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为2600余年,自北宋到当代,人才辈出,文艺鼎盛,而市志所传,限于体例,空列虚名,研究者往往无从着手;各种机构、个人的吉光片羽之藏,因条件局限,保护不得法,发扬更难。这次的编选首先是一次对文化遗产的抢救。我们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取得市史志办、市文化局、市报社、市博物馆、市档案馆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与支持,分拣资料,拍成图片,得上百种各类存稿,其中不乏如《桐柏生诗钞》这样的手抄孤本,又积极组织通于文史的学者、教师及各类研究者十余人参与了整理、标点、校对等各项工作,历时近两年而璧成此十数册。由韩中明、魏永轩、郝继文、赵桂明著的《介休当代艺文丛稿(共5册)》经历了同样的艰辛,取精用宏,更增加了组稿的难度,审编人员可谓呕心沥血。其中《李刚文献集》是已故书法名家李刚先生的作品与文章合集,并汇编了一些往来信函及其逝世后的纪念性文章。
由韩中明、魏永轩、郝继文、赵桂明著的《介休当代艺文丛稿(共5册)》包括:《叶羽轩画稿》、《李刚文献集》、《单向街》、《陶斋余墨》、《书山独往》,是“介休当代艺文丛稿”中的一部分,汇集工笔画、作品集、中国、现代、汉字、法书。
我的书目
给藏书做书目,是一件极费工夫的事情。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工夫,才给自己的藏书做了一个书目,取名《抱书栖云斋书目》。这算了了一桩心事,也算对自己藏书的面貌有了一个总的把握。
以做完书目为止,被我纳入《抱书栖云斋书目》的藏书,共有4000册之多,总价计13万多元。这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藏书量,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这4000册藏书,对于有资财、爱藏书的大藏书家来说或许不算什么,可对于我这个月收入不多的普通读者来说,确是我30年所藏。
这4000册藏书,是我人生成长的见证者。20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介休选煤厂当工人,自比为“运书队长”,因为每天上下班,我怀中所藏都是书。现在,虽然自己早已离开工人岗位,但上下班所携带的基本还是书。几乎每次搬家、每次工作变动时,最累人的事就是这些书的倒腾和搬运工作。
为了这次整理书目,我在家中整个一面书墙面前,踩着高凳,上上下下总有数百次之多。拿出来,放进去,很费了一番工夫。当然,说起这些书的来历,有的源于我天南地北的游历,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深圳、海南、湖北、山东、陕西、浙江、云南等,几乎每走一地,我总是满载而归。先是自己背,后来是托运和邮寄。有的源于我网上的多次冲浪,凡有中意的,只要囊中不太羞涩,总是一网打尽。当然更多的是从常去的太原和栖居的介休书店所得。有些书,真是不远千里才上了我的书架。其间的书情、书事,我在撰写《消夏之夜的品读》《梦寐百科》《梓园书店》《为书店起名》《一张金卡》《书院史话》《一瓣心香觅书忙》《我和连环画的故事》《我的三十年阅读经历》《我与图书馆》《抱书栖云斋》《藏书瘦身》《书海藏身乐陶陶》等文章时,略提到了一些,但都是冰山一角。
这4000册藏书,可以说每一册都有她特有的体温和信息,都有她特有的生命的律动。每每把玩这些书籍,看它们不同的外观,封面、护封、书脊、勒口、封套、腰封、书签、书顶、书口等,心中常常会涌起一些波澜。尤其是面对那装帧设计精美的图书,犹如面对一个顾盼多情的美丽女子,怎么品,怎么有味儿。
其实,早在2004年,我就以笔名“雪农”为名,做过一个粗浅的书目。但我只是统计了书名、编著、作者、出版社、出版年月、定价和印刷次数,没有录入更多的信息,更不用说书的摘要了。至于所藏图书的阅读心得和批注之类,根本就没有涉及。因为,书柜里实在没有地方,不可能分门别类上架,有的只好录入后,被乱塞进书墙的犄角旮旯里了事。
11世纪,我国就有目录之学。很多学术大家都非常善于利用书目,增进学识。古今藏书家对书目都很重视,或亲自编订,或按图索骥,或做各类有益于收藏的研究。我之所藏,源于对各类知识的强烈兴趣以及泛滥而为的阅读。这4000多册藏书,见证了我青春的激情,见证了我人生的努力,见证了我甘于淡泊的心境,也见证了我对美丽中国的向往。在我的藏书里,《鲁迅全集》《陈寅恪集》《莎士比亚全集》《管锥编》《锦灰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战略与管理》算是重量级的一部分;傅雷、周汝昌、季羡林、钱学森、李叔同、林徽因、孙犁、汪曾祺、周有兴、张充和等名家的著作算是心爱的一部分;有关城市文化、民间文化、大学文化、人体文化等是我藏书的重点。近年来,我又陆续收集了近百本关于书的书,其中书评、书话以及有关书斋、书院、图书馆、藏书家的书,让我对古今图书以及与书有关的人物、故事的流变充满兴趣。
说来有趣,买的书多了,有时候也忘记自己到底有没有,只要觉得好,买了又买。这次整理书目,就发现自己重复购买的书竟有成百本,悉数拿到大哥家的书橱里去了。当然,像《傅雷家书》《最后的闺秀》《古书之美》《心经》《桃花流水杳然去》等是可以多买几本,送给好友们共享的。
我的藏书里有一部分是老师、朋友们赠送的,但不多,更多的是自己省吃俭用从各地的书店搜寻而来的。还有一部分藏书,来自于特价书市和地摊,是自己捡漏所得。另外,这次没有统计的,还有两次开书店留下的几百本书和几百本《新华文摘》《读书》等杂志。
藏书不是目的,关键是学以致用。想想自己工作20多年来,能改变人生的命运,全凭阅读、写作和思考。藏书,已经成了我终生不渝的爱好。隔三差五去书店转转,去网上浏览图书的信息,已经成了我重要的生活方式。每天的阅读,已经成为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的呼吸吐纳,我都离不开阅读的负离子。之所以能完成一些周围人看来近乎不可能完成的写作任务,全赖平常看似无用的广泛阅读和思考。
《抱书栖云斋书目》,集30年藏书所得,因此30年书市的市场风情、价格走势、版本流变以及学术进步、人物春秋、国内外图书交流、出版社改革等,从我这区区4000册图书中可见一斑。
我的第一本藏书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丁国成的《古今诗坛》,到目前为止最后的一本收藏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2月出版的英国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看来,诗人与政治的激情在自己的心中依然燃烧。
我的《抱书栖云斋书目》会丰富下去,与众多爱书者的交往也会持续下去。相信以后我的藏书经历会更加丰富,我的人生阅历也会更加精彩。
P3-6(书山独往)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独具特色的经常性、基础性的工作。它在介休政协发展历程中,围绕“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积极工作,勇于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社会文化建设,以及统一战线和政协事业发展贡献了力量。截至今天,《介休文史资料》已印行十二辑,颇受社会各界好评。近年来,不断进行突破,研求新的形式,分别编印了《介休政协志》和《介休历史文化丛书》,参加了《介休琉璃》的组稿与编辑,并交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配合著名人类学家乔健(介休籍)的讲学、调研,将中国人类学家对介休的研究成果合辑为《维护文化遗产,发展城市文化》论文集;由张志东同志勘拣材料、采访,与乔健先生多次沟通,撰成5万余字的《著名人类学家乔健》书稿,比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乔健口述史》早了一年,而且资料取舍自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些书稿的辑成对介休三贤文化研究、介休历史文化名城复兴以及介休区域人文的自觉建设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14年以来,介休市委、市政府、市政协主动适应文化建设的需求,文史工作更加艰巨和全面。反映介休洪山窑的《介休陶瓷》正在组稿制作中,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的文化合作研究成果也基本完成初稿;介休景点楹联经由中华诗词网、中国书法家网全球征稿,所评审选用的稿件也将选编成印。同时,《介休近代艺文丛稿》《介休当代艺文丛稿》的出版印行,也是颇有意义的。
介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为2600余年,自北宋到当代,人才辈出,文艺鼎盛,而市志所传,限于体例,空列虚名,研究者往往无从着手;各种机构、个人的吉光片羽之藏,因条件局限,保护不得法,发扬更难。这次的编选首先是一次对文化遗产的抢救。我们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取得市史志办、市文化局、市报社、市博物馆、市档案馆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与支持,分拣资料,拍成图片,得上百种各类存稿,其中不乏如《桐柏生诗钞》这样的手抄孤本,又积极组织通于文史的学者、教师及各类研究者十余人参与了整理、标点、校对等各项工作,历时近两年而璧成此十数册。丛稿经历了同样的艰辛,取精用宏,更增加了组稿的难度,审编人员可谓呕心沥血。其中《李刚文献集》是已故书法名家李刚先生的作品与文章合集,并汇编了一些往来信函及其逝世后的纪念性文章。李刚生前名重全晋,所交皆一时俊彦,稿件编选时呈送山西书坛名家,均赞誉有加。
这套丛书是新时期文史工作的一个探索,而对于本土文献资料的保护和利用仅仅是掀开一角,其研究与传承仍有待于全社会的参与与支持,这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文史知识对增强本土文化的凝聚力,把握发展的内动力,提高人民生活的自豪感及幸福指数,功效莫大。如何将我们的文史工作进一步落到实处,利用好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力求详实、新颖,将保存与传播相结合,完成一项项文化工程,形成城市的软实力,实现我们的梦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任重道远,期待我们一步步践行。
(吴定元,介休市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