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得了邪病的姑娘
辽阔的第聂伯河在喧吼、呻吟，
激怒的狂风在空中呼啸、吹荡，
高高的柳树枝干被吹得弯向大地，
河水也被掀成山一样的惊涛骇浪。
这时候苍白无光的月亮
从乌云里勉强露出脸庞，
它好像是蔚蓝大海上面的一只小船儿，
一会儿沉到水底，一会儿又冲到水上。
到处还听不见有人讲话的声音，
报晓的雄鸡还没有第三次啼唱，
猫头鹰在树林里遥相呼应，
梣树枝儿不断在发出脆响。
就在这时候，在山坡下面，
紧靠着树林的地方
有个白色的人影，
在河边独自彷徨。
出来寻找自己的亲娘；
也许是在等候年轻的哥萨克，
好呵得他全身发痒。
不，这不是小鱼美人在游逛：
走着的是个年轻的姑娘，
她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她中了邪），
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是巫婆搞出的名堂，
为了少让她忧愁悲伤，
瞧，就让她在半夜里，
到处梦游，等待着
那个年轻的哥萨克，
他上一年就离开了家乡。
他答应一定要回来，
说不定，他已经死在外乡！
人们没有用红色的绸缎，
把哥萨克的两眼蒙上，
姑娘也没有用眼泪，
把他的面孔洗得光亮：
大鹰啄掉了他褐色的眼睛，
在那外乡的田地上，
豺狼把白色的尸体啃光，——
这就是哥萨克的命运。
看来，这个年轻的姑娘啊，
白白地空等了一场。
黑眉毛的年轻人永远不再回来，
他不会再爱抚自己心爱的姑娘，
他不会再为她拆开长长的辫发，
也不会再把头巾扎在她的头上；
这个孤苦伶仃的姑娘啊，
不是睡在床上，而要躺进坟场!
这就是她的命运……哦，我的仁慈的上帝啊!
你为什么要惩罚这个年轻的姑娘? 难道因为她全心地热爱着那个哥萨克的眼睛?
恳求你宽恕这个孤苦伶仃的孤儿吧}
她又能爱谁呢?她没有父亲，没有亲娘；
她一个人，就像一只小鸟儿流落在遥远的外乡。
你赐给她幸福吧，——她那样年纪轻轻的，
否则外人会嘲笑她一场。
难道一只热爱着公鸽的母鸽①有过错吗?
难道一只被大鹰杀伤了的公鸽有过错吗?
她忧愁悲伤，咕咕地哀鸣，在世上苦恼，
她飞翔着，寻找着，心想——他迷失在什么地方。
母鸽是幸运的：因为她能高高地飞翔，
她要一直飞向上苍，——打听心爱的人在哪儿。
可是她是个孤儿，她能向谁打听，
有谁能告诉她，有谁能知道，
她心爱的人在哪儿过夜：在阴暗的树林里露宿，
还是正在滚流的多瑙河上饮马，
或者他正和另一个姑娘谈情说爱，
早已经把这个黑眉毛的姑娘遗忘?
假如她有一双大鹰的翅膀，
她要飞到蔚蓝的海外，去寻找她心爱的人；
假如他还活着——她就爱他，把另一个姑娘掐死，
假如他已经死啦——她就走进坟墓躺在他的身旁。
但是心啊并不是这样爱着，能够和别人同甘共苦，
但是心啊并不是这样爱着，正像上帝嘱咐的那样，
它不愿意生活，也不愿意忧愁悲伤，
“你悲伤去吧。”——心里这样说道，它是在自寻烦恼。
哦，我的仁慈的上帝啊!这就是你的意志，
这就是可怜的人的幸福，这就是她的命运!
她一声不响，尽在漫游、彷徨。
辽阔的第聂伯河不再喧响；
风啊，吹散了天空里的乌云，
它也在大海旁边沉入梦乡，
只有月亮从天空里撒下清光；
在大河上，在树林里，
周围到处是一片宁静安详。
突然间，一群小鱼美人，
从第聂伯河探出身子在嬉笑着。
她们叫喊道：“让我们出来取一取暖吧!
太阳已经落山啦!”(她们全都光着身子；
用苔草缀成辫发，因为她们是姑娘)。
妈妈问她们：“大家都到齐了吗?
让我们去寻找晚饭吃吧。
P19-22
记得早在20年代，我就热爱由沈雁冰(茅盾)革新和主编的《小说月报》。他当年编辑的《俄国文学研究号》(1921年9月出版)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1921年10月出版)，扩大了我的眼界，使我知道了乌克兰文学和谢甫琴科的名字。他为《俄国文学研究号》写的《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中，第四个人就介绍了西芙脱钦科(谢甫琴科)的生平和著作，特别提到了“1840年时，他的第一部诗集《歌者》①已经问世；这是富于追慕英雄的情思的诗，叙述小俄地方人民所受的已往的苦痛和对于将来的希望”。在《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中，鲁迅用唐俟的笔名翻译了德国文学史家古斯塔夫·凯尔沛来斯写的《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在我国第一次介绍了绥夫专珂(谢甫琴科)的名诗《倘若我死了》(即《遗嘱》)：
倘若我死了，便埋我
在我的乌克拉因的
辽远的平原的中间
坟山的上面，
使我看见涅普尔的
广阔的平原
和崖间的溪岸，
在译文中还有这样的话：“绥夫专珂因为他的政治的行动，被流到西伯利亚①，十年后才恢复了自由。但他所担受的苦恼，并没有扼死了他的诗的力，更不能混浊他的人道的观念：他是一个国民引导者，新生命的唤醒者，他是民族的预言者；南俄的诗便具体在绥夫专珂的诗中”。就在同一本专号中，沈雁冰还翻译了谢甫琴科的抒情诗《狱中感想》(即《太阳落山啦，群峰显得阴暗……》)。
到了1922年，郑振铎继沈雁冰之后主编《小说月报》，他既是一位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同时又是一位俄国文学的翻译者与研究者，他写的《俄国文学史略》，曾先在1923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后于1924年即成单行本，书中也提到了谢甫琴科：“薛夫卿加是小俄的诗人，也因为作诗的缘故，被政府罚兵役。他的诗都是用小俄文写，诗极优美i而文句与内容又极通俗。”
1935年初，我作为天津《大公报》的驻苏记者和上海《新生周刊》、《世界知识》、《申报周刊》的特约通讯员到了莫斯科，高兴地知道这一年，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1920年至1934年曾经是乌克兰共和国的首都)，建立了由著名雕塑家马尼泽尔设计建造的谢甫琴科的铜像。谢甫琴科的全身像站立在高耸的花岗岩的基石上，在台基上围绕着的，是手持长矛的海达马克的起义者，有手抱着私生子的不幸的卡泰林娜，……它们都留给人们以很深的印象。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决定回国参加抗战。由于当时要路经波兰、德国和法国等国绕道经海路回国，因此在1937年底先到了乌克兰，想访问一下基辅这个具有古远文化历史的名城，而且又是同谢甫琴科的名字有着密切联系的城市。我曾多次漫步在热闹的克列沙蒂克大街上，瞻仰了古老的金门的遗址，访问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基辅洞窟修道院，攀登上耸立着弗拉基米尔大公的铜像的山坡，俯瞰了被冰雪覆盖着的辽阔的第聂伯河；更为难忘的是寻访了谢甫琴科曾经在基辅住过和现在改为他的故居纪念馆的地方。
1939年3月9日，是谢甫琴科诞生125周年的纪念日，我当时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我写成了《一九三九年苏联文坛剪影》的长文，发表在1940年1月出版的《文学月报》的创刊特大号上。在《民族文学的盛节》的栏目中，我用一千多字介绍了谢甫琴科的生平和著作。在今天来看，这可说是五十年前我写的最早一篇有关谢甫琴科的文字。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我从重庆到了香港，当时曾从苏联用英文出版的《苏联旅游》杂志上，看到有关谢甫琴科的文字。我当时写了一篇介绍的短文，并把在乌克兰民间流传的五个《关于谢甫琴科的故事》译成中文，发表在茅盾主编的《笔谈》第五期上。这五个故事是：一、《一幅画像》、二、《这是什么奇迹?》、三、《外表看起来不好，而内心却是好的》、四、《人们没有土地就不能活?》、五、《半截指头》。我当时还写过一篇《谢甫琴科悲惨的一生》(纪念诗人逝世80年祭)，发表在桂林《大公报》的文艺版上。此外还了汹涌的河水在喧吼、呻吟。我好像到过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旧日的营地石滩；我好像听见了奇吉陵教堂的钟声，当雄鸡第三次啼叫报晓时，手持长矛的海达马克起义者们去进攻万恶的波兰贵族地主和统治奴役者。我好像听见佩列本佳坐在荒冢上，或是其他的盲歌手坐在十字路口弹着科布扎琴在歌唱。乌克兰黑眉毛的姑娘们的不幸命运更打动了我的心：我看见一个得了邪病的姑娘，黑夜里在第聂伯河上彷徨；我看见一个喝了巫婆的药水的少女怎样变成了一株高高的白杨；我看见一个被俄国军官抛弃了的“扎头巾的姑娘”卡泰林娜，当她抱着私生子在太阳落山时，离开村庄走上那茫茫的大路，我的眼泪差不多滴到我的译稿上。我好像跟着谢甫琴科在《梦》中一起飞翔，我看见受苦受难的乌克兰，我到了十二月党人流放的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i我也到了那用哥萨克人的尸骨建立起来的圣彼得堡。我跟着他走进沙皇当局宪警第三厅的牢房，看见他坐在铁栅栏后面，在《圣经》的边缘上写下了他不朽的《牢房诗抄》。我又跟随他去到他流放的奥尔斯克要塞，看见他怎样走出臭气熏天的营房，偷偷地躲在土墙后面在秘密的《靴筒诗抄》里写他怀念乌克兰故乡的诗章，不幸的黑眉毛的姑娘，心酸的盐粮贩子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跟着他到了科斯一阿拉尔岛和成海一带远航。最后他重返圣彼得堡，有一天夜里我跟着他徘徊在涅瓦河上，他看到那些不幸的女孤儿，他看到那彼得保罗要塞，他向它吐了三次口水。在他的晚年，我看见他写下了他最后的绝笔《该是时候了吧，我的可怜的伴侣》。
在这里应该指出谢甫琴科是位伟大的人民诗人，他是用西乌克兰科洛梅卡一带流行的民歌体写作诗歌的(这种民歌体的诗歌，一般是第一行有八个音节，第二行有六个音节，如此反复下去)，因此我在翻译时，尽量地用朴素的民间语言，用有节奏的诗行来表达出他的诗歌作品，希望我们的读者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他的诗歌的美丽。在翻译时，我还经常看谢甫琴科的绘画作品，看他的作品中的各种插图。从它们当中得到不少启示。
1989年3月9日是谢甫琴科诞辰175周年纪念，谨以这本根据乌克兰文本《科布扎歌手》选译出的《谢甫琴科诗集》，作为对谢甫琴科和乌克兰人民的献礼!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写于南京后半山园
今天，我们在北京聚会，为纪念两位文化巨人——乌克兰大诗人谢甫琴科诞辰二百周年和中国大学者戈宝权诞辰一百周年。这里，既要回顾谢甫琴科的光辉成就和历史地位，也要展示戈宝权对中乌文化交流所做的巨大贡献。
一
谢甫琴科（1814—1861）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奴家庭，前二十四年过的是农奴的生活。后有人为其赎身，送入美术学院学习。才得以显示作诗和绘画的才能。但因作品触及政府，又参加秘密政治团体而获罪，遭到流放十年。此后余下的十三年“自由”身也常受沙皇宪警的监视。他的命运是悲惨的，但是反抗压迫、追求自由解放以及爱国爱乡的精神，却让创作闪现出永 久的光辉。大量的抒情诗，长诗《海达马克》、《高加索》均传之不朽。
尤其诗集《科布查歌手》使他获得乌克兰人民诗人的称号。他被尊称为乌克兰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并赢得国际声誉，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乌克兰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上，谢甫琴科始终占有突出的地位。他要么是传入的主要内容，要么反过来以他的名义促进了乌克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乌文字之交已有百年的历史。早在1912年，作家周作人就率先把谢甫琴科的诗歌翻译成中文。此后，许多翻译家、评论家和高校教师开始从事乌克兰文化在华传播的基础性工作。如果论贡献，那首先当推学贯中西的一位大学者戈宝权和一所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就是我们尊敬的戈宝权先生（1913—2000）。戈宝权几十年来翻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涉及俄苏、东欧、亚非拉几十个国家的上百位诗人和作家，特别是普希金和谢甫琴科的诗歌翻译，尤显出其高深的造诣。他从1949年任我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的那时候起，就多次访问过乌克兰。回国后，他又不断著文做双向交流：一方面向对方介绍中国，一方面向中国介绍乌克兰，涉及国情、民情、历史和文化等领域，
在译介以谢甫琴科为代表的乌克兰文学方面贡献尤其突出。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戈宝权著译丰硕，他对谢甫琴科诗歌的翻译在其近七百万字的多卷本译著文集中占有两卷。他成了中国乌克兰学的开拓者，为此，乌克兰作家协会于1988年授予他伊万·弗兰科文学奖。
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就是北京大学。多年来，北京大学坚持不懈、长期传播，是乌克兰文化在我国长久传播的一个基地。概括起来，有多种方式：持久不断地聘请乌克兰以谢甫琴科命名的基辅大学的教师，半个世纪来先后共有四位老师在北大任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先师曹靖华教授担任首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主任期间，先后聘请的两位苏联专家尼娜·鲍罗金娜和弗拉基米尔·卡普斯金，他们在承担教学工作的同时均兼任系主任顾问。系政、教学、科研、培养人才都尊重专家的建议和意见，甚至照搬基辅大学的经验和教材。卡普斯金教的第一届文学研究生班，他们学成后分赴全国各高校，成为新中国第1代俄苏文学教学骨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继续聘来乌克兰教师两人，先后为瓦莲金娜·李亚申科和加琳娜·贝科娃。她们都是基辅大学的骨干教师，在十年期间，她们兢兢业业，教授俄语和乌克兰语，为我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北京大学与基辅大学校际交流的高峰是2009年在北大举行的“谢甫琴科诞辰196周年纪念大会”。
苏联专家讲授的文学史教材为建设北大的俄苏文学教育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卡普斯金教授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材，还是曹靖华主编的三卷本《俄苏文学史》，都为北大成为俄苏文学教育中心发挥了关键作用。教研人员的交流加深了感情、巩固了友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派往乌克兰的教师十余人次。1991年后，北京大学赴乌克兰参加基辅大学历届乌克兰学国际会议，向学术界介绍乌克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除北大之外，我国还有十多所学校从事乌克兰文化的教育工作，成绩卓著且有特色的如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令人欣慰的是，除了这些传统上开设乌克兰文化教育的学校之外，最近几年，又有大连外国语大学和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开设乌克兰文化的相关课程，此举当然壮大了我国培养乌克兰文化人才的队伍。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北京大学是时间最长、持续最久的第一个乌克兰文化教育基地。验。契尔科已译介中国古今文学作品三十种，计有：《新中国的孩子们》(1955)、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1956)、鲁迅《故乡》(1957)、朱白《快乐的曰子》(1957)、夏衍《考验》、鲁迅《阿Q正传》(1958)、《鲁迅选集》(1961)、茅盾《虹》(1959)和《蚀》(1985)、老舍《月牙儿》《短篇小说集》(1974)、高玉宝《我要读书》(1959)、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1961)、巴金《家》(1976)等，还有古典文学作品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选》(1980)、宋代的话本《碾玉观音》(1983)。此外他还经常在报刊上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中国的影视片对白如电影《地道战》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出版译作《中国民间故事》(收录故事27篇，1991)。第二代汉学家雅德维加·李谢维奇(基辅大学毕业，生于1951年)主要翻译现代诗人艾青、李瑛、张志民、公刘、流沙河、邵燕祥、舒婷十余人的诗和张抗抗、周克芹、张贤亮、王蒙等十余人的小说。年青一代有在基辅大学任教，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博士娜塔莉娅·伊莎耶娃，其学术论文已在中国杂志上发表。
最后，还应指出戈宝权统一“谢甫琴科”的译名功不可没。
作为乌克兰的大诗人，谢甫琴科在我国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深受喜爱，在各个时期都有人加以介绍，早先从其他外文日文、英文、俄文转译，译名很不一致。百年来，“谢甫琴科”译名在中国有七种翻译，九种写法(科、珂、柯)，前辈名家各有自己的译法：鲁迅译为“绥夫专珂”、茅盾译为“西芙脱钦科”、郑振铎译为“薛夫卿加”、丘琴译为“雪甫琴珂”，最后，在戈宝权笔下定格为“谢甫琴科”。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放映1951年基辅电影制片厂制作其传记片，中文正式译为《塔拉斯·谢甫琴科》之后，译名才广泛传开。最为有趣的是，同时出版萨夫钦科写作的电影脚本郑雪莱却译为《舍甫琴珂》(1956)，从此两名并存。
1961年，在纪念谢甫琴科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各大报纸发表戈宝权译的诗，均采用“谢甫琴科”，起了带头推广的作用。随后，翻译家张铁弦、梦海、任溶溶、项星耀、丁祖永、蓝曼、乌兰汗相继跟进，均采用此译法，最后的定案是戈宝权1982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撰写的词条给确定了下来。此译名之所以留存，戈宝权先生功不可没。
在北大编写《欧洲文学史》的时候正是遵循戈宝权的译法，以教科书的形式使这个译名流传长远。
李明滨
北京大学俄文系教授、博导
俄罗斯学(独联体)研究所所长
2014年3月27日
谢甫琴科的诗歌创作，在乌克兰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的不朽的《科布扎歌手》已成为乌克兰家喻户晓的诗集。谢甫琴科著戈宝权编译的《谢甫琴科诗集(精)》的一百多首诗，是从他的两百五十多首作品中精选出来的。
谢甫琴科是乌克兰诗人。1814年3月9日生于基辅一农奴家庭，1861年3月5日卒于圣彼得堡。14岁时被迫给地主当僮仆。1831年随主人去圣彼得堡。1838年经人帮助赎身为自由人。同年被介绍到美术学院学习，并开始诗歌写作。1840年出版的诗集《科布扎歌手》采用民歌形式，内容显示了对农奴制现实的抗议；其中长诗《卡泰林娜》描写一个被欺凌的妇女的痛苦和死亡，揭露沙皇军官的虚伪，是他的代表作之一。1841年发表抒情长诗《海达马克》，歌颂乌克兰农民在历史上反对波兰贵族地主的斗争。1845年从美术学院毕业，并获自由艺术家称号。谢甫琴科著戈宝权编译的《谢甫琴科诗集(精)》的一百多首诗，是从他的两百五十多首作品中精选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