉献感人事迹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霍达。本书充满感情地讲述了吴氏父子两代的生平和理想，为祖国的未来“治贫先治愚”的见识和身体力行、百折不挠的执着精神。

第一章 烽烟归途

第二章 祖山热土

第三章 南国红豆

第四章 吾幼人幼

第五章 天命在肩

第六章 仰恩速度

第七章 更上层楼

第八章 春江水暖

第九章 一夜白头

第十章 润物无声

第十一章 恩山仰止

第十二章 地久天长

后记

附录

 仰恩大学建设与发展规划(2005—2020)

 仰恩大学历届校领导、校务委员会名录

1942年春，七岁的吴庆星第一次从缅甸回国。

那是一个血肉横飞的年代，中华国土大半已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城市在爆炸，村庄在燃烧，东洋野兽疯狂地杀人取乐，抗日将士在血与火之中与侵略者殊死搏斗。沿海港口被封锁，国境线被包围，随着越南、香港相继陷落，盟国援助中国的战略物资只能从缅甸的仰光港上岸，然后通过连结中缅两国的滇缅公路运往抗日前线。滇缅公路，北起昆明，经保山，跨怒江，由畹町出境，在腊戍与缅甸原有的公路相接，向南直达仰光，这条在战时紧急抢修的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最后一条国际通道，保障物资供给唯一的一条大动脉。

日本当然不能容忍这条公路的畅通无阻。1941年12月15日，日军占领缅甸南端的维多利亚角。12月23日，日军轰炸仰光，城市化为火海，港口夷为废墟。占领仰光之后，日军以五万九千人的总兵力向腹地推进，首要目的便是切断滇缅公路，扼住抗日武装的咽喉。

1942年2月26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十万精兵踏上征程，誓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这条关乎抗战成败的生命线。

滇缅公路上，车辚辚，马萧萧，坦克车、拖炮车、辎重车、步兵输送车的隆隆轰鸣与慷慨激昂的战歌交织在一起，组成一部惊天动地的乐章，道路两旁的热带雨林飞闪而过，被战火烧焦的丛林，被炮弹撕裂的树皮，像是在朝着战士们嘶喊：上前线，打鬼子！

与车队行进的方向相反，一辆罩着篷布的卡车由南向北开来。这是缅甸华侨吴善仰家里的大篷车。司机既是他的雇员，也是他的同乡。吴善仰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座上，为的是随时观察路况，应对突发变故。吴太太杜恩和孩子们都坐在后面的车厢里，他们是：长女秀治、长子金良、次子庆星、次女幼治、三女玉华。车上满满当当地装着箱笼细软，甚至还有吃饭用的锅碗瓢盆，几乎能带的生活用品都带上了。

这一家人，原本生活在缅甸南部勃固省的小城奥甘，自家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楼上居住，楼下开店，家即是店，店即是家，这就是所谓“连家铺”。这个铺子，大米、豆类、食品、杂货都在它的经营范围，规模虽然不大，但项目繁杂，既要和商家来往，又要和农户交涉，还要亲自过问粮食加工厂，虽然雇了两三个当地人做店员，妻子儿女也仍然是他的帮手。小镇不大，居民中的华人却不少，吴善仰是个出头露面的代表人物，修桥铺路，捐资办学，扶危济困，常常是由他牵头，在缅人当中也很有威望，尊称他为“吴兄”。吴善仰既要经营生意，又热心公益慈善，一年到头十分忙碌。如果不是战乱，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下去，在繁忙中也未必感到多么幸福。现在不同了，在颠沛流离、仓皇逃命的途中，再想想家里那宁静的小镇，温馨的小楼，店铺里来来往往、说着家长里短的熟客，街头挺拔的棕榈树，野外翠绿的山坡，披着夕阳缓缓地移动在草地上的羊群……都是那么值得留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烟燃遍世界的时候，人间竟然还有这宁静的一角，也实在难得了。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日本飞机丢下成串的炸弹，平静的原野瞬间化为灰烬，这个家住不得了，往哪里逃？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吴善仰才突然意识到，也许这里本不是他的久恋之家？

吴善仰1908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北郊的霞井山边村，1921年，他刚满十三岁，就跟随堂亲背井离乡，远赴缅甸谋生。这不仅是因为家境贫寒，也是泉州的风气使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诞生的人，似乎生来就有一股走出家乡、走向世界的闯劲，遗传基因里存在一个信条：机遇不是等来的，而是找来的。初来缅甸，吴善仰先到运乃昌镇，投奔他的四叔吴甘棠，在四叔开的杂货店当学徒。由于他吃苦耐劳，又省吃俭用，几年之后手头便有了积蓄，可以成家立业了。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对于婚姻大事，仍然保持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惯，吴善仰不远万里，返乡成亲，与父母为她订下的妻子杜恩成亲。值得庆幸的是，这桩“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没有失败，两个本不相识的年轻人被命运组合到一起，恩爱和谐，夫唱妇随。当他携妻再度来到缅甸时，已无须依靠四叔了，在奥甘镇上开设了自己的店铺，用十几年的心血，打造出一片小天地。现在，祸从天降，大难临头，这个家只能丢弃了，走，回中国去，回家乡去！P3－6

1989年春节期间，我应吴庆星先生之邀，到他位于北京西郊华侨公寓的家中做客。那时，他五十三岁，体格魁梧，肤色黧黑，上唇一抹修剪得齐整的短髭，双目炯炯有神，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很健谈。

谈话当然从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仰恩大学说起。

我问他：近年来，有很多华侨回国来投资办企业，而回乡办学的却很少见，您为什么选择了这条路？

他说：为了实现父母的遗愿。我的家乡在泉州北郊马甲山区，我们吴氏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这方水土对我们有养育之恩。我父亲就是出生在这里，少年时代背井离乡，到南洋谋生，但是故土难忘。我虽然出生在缅甸，但在七岁那年，为了躲避日寇的烧杀抢掠，跟着父母，不远万里，回到故乡，在这里生活了四年，故乡对我也有养育之恩。所以，在我们父子两代人的心里，有一个牢牢的“报恩”情结，报故乡之恩，也就是报祖国之恩。1983年底，我父亲回故乡探亲，看到这里仍然是荒山秃岭，人均耕地不足二分，人均年收入不足二百元，乡亲们生活在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的低水平，心里很难过，决心为家乡做点事。但是做什么呢？他要做的，不是遍地撒金银式的广舍钱财，那样做，即使把家财散尽，也救不了多少人，改变不了家乡的贫困面貌。父亲认为，治贫要先治愚，家乡现在连一所小学都没有，孩子们读不了书，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缺乏文化科学知识，长大了只能重复上一辈人的命运，低水平地恶性循环，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就毁了家乡子弟的前程。所以，他决定从教育入手，嘱咐我捐资为家乡建一所小学。父亲交代了这件事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这也就成了他的遗嘱。为了实现父亲的遗嘱，我踏上了办学之路，一开始就想办一所小学，后来觉得不过瘾，提升到中专，仍然不过瘾，终于办成了一所大学，可以说超额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这一番话，并没有详细历数办学之路的艰难坎坷，也没有刻意渲染爱国爱乡的一腔豪情，但已经令我震惊。我本祖籍泉州，虽然不是在那里出生，也没有在那里长期生活，但毕竟去过多次，自认为对泉州还是很熟悉的。自古泉州有“东方第一港”的美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在福建省名列前茅。但我并不知道，就在富足优雅的泉州城外，竟然还有一个如此贫困的马甲山区，解放几十年了，乡亲们还没有越过温饱线，若不是海外95来的侨胞伸出援手，不知还要再等多少年。更令我震惊的是吴善仰、吴庆星父子两代人“愚公移山”式的英雄行为。在穷山沟里建大学，把原本不为人知的穷乡僻壤变成现代化的大学城和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就像搬走太行山和王屋山那样不可思议，而吴庆星却把神话梦想变成了现实。

这次谈话之后，我写了记述吴庆星事迹的两篇散文《新春夜话》和《东方情结》，分别发表在《人民政协报》和《人民日报》，随后又率摄制组赴泉州拍摄专题片《深情注仰恩》，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今天回头看来，当时的文章和专题片都显得太简略了，仅仅勾勒了几幅速写，但是，那毕竟是我关注吴庆星、关注仰恩大学的开始。之后的十多年中，我成了仰恩大学的常客，多次跟踪采访，近距离地观察吴庆星，饶有兴致地研究这个人物。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许多早已“盖棺论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被重新评价。出于对“文革”时期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高大全”的逆反，当时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回避崇高，贬损英雄，在英雄人物身上寻找缺点，在反面人物身上挖掘“人性”。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的折射，并且反过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信仰的缺失，使得一些人不再相信世上有真善美，即使亲眼见到他人的善行，也怀疑那是当事者精心伪装、刻意表演的欺世盗名之举。他们似乎难以相信，作为一个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呼吸着同样空气的人，怎么会有那么高尚的精神境界？怎么可能做出那么了不起的行为？就在这样一个否定英雄的时代，吴庆星做出了捐资办学、为国育才的英雄之举。

诚然，吴庆星并非完人，他脾气暴躁，独断专行，在他手下工作的人都曾对此有所领教，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批评他，即使批评校，从小学、中专到大学，他经历了创办仰恩的全过程，后来还曾到仰恩工作，对仰恩了如指掌。他手头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吴庆星以父亲吴善仰的名义请他协助办学的委托书，他和吴庆星之间的往来信件，由他收、发的关于仰恩办学的信件和文件，仰恩建校过程中由建校委员会印发的大量简报，以及其他有关文件。一些由他起草的文件和信件，甚至连反复修改的草稿都还保存着。这些第一手资料，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历史原貌，排除了掺假或误记的可能，其价值远在事后追记的回忆录之上。当我翻看这些发黄的纸页时，仿佛时光倒流，重新亲身经历一次那不平凡的创业年代。官鸣从1999年10月来仰恩，到2005年吴庆星去世，前后六年，是校领导当中和吴庆星合作时间最长的，而且在吴庆星去世之后，他又于2011年再度出山，重任校长，辅佐林惠，可谓两朝重臣。官鸣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干部，谈吐儒雅，性情平和，与吴庆星的合作取得了“互补”的良好效果。官鸣自己也喜欢舞文弄墨，仰恩大学校歌的歌词就是他写的。在吴庆星去世之后，他发表的文章《庆星普照，光耀千秋——丙戌清明深切怀念校主吴庆星先生》充满感情且有文采。程如平的记忆力很强，对于多年前的一些往事，能够说出具体日期，甚至精确到时、分，没有稿子，也不用查对，因为这些都记在他的心里。吴庆星的外甥陈文凯先生、族侄吴其灿先生也为我提供了不小的帮助。阿凯长期生活在舅舅身边，作为吴庆星的直系亲属，工作、生活中的亲密助手，他的视角是别人不可代替的，他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吴庆星，这也正是我所需要的。吴其灿是霞井延陵侨亲联谊会理事，多年来致力于寻根问祖、联络海内外族人、续修族谱等等家族公益事业，为我了解吴庆星家族的来龙去脉以及马甲地区的历史沿革，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我在调查研究中涉及泉州的行政、军事方面的历史，曾向泉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请教，也得到他们的配合和协助。感谢许多同志和朋友所给予的帮助，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可信。

《仰恩之子》终于脱稿。又逢清明，谨把它当作一束鲜花．奉献于我所尊敬的朋友和兄长吴庆星先生灵前。对于他的后人和千千万万个仰恩学子，这本书更像一封“家书”，在你们怀念他的时候读一读，让自己的心灵和这位伟大的前辈交流吧。我还特别希望有一天，阿弟能够站起来，捧读这本书，接受这份由父亲传下来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