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国遭遇衰退中的老霸权美国及其不断遭受危机打击的欧洲和日本盟友，它们之间的冲突会发生在任何可以想象到的领域：经济、货币、技术、资本地位、原材料、环境、军事以及意识形态领域。

身为“亚洲通”的德国畅销书作家沃尔夫冈·希恩在《新摩擦（中国VS西方）》一书中为您描述了中国与西方摩擦的模式。他关注中国的发展多年，以西方学者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关于中西方碰撞的既现实又具威胁性的画面，让我们猜一猜，谁将最终胜出？

美国正在衰落——美利坚合众国这一世界强权正在走下神坛，其领导力的下降让整个西方深陷危机。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说：“我们正处在西方统治地位终结的时代。”恰巧在这个相对衰落的阶段，西方遭遇正在崛起的世界强权——中国，它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增强的自信粉墨登场。

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这是世界历史中经典的对局，几百年发生一次。第一次对局换位发生在远古时代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后来发生在20世纪初的德英之间。这两次冲突均惨痛收局：头一次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沉痛的历史教训必须吸取：这种全球性的权力交替往往不是和平进行的。

这次会不同寻常吗？

请看由沃尔夫冈·希恩著的《新摩擦（中国VS西方）》。

前言

导读

第一章 货币与资本：债权人VS债务人

 债务人美国，债权人中国

 在北京的欧洲乞讨者

第YI次遭遇战——人民币VS美元

 货币战争的威胁是否存在？

 对华尔街的攻击

 红背取代绿背

 金钱统治世界

 上海——新的纽约

 银行的崛起

 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力提升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新的世界银行

第二章 经济：重商主义者VS自由贸易者

 殷实的国库

 海外收购之旅

 国家的宠儿

 沃尔沃案例

 叩开东欧之门

 在南欧淘宝

 犹豫不决的北欧

 西方的防御战

 华为：坏家伙还是替罪羊？

 先小冲突，后贸易战？

 在南半球新的贸易流

第三章 教育与科技：模仿VS原创

 世界专利GUAN军

 虎妈还是乌鸦妈妈

 起始教育早，成功晚——中国的教育体制

 国家的思考和引导

 追赶已经启动

 外国人一步步地站上了订货的平台

 没有航空号：新的C919

 太空之吻及其影响

 后来者的优势

 盗贼、伪造者和间谍

 西方的叩头

 人才外流：从美国镀金归来

第四章 环境保护：环境污染制造者VS洁净者

 黑猫慢死

 红色中国变绿

 旭日东升

 西方的日落

 欧洲的萧条，中国的暴风骤雨

 超车道上的电动汽车

 筑坝截流——为水而战的威胁

第五章 原材料：战略家VS无产者

 斥资建设输油管道——中国的原材料战略

 主战场在非洲

 难以满足的石油饥渴

 更多的渴望

 新旧黄金

 中国价格

 稀土，频繁的投诉

 没有计划的西方

 中东的绿洲

 藏宝之国——澳大利亚

 冰雪中的新战场……

 ……在海洋……

 ……在太空……

第六章 意识形态：中国模式VS西式民主

 决策者们

 有效率的体制

 中国VS印度——巨人的体制之争

 西方民主的危机

 国家作用再现

 中国模式存在吗？

 全球化的形象维护——中国新的软实力

 为什么中国民主发展与西方不同？

第七章 外交政策：军备扩充者VS军备裁减者

 结束“躲猫猫”游戏——中国的新外交政策

 航空母舰——希望之星

 在谋求武器水平平等的道路上

 主动防御——中国的新军事学说

 中国与日本——顽敌

 钓鱼岛——激浪拍石

 中国和印度——并非只被喜马拉雅山脉隔开

 印度洋上的珍珠项链

 中国的东南亚友邻

 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不平等的伙伴

 网络之争——新型战争

第八章 霸权之争：中国VS美国

 当正在崛起的霸权遇到日益衰落的霸权

 不信任是主基调——中国与美国的彼此态度

 拥抱还是打压？——美国如何与中国相处

 美国重返亚洲

 遏制手段之一：贸易联盟VS中国

 遏制手段之二：军事联盟VS中国

结语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全球最重要的金融机构首脑均来自西方阵营。自1947年以来，他们兄弟般地分享权力：美国人领导世界银行，欧洲人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法国人卡恩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2010年12月，他告诉印度记者：“坦率地讲，所谓的欧美协议已经成为过去。”一年后，好色之徒卡恩真的成了过去，他被指控在纽约的一家旅馆有强奸行为而被媒体大肆渲染，结果他被警方逮捕。

但西方人很快达成一致，推举他的同胞、法国人拉加德女士接替这一职务，又是一个欧洲人来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职位。这是又一次，还是最后一次？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因为他们没能很快就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人选达成一致。

尽管如此，拉加德还是要在其“选前战”中用两天时间去北京访问，并向中国承诺，他们今后将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鉴于中国只有3.8％的表决权，拉加德在北京表示：“这个比例要大幅提高。”20国集团财长们还就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共识，新兴经济体应该享有更高比例的表决权（以中国为例，应有6.4％），欧洲国家应当让出自己在该组织中执行委员会的两个席位。不过，它们后来不愿意落实这些改革举措。

事实上，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表现越来越自信，它们也具有强势谈判地位。当时欧洲人特别需要该组织的资金支持，以缓解欧元区危机。中国及其盟友们说：钱可以拿去，但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影响力。金砖国家联合发表声明，指责欧洲工业国家在危机后的改革步伐太过缓慢。

诸如此类的国际机构大多处在新旧更替阶段，即老的掌权者磨磨唧唧不愿离开，而新人却已经登上权力的宝座开始发声了。

2012年初，相似的一幕也发生在讨论世界银行行长美国人佐利克的继任者过程中。在指导委员会开会时，中国代表说，美国独占首席领导职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俄罗斯代表支持其中国同僚。但正如拉加德的继任一样，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未能就推出自己的挑战者达成一致，美国人像变帽子戏法一样又适时推出韩裔美国人金墉，金最终成为一个意外的、令各方妥协的候选人。

然而金墉（世界银行行长）和拉加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都只是过渡人物，他们的继任者很可能不是来自美国或欧洲，而可能是一个中国人、印度人或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人。到那时，中国也将有更好的准备。

中国正在缓慢而有条不紊地谋划进入主要国际组织的领导席，因为当初这些组织成立时，中国没有坐在谈判桌前。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并不想加入这些组织，直到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并直接入选安理会成员国，把台湾当局挤了出去。即便在那之后，中国的表现也一直相当被动，一如它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有了明显增强。斯蒂芬·奥尔森和普雷斯托维茨在其研究报告《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的角色演变》中指出，中国已能够有效地利用国际组织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两位美国学者相信“他们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因为中国已经能很好地掌握游戏规则。此外，中国人会不断指派更多高素质的人加入到这些机构中：“中国派出其最优秀的团队。”

这个团队的首批代表是林毅夫和朱民。林毅夫曾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2012年夏天回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朱民现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副手之一，他在任中国央行副行长时，曾被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作为特别顾问于2010年5月调到华盛顿工作，在那里朱民的口碑非常好。

朱、林两位中国人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无论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是联合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这些机构工作，他们会相对较快地向上攀升。

人们不难想象，在国际机构里愈来愈多中国人的任职也会从内容和实质上反映出中国的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曾经是各种地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汇集地，或褒或贬、评价不一，但在这里肯定可以深入研究中国模式取得经济成功的标准，甚至可以进一步推广。

如果中国人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下工夫的话，又何须费此周折，因为他们早已有“自己的”世界银行。

P26－29

要写一本真实反映中国现实情况的书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现实的发展会很快超越作者的文字记录：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在当今世界独领风骚。本书于2013年4月在德国出版发行，至今已逾一年。人们有理由提出质疑：书中的内容是否依然具有现实性？

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潜在冲突依然存在，但并非所有的冲突都像我书中描述的那样火药味十足，例如贸易争端就暂时有所减弱，原因是欧盟部分经济体宏观经济走势趋好，特别是美国经济在转好；中国的出口势头则有所减弱，新一届政府更注重以国内消费来拉动经济。同样，原材料领域的各类争端不再那么激烈，这归因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所导致的原材料需求下降。

人民币的作用却持续走强，尽管它还远没有对全球主导货币美元构成威胁，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在技术领域的表现也越来越出色，西方技术的优势地位逐渐开始动摇。中国互联网公司，如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着手实施在纽约上市的计划，这不仅仅是数十亿美元的融资，还是深度的国际化，并向美国竞争对手易趣、谷歌及脸谱公司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

书中所描述的网络战目前又有了全新进展。情况完全不像美国长期以来所宣称的那样——中国是网络战的“祸首”，实际上，美国才正是那个刺探全球情报的“元凶”，当然其中也包括窃取中国政府机关和企业的情报，这都归功于斯诺登的揭秘。

中国南海局势以及中日矛盾则变得日益严峻。2013年秋，中国在钓鱼岛附近设立防空识别区，再加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行的民族主义政策，进一步导致两个亚洲邻国之间的冲突升级。

然而，所有纵横交错的冲突将发生在新老世界强权中国和美国之间，这将影响今后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世界格局。在本书中文版面世之际，我仍确信这个预言的正确性。

沃尔夫冈·希恩（Wlolfgang Him）

2015年11月末，柏林

令人担忧的第二次冷战必然会发生吗？在西太平洋的新危机区域一定会爆发一场武装冲突吗？是否还有可能避免这种最坏情形的出现呢？

这些是有可能避免的，但必须做出很多改变，而且越怏越好。不仅关键角色（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要采取行动，迄今为止并没有什么作为的欧盟也要行动起来。

西方人必须首先解决好自身的心态问题。在过去的大约250年中，他们在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均处于领先位置。先是英国人统治世界，接着是美国人。然而他们却在近些年来呈现出相当明显的衰败迹象，而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这种进程。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感受到逐渐丧失地位的压力，但不愿接受现实，仍以强者自居。许多美国人都会像他们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说的那样思考问题：“我知道，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受到挑战。这就像一首歌，每过几年就会有新人翻唱。但是我们总是有能力从一场又一场的危机中走出，这在现代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弦外之音就是：我们总能闯过来的，这次也不会例外。

然而，与这种美国政治家固有的乐观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安全部门战略家们的判断，后者更现实一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公布的《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人领导下的和平将迅速走向终点。”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处在相对的衰退时期。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谦卑地坐以待毙，而是应该学会与衰退相处，并且有效地对其加以管理，德国对外政策专家艾伯哈德·桑德施奈德这么认为。

西方人应该正视现实，无论是否适应，这种现实都会来到：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强大，它积聚着数量巨大的资本，不断取得技术上的进步。在某种傲慢与无视现实的混合情绪中，西方人难于接受中国的这种发展。

多年以来，西方世界末日预言家们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崩溃的猜测不绝于耳；西方善良的人们又坚信第一次冷战中似乎被证明了的“和平演变”手段，以为中国越是融入（按照西方模式起作用的）世界经济，就应该变得越西化。结果，至今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中国既没有崩溃，也没有被西化。

目前，西方领袖美国和日益变得强大的中国处在一种对峙状态中，这是一种错误和危险的政治。亨利·基辛格的观点是：“美国不应该将对抗作为战略选择来应对。”这位资深战略家因此主张建立太平洋共同体，并将中国纳入其中，而不是排除在外。澳大利亚政治学专家休·怀特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曾提出过中美共治的概念，但与两国集团（G2）的概念不同，后者由弗雷德·伯格斯滕最早提出，并得到过诸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等重要人物以及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认同。这一双寡头的主张很快就从政治活动的议程中被抹去，因为中美两国之外的世界不愿向这一强迫性的理念俯首称臣。

基辛格认为，新老世界霸权的合作应该控制在太平洋领域以内，这无疑会要求双方从行动上都做出深刻的调整和转变。美国应该在亚洲减少驻军，中国则必须终止在南海上的“炫耀肌肉游戏”。中国更应该向有争议的地区派遣外交代表而非舰艇和飞机，以促进对话。在谈判桌上，也应该更多地开展多边的会谈，而不是中国所希望的双边会谈。除此之外，中国必须在军事和军备政策领域以建立信任的方式增加透明度。

这些收敛措施对中美两国来说都难以做到，但也许有能够起到沟通作用的第三方在两者之间有所作为，例如欧洲。欧洲？欧盟能够或应该扮演这种角色吗？我们又不是太平洋上的强权，许多人就是这么想和这么说的。我们在那儿的确没有战略利益，但也许正因为欧盟没有这种地缘战略的野心和初衷，才使它在这个地区能够扮演真正的调解人角色。

欧洲的确有能力为完成这种调解任务做些什么，首先是它具有丰富的解决跨境）中突的经验；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它在第一次冷战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主要在缓解东西方冲突方面有过出色表现。为什么就不能在亚洲也发起成立一个亚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即亚安组织呢？

亚洲缺少安全的环境，这正是威胁不断的冲突局面所急需的。目前已经存在一些可以创建这种机制的基础和平台，如东盟地区论坛。欧洲可以在建立诸如此类的机制时提供许多管理经验和技能。如果欧洲想要真正扮演好调解人的角色，它就必须将自身从美国人那里解放出来，换句话说，欧盟必须有勇气向华盛顿说出，美国的亚洲新政是危险的，且会使＞中突升级。另外，欧盟也必须收起对北京俯首帖耳的姿态，并适度地对中国具有攻击性的政治施加影响。

如此自信满满的登场当然需要一个共同的欧洲对外政策，它不应仅仅停留在字面上，而应该有实质性的内容。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具有国际经验的人来作为高级代表，负责处理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欧盟外长的称呼有些尴尬，它只是一个象征性角色，像现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顾问的英国艾什顿女士一样，虽被给以相应的礼遇，但在亚洲却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德国的职业外交官沃尔夫冈·伊申格尔的呼吁完全正确：“欧洲需要一个积极的亚洲政策，不能在亚洲和远东仅仅以高科技和汽车卖家的身份出现，还必须把自己定位成合作伙伴，对稳定有益的伙伴。”这番话是为安联公司效力且身为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主席的伊申格尔在他位于柏林巴黎广场的办公室说的，颇有警示性。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总理府虽然近在咫尺，但几乎没有人会听他的呼吁，在更远一些的布鲁塞尔也不会有人愿意听他所言。

从第一次冷战中幸存下来的欧洲人有极大的机遇和责任，来避免第二次冷战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