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那天，叶宇同刚坐在为他单独准备的办公室里，就有人敲门，随着他学着影视剧里总经理的腔调喊了一声“进来”，还果真进来一个中年妇女。中年妇女见到老总一点也不胆怯，脸上露出亲切的微笑，但这种微笑让叶宇同不舒服，至于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直到许多天之后，他才慢慢悟出：那种微笑不是部下对上司讨好的笑，而是首长对部下关怀的笑。自己作为公司的二把手，除了张老板外，还能有谁对他持这种微笑呢?
中年妇女不请自坐，仿佛这里是她自己的家。坐在叶宇同对面的中年妇女脸上仍然是那种亲切的微笑。叶宇同突然想起来了，这种微笑他见过，这就是他们研究所管人事的老姜所特有的那种微笑。难怪叶宇同不喜欢。叶宇同不仅不喜欢这种“老姜式的微笑”，他也极不喜欢老姜式的人。在叶宇同看来，工程师才是研究所的主人，他们是研究所财富的创造者，所以他从骨子里就有点看不起搞人事这一类的人，但看不起没用，这些被他看不起的人从来都不求他，相反，倒是叶宇同自己的很多事情反而绕不过老姜，分房子、评职称、子女入学，甚至是结婚、离婚，哪一件事都得经过人事处。这就让叶宇同心里很不平衡，比如评职称，叶宇同他们评个高级职称比生人还难，老姜他们评个“高级政工师”比放屁都容易，你说气人不气人?
中年妇女自我介绍，介绍方式是递上一张名片。叶宇同觉得好笑，一个单位的还用递名片?名片上写着：李莲英副总经理。叶宇同看着名片忍不住想笑，但他还是忍住了，忍住之后就有点生气，公司里既然还有一个高层领导，张老板为什么不当面介绍一下?
“这两份表请你有空填一下。”李副总说。
叶宇同接过来，略微扫了一眼，随手丢在一边。中年妇女很知趣，马上告辞。
叶宇同看着中年妇女走出去之后，才将愤怒写在脸上。也由不得叶宇同不愤怒，这两张表居然一张是“员工应聘登记表”，一张是“担保书”。叶宇同现在是“应聘员工”吗?一个堂堂的董事副总经理竟然还要填写这样的表格，不是经办人无知就是经办人故意所为。但叶宇同现在已经沉稳许多，不会马上就去找张老板，如果马上找张老板，就算张老板把经办人叫过来骂一顿，对叶宇同来说顶多就是出口气，但他以后跟这个李莲英副总还怎么相处?再说，自己是早晚要当总经理的人，不能见风就是雨。叶宇同决定这件事情冷处理，或许冷几天这事就没有了。其实生活中很多事都这样，事大事小，一拖算了。
但他这一次想错了。过了两天，中年妇女又来找他催要这两份表格。态度非常谦虚，并且做了解释，说这是公司的规定，对谁都一样，我们做领导的更应该带头遵守公司的有关制度等等。叶宇同问：既然我是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怎么还填“员工应聘登记表”?李副总解释说：“现在谁不是‘应聘人员’?你是，我也是。其实叫什么无所谓，就是‘员工基本情况登记表’，这是管理上的需要，你就算是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吧。”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叶宇同也就只好照办了，其实填一张表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但“担保书”却没这么简单，严格地说“担保书”不是让他填的，是让具有深圳户口的担保人填的。担保人不仅要填，而且还要签字，签完字之后还要再附上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蛮认真的，没那么简单。好在李副总很体谅叶宇同，李副总说：“行，我先把这个登记表拿走，“担保书”不着急，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担保人，对张老板解释一下也行，你的情况特殊，只要老板点头，我这边可以通融。”
叶宇同说：“别，我们做领导的不能带头违反公司制度，你放心，过两天我就给你。”
“那更好”，李副总说，“谢谢你支持我的工作了。”
叶宇同并不是真想带头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更不是存心支持这个李副总的工作，叶宇同其实是怕张老板小瞧自己，如果他连个担保人都找不到，那不是被张泰雷小瞧了吗?
叶宇同这就给他的同班同学打电话，一边拨号码一边想：幸亏我还有个同学在深圳，否则这还真是件麻烦事。
叶宇同在电话里把情况对老同学说了，对方支吾了半天，说这件小事对她可能是大事，叶宇同问为什么?老同学说她老公这几天正在为朋友担保的事与人打官司，脾气很大，昨天还特别警告她千万不要为任何人做任何担保。叶宇同说我这也不是经济担保，纯粹就是走个过场。
P10-11
虽然还没有“盖棺”，但基本上已经可以“定论”。因为，我中风了。
中风后遗症除了手脚不便，更麻烦的是不敢耗脑筋。我恐怕再难有新作了。杨晓升念旧情，整理出版我之前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令我感动，却也不敢妄称属于自己的文学新成果。
人要知足。我更应该知足。2001年，我43岁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一口气出版了约40部长篇和大量中短篇小说，自封“高产作家”，当不脸红。起初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十年后，居然混成“一级作家”，并担任深圳作协副主席，成为“作家中的作家”，还不知足吗?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是“高产作家”。我当时在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有一次院里搞科技成果展览，我一个人在各类冶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超过全院2000名工程师发表论文的总和，当即获得“高产作家”的雅号。1991年下海来特区后，一心奔大老板，离“作家”自然渐行渐远。2001年任高管的上市公司退市，我几乎走投无路。尝试自己创业，文人做生意好比秀才造反，只能是花钱买教训。万般无奈之下，想起自己的“雅号”，遂尝试写小说，果真成了正经的“高产作家”。因此我相信写作是有天赋的。青少年时期，我在二胡上下了那么大功夫，每天练习7小时，结果，连正式文艺团体都没混进去；下海来深圳后，一心想当大老板，奋斗10年，连小老板都没当好；而写小说，我感觉自己并没费什么力气，至少没有像拉二胡或奔大老板那么费力气，就成了“高产作家”，没有天赋，怎么解释?
“天赋”来源三个方面：遗传、生活和机缘。
我父亲是位老“作家”，写了一辈子小说，直到2000年去世，若不是只读过4年私塾加上生不逢时，他一定也是“高产作家”。母亲虽不识字，但很会讲故事，任何一个平常事件，到了母亲嘴里，就变得生动有趣，很抓人。我的写作天赋，主要来自于父母。
我的生活经历更比同龄人丰富。小学转了五次学；大学分别在中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和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了三个不同的专业；当过工、农、兵和科技人员；下海之后，跳槽无数，分别在深圳、广州、海口和武汉给大老板当助手或自己尝试当小老板；特别是我碰巧给中国第一代上市公司金田集团董事局主席黄汉青和中国民营担保第一人中科智的张锴雍当过助手。因此，我虽然不是学金融的，却仍然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具爆发力的金融小说作家。”
至于机缘，其实是“人缘”。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不断遇到贵人。第一次投稿，遇上偌草》的杜治洪，他恰好做过企业，喜欢金融题材，不仅接受我的电子投稿，而且当即发表，一下子坚定了我创作的信心；从民文学》的杨妮，破例连续两期发表我两部中篇小说，让我进一步相信自己是这块料，遂决定以写作为生；当时我连基层作协会员都不是，上不了鲁院，自己掏钱读鲁院的函授，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辅导老师杨桂峰，她不仅在《啄木鸟》发表我的中短篇小说，还将我引荐给他们主编孟林老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说；百花文艺的王俊石，是第一个鼓励我写长篇小说的人，还在他负责的《小说月报·原创版》上大量发表我的长篇和中短篇小说；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张立红，先后出版我五部长篇小说，其中《高位出局》获得2007年畅销书第一名，使我“一举成名”；著名出版家臧永清，无论在春风文艺出版社，还是在现代出版社或中信出版社，都积极出版我的小说；同乡简宁(叶流传)，一次出版我四部长篇小说，让我的小说进了商务印书馆并被图书馆收藏；还有《北京文学》的张颐雯、《清明》的苗秀侠、《长江文艺》的俞向午、《中国作家》的李双丽、《广州文艺》的路龙威，等等等等，都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遇到的贵人。最后我必须说到杨晓升。他是潮州人。我之前的老板黄汉青就是潮州人。我担任副主席的深圳新阶联班子成员大多数是潮州人。我还是深圳潮汕文化研究会会长蔡文川的顾问。关于潮州人，我自认为很了解，我对他们的整体印象是务实，做人大方、敢于冒险、善于经营、不出卖朋友，等等。但是，杨晓升却比“整体印象”简单，简单到只有两个字——厚道。大家想想，我都“废”了，他还主动帮我出版集子，不是很厚道吗?
我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成为作家。倘若父亲能看到我出版这么多小说，他该多高兴啊!前些天，我艰辛移步梧桐山脚，为父亲烧了一堆纸钱。梧桐山和马鞍山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毕竟都是“山”，我相信“山连着山”。如今，每当我散步梧桐山下，看到那块痕迹，就仿佛看到了父亲，看到了我的故乡和亲人。
丁力
2015年11月于深圳畔山花园
丁力著的《股东(丁力中短篇小说选)/全民阅读精品文库》收录了作者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十部不同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担保》是一代下海知识分子生活境况和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股东》中的主人公却仿佛是在“被股东”。《心到佛知》里的丁友刚下海之初怀揣理想，岁月最后却把理想都转化为货币，他只能用一句“心到佛知”聊以自慰。《租友》用QQ对话的方式将现实生活中难以启齿的话题在虚拟的语境中表达出来。其余六部短篇小说也都故事精彩，耐人寻味。
丁力著的《股东(丁力中短篇小说选)/全民阅读精品文库》挑选了作者在《北京文学》《人民文学》《清明》《长江文艺》等杂志上发表的数个中短篇小说。《担保》是那一代下海知识分子生活境况和心理路径的真实写照。《连襟》演绎了新时期的“亲不亲阶级分”。语调轻松，内容沉重。《划痕》是一篇有争议的小说，它挑战了“为富不仁”，表达穷人未必一定善良。《贵宾》则对底层人物充满同情，用“飞来的喜悦本是祸”，暗示贫富之间的鸿沟像贸易壁垒一样难以逾越。《拆信》所拆的不仅仅是一封“信”，而是夫妻之间的起码信任。《门》象征人与人之间的心结之门，越是有文化的人，这道门关的越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