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病就是这样(一个忧郁病患者的自白)》作者李子玉通过亲身经验，诉说忧郁症的种种困扰和烦恼，以率性细腻的笔触，诉说成长过程苦无出路的艰涩，与读者分享她跟忧郁病多年来的纠缠与搏斗经验。温婉率性的笔触下，反思个人成长之种种，这不单是写给忧郁病患者及其亲友的书，还是写给繁忙现代都市人的书、写给愿意分享的人的书。

忧郁病要来便来，十年来四次复发，四次自杀，她一下子情感失陷，思想崩裂，成长过程中的种种不快遭遇如洪水猛兽，黑暗记忆一涌而至——外祖母的体罚及语言暴力、亲生父的遗弃、亲生母的“缺席”、还有读书时代的自信剥落、留学生活的无助与焦虑，以及第一段婚姻的触礁挫败……凡此种种，她一度是一个失心的孤魂，有勇气求死，没勇气求生。

《忧郁病就是这样(一个忧郁病患者的自白)》作者李子玉以率性细腻的笔触，诉说成长过程中苦无出路的艰涩，与读者分享她跟忧郁病多年来的纠缠与搏斗经验。温婉率性的笔触下，反思个人成长之种种，这不单是写给忧郁病患者及其亲友的书，还是写给繁忙都市人的书、写给愿意分享的人的书。

序言 走出忧郁的黑夜

自序 心病还须心药医

第一章 童年的回忆

第二章 从少女到少妇

第三章 我的黑暗岁月

第四章 信念崩溃与重建

第五章 学习与感悟

第六章 如何克服忧郁病

初版后记 人是不孤独的，也不应该孤独李欧梵

新版后记

生父消失 母亲变成“阿姨”

记得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两句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我想，并非每个少年都不知愁滋味，以我来说，年纪小小已经晓得什么是愁、什么是忧、什么是喜、什么是悲。

我从襁褓开始，已没有父亲，父亲不是逝世，只是跟我妈妈仳离了。妈妈为了养活哥哥和我，一度把我们交托给外祖母照料。那时候，母亲只身从广州跑到香港谋生，汇款养活身在广州的我们祖孙三人。一年后，她便申请我们到香港团聚，那时的我才四五岁。

妈妈早婚，二十岁未到已诞下哥哥，到我出生时她还是个少女，与我生父离婚之时不过二十岁出头。母亲天生个性坚强，尽管没受过许多教育，没有兄弟姐妹的扶助，但她情愿离开小康的夫家，孤身闯她的人生路，并决心以“寡母”身份，担起照顾我们兄妹俩的责任。

1958年，中国内地适逢“大跃进”后的饥荒，五十多岁的外祖母含辛茹苦地带着四岁的我和七岁的哥哥，幸好那时刚接到香港政府的批准，让我们离开广州到香港去，跟妈妈见面。我们先在澳门停留半年，才正式转抵香港。在澳门，我们有过一段美好的回忆，生活是愉快的。

到达香港后，妈妈早作安排，并给我们租下了一处安居之所，然而，她没有跟我们同住。接下来没几个月，她告诉外祖母说她要结婚了，她的男朋友是位富家公子，而且是名门之后，可算是“簪缨世家”。妈妈一个出身普通的女子，能够遇上这么一个好婆家，着实是不容易，更难得的是，男友为了爱她，答应迎娶她，并愿意为她隐瞒她曾为人妇、且有子女的身世。

那个年代，一个离了婚的单亲妈妈是难以再被名门富家接受的。然而，妈妈从此摇身一变，从妈妈的身份成了我们的“阿姨”，哥哥和我变成了她的外甥子女了。这种身份的转换，表面上看来简单，但对于幼小而又敏感的我，影响却是既深且远的。

记得有一天，外祖母郑重地和我说：“你们妈妈要结婚了，你们以后见她，要改口喊她‘阿姨’，如果遇上别人问及你妈妈在哪儿？可以说她一直在广州，未能来港，爸爸呢？就说他被汽车撞死好了。”当时，我支吾含糊地点头答应着，小脑袋却是浑噩一片，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可以直接喊妈妈呢？而且还得向别人撒谎，这么大的一个谎话，把我压得很重，后来，我更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在脑袋里反复吟念，以备将来告诉向我查询身世的同学。

其后的好一段日子里，我变成了一个满怀心事的小女孩。往往满腹疑团，却又不敢向大人提问，更糟糕的是，我认为妈妈再也不要我们了。妈妈有了新的家庭，成了大富人家的三少奶，相反，我们祖孙仨成了她的累赘。那段日子，妈妈每次回来探望我们都是一身锦衣，并乘坐继父驾驶的“凯旋牌”GH跑车回来。霎时，妈妈呈现在我眼前的形象完全改变过来，变得既亲且疏、既近且远。她一方面是我心中的女神，令我很想靠近她；另一方面，我又被她的庄严吓阻，不敢向她走近，只能用我弱小的幻想力，想象她搂抱着我，亲我的脸蛋儿。现实中，有好几次，妈妈半开玩笑地向我说：“阿莹真不够大方，鬼鬼祟祟地躲在婆婆背后，我又不会吃人。”看来，妈妈并环知道我当下的感受，然而，这感受却一直延伸地影响到我日后的害羞行为，使我严重缺乏自信和自尊心。

再婚后的妈妈只当了一年可让我和哥哥接触的“阿姨”，就跟随“姨丈”到英伦留学去了。“你们得陪伴外祖母”，这是妈妈跟我们说的，是故，我们继续跟外祖母留在香港。我当时想，也好，起码在往后的许多年，哥哥和我反而可以在信纸上称呼她为妈妈，总比面对面叫“阿姨”来得亲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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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病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生理、心理、遗传环境等诸多个因素互相循环影响形成的疾病。以当今医学之进步，还是无法说得清楚这种病症的病因。现在遗传基因学说发达，把忧郁病一股脑全归咎基因，恐怕也未必完全正确。但现代社会患忧郁病的人数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据一篇报道所述，美国有九百万人在服用抗抑郁药“百解忧”(Prozac)。其实还有更多的人患了忧郁病而不自知或者不肯、不敢正视面对。这是一种极为折磨人的疾病，患者如着心魔，痛苦不堪，病重者往往走向自杀一途。

李子玉(玉莹)曾罹患忧郁症达十年之久，严重时刻企图自杀四次，最后经过长年的挣扎奋斗终于克服病魔，走出忧郁的黑夜，恢复健康生活。她把她极端痛苦的患病经过从头写起：忧伤孤独的童年、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忧郁病魔突然的袭击、与第二任丈夫一同抗郁、最后皈依佛教，挣脱心魔，得到平安。子玉写这本忧郁病患者的自白，需要极大的勇气，面对自己，面对社会。她能够毫不遮掩地将自己的病情记录下来，而又对自己的病源病因作了非常坦白的自我分析。这表示子玉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面对自己，面对这个可怕的病魔了。

忧郁病到现在还是不为多数人了解，华人社会更视为隐症，子玉坦然将自己的病情公之于世，因为她有一个悲悯心愿，希望那些正在忧郁病的黑夜中孤独挣扎的患者，看到她这本自白书，受到鼓励，因而奋起抵抗病魔，克服厄运。当然，每个人的病情不一，但我相信一些同病者，看到子玉这本坦诚的自传，会感受到她那一份善心及温暖。

子玉的病根几乎都起因于她不幸的童年。父母早年离异，跟着外婆生活成长，可是外婆脾气暴躁，动辄打骂，幼年缺乏亲情的支撑，子玉变得内向消极。有时候童年没得到亲人的爱，一辈子也难补偿起来，这是弗洛伊德心理学派所研究的重大课题。第一次婚姻失败，终于触发了忧郁症的侵袭，第一任丈夫、子玉的表兄是位正人君子，可惜夫妻缘分不长久，可能子玉当时已经患病而两人尚未警觉。当子玉的人生坠入深渊之际，第二次婚姻却带来了晚到的爱情，她与第二任丈夫、当时的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正在享受新婚幸福的头一年，忧郁病的病魔又突然来侵，子玉与欧梵完全没有防备。子玉这本书，叙述了她与欧梵夫妻俩合力抵抗病魔，两人时而张皇失措，时而相拥对泣，这一节写得最是感人。最后似乎上天垂怜，子玉结上了佛缘，在宗教的慰藉下，得以逐渐走出黑暗。

子玉凭着勇气毅力，又很幸运地得到了丈夫的爱情支撑，加上宗教的力量，最后终于克制了忧郁，解脱心魔。她首先跟自己达成了和解，跟临终的母亲互相谅解，跟生命取得了妥协，最终求得心灵上的安宁，所以她写下了这本书，祝福其他同病者一样获得解脱。

子玉刚写完这本书，要我写一篇后记，自从七年前她的忧郁病折磨了我们夫妻整整半年之后，我们其后在香港“过平常日子”，对于这段往事，在时过境迁之后还有什么感想和反思？

今晨我把当年的日记拿出来重读(日记中的部分已经放在我们合著的《过平常日子》第六章)，摸着稍为灰黄的纸张，不禁悲从中来，感慨系之。边看边吃早餐，子玉坐在我身旁，看到我满面忧凄的样子，就默默地摸摸我的臂膀，我转眼看到她灿烂的笑容，安详又自在，不禁释然。“恶魔”终于离我们远去，希望它再也不重返了。子玉在旁边即时说：“现在和过去最根本的不同，是我的观念彻底改变了，以前时时怕忧郁病复发，现在一点也不惊恐，而且知道如何对付。忧郁病是一种绝对可以治得好的病，不是绝症。”

一点不错。过去这七年来，她比我更勇于面对一切的疑虑，而且成竹在胸。她的勇气和毅力从何而来？也许这正是她以自省的方式写下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勇于面对自己的过去，并对问题加以消解也是预防忧郁病复发的主要治疗方法，当然更重要的目的是把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希望有助于目前不知何去何从、受抑郁情绪困扰的读者和其亲友。我的这篇后记。也从这个立场出发，除了从我的角度来反思子玉这段煎熬外，也希望为其他患者的亲友提供一点个人的经验，以便帮助他(她)们照顾病人。

忧郁病的英文名叫Depression，也有心灰意冷、心情沮丧的意思，所以它既是“心病”，也是疾病，由脑垂腺分泌失去平衡而引起的。一般人往往以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过一阵子心情就会好了，所以不愿就医治疗，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我的经验(我以前也是无知得很)，必须身心并重。

西洋的疗法，就是身心并重，即同时看两位医生：一位专门下药，从病理下手；一位则定时而不断地和病人倾谈。在香港和其他亚洲地区，这两种专科往往集中在一个医生身上，既下药又要揣测病人的心理状态，因此往往兼顾不了。然而，外国的方法也有弊病，太过专业分科，而且在心理治疗(therapy)方面太注重理性分析，而所谓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方法——让病人躺在长沙发上任他胡言乱语，再从而追溯到儿时经验，也治不了突发的忧郁病。

当子玉这个旧病复发的时候，我起先毫无心理准备。她接到母亲得癌症的电话后，连夜失眠，我在她央求下请学校的医生为她开一剂安眠药，可依然不见效，如此持续失眠(整夜睡不着觉)一个礼拜，我才带她去看病理医生，证实忧郁病复发，立刻开药方。然而西药有多类，也各有不同的效用，而且往往要在病人服药两三周以后才知道是否有效，如果不行还要换药。此外，药量在开始时很少，须逐渐递增，就是怕引起不良的副作用。可以想象，病人在此段时期所受之苦，然而，照顾病人的亲友当然更着急了。我和子玉就有这种经验，而且我比她更手足失措，她早已痛苦不堪，但还要怕我“失控”，其情何堪。

所以，事后反思所得的教训是：双方都需要有耐心，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也没有特效药，市面上买到的prozac并非万能，可能还有副作用。我为了多得到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曾经拼命看书。并请医生给我一个书单(当然是英文书)，可是仍然不得要领，有时看多了又自以为是，甚至会和医生争论起来，质疑医生给子玉开的药方。再后来，我和子玉的香港医生联络上，蒙他立即寄来当年用药的药方和剂量，才可以对症下药，然而那已经是病情复发整整两个月之后的事，子玉的心情才稍见平稳，可是这时的她还是没有精神，且垂头丧气，每天不愿起床，俨如一个木头人；有时候子玉在下午碰上向她袭击的“恶魔”，她又会心情转坏，直到深夜精疲力竭后才能入睡。

如此这般，第二天又重复同一个症状，时日一久，连我这个照顾她的丈夫也急躁起来，时而大发脾气，在内外双重压力(我还要教书)之下，自己也差一点患上情绪病。所以，照顾病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有耐心。

忧郁病的疗程大致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初患或复发时期，严重的(如子玉)至少一个月，这是病人最痛苦的阶段，他们甚至感觉痛不欲生而产生自寻短见的想法，而偏偏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病人却要经历试药和配方(内中大有学问)，配错了当然不见效，甚至会令病情更坏！所以，在第一期要千万小心，最好不要离开病人(最严重的需要住院)，以防意外。我记得自己紧张的时候，连家中厨房里的菜刀也藏起来，生怕子玉再寻短见，并且苦苦哀求她不要离开我——毕竟这一次不同了，她不再孤独，身旁已有我这样的一个新婚丈夫。如果子玉离我而去，我苟活于世又有何意义？想必会返回香港暴饮暴食(因为没有勇气自杀)而死！事后每谈起我的这段说话，顿成笑料，可见当时之不容易。

第二个时期是“稳定期”，时间最长，子玉的经验是足有四个月之久，甚至更长。

所谓“稳定”，指的是病人心情依然“稳定”低沉，但情绪变化却有规律(例如子玉在上午昏昏欲睡不愿起床，下午情绪却逐渐陷入谷底，晚上稍好，深夜略为平静，可以安眠)，周而复始，其实没有起色。有时候几天稍好，过了几天又坏了。在我的日记中处处写到这种情况。我用的形容词也从第一期的“痛苦”“难受”‘好辛苦”，到第二期的“无聊”“烦闷”和“急躁”。每天看见子玉，想着要她可以真正痊愈、重见光明，似乎漫漫无期！更可怕的是，有时候病人会在深思熟虑后反过来走向自杀之路，因为在第一期完全没有心力，第二期才有所行动。

这个时期，总算唤起子玉无比的毅力。在我央求之下，她开始和我到健身房去作踩踏板运动，每天至少一小时，我也故意选在她心情最差的黄昏，逼着她随我出门，拼命运动，大汗淋漓之后，至少血脉疏通了，子玉亦有少许心情煮饭进餐，没有胃口的她，煮菜也千篇一律——鸡丁炒青豆，惊喜尽管没有，营养却是不乏的。

这个时期的子玉心情上虽然渐趋稳定，但身体上还有大小毛病，精神患得患失。子玉时有便秘，左眼也不好，一会儿她又说皮肤坏了，气色之差当然更不必提。有几天心情略好时，她会涂点口红，但始终无心刻意化妆，大多数时间子玉还是不思打扮，也不愿见人，仅接受几位熟朋友的照顾(因为我还是忙着授课)。打从三月中忧郁病复发，到四月底进入“稳定期”，直到我六月初授完课学期结束后，子玉依然没有太大起色。暑假开始，我空闲多了，才能约友人带她一起开车出外游玩，当时子玉也勉强打起精神参与，回家后却往往心情转坏，最后我只好施出“绝招”，带她返回香港——即她成长的地方。

当时子玉的美国医师也同意，认为文化环境许有帮助影响，但不敢肯定。八月中回港，我们到处求医，这一次当然找中医了，还有一位台湾的气功师(我们为此飞台湾两次)，后来经朋友介绍，找到一位信佛的年轻中医师张琛，子玉与她一见如故，十分投缘，见面后不到两周，子玉的忧郁病就痊愈了。

第三期的痊愈期可能和第二期分不开，当中何时由“稳定期”转向痊愈期，谁也说不准。

也许在暑假子玉的情绪已逐渐返升，尽管依然反复无常。如果我们八月不返香港而留在美国，子玉是否痊愈？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一定会，但可能花的时间更长一点，全看她个人和环境互动的关系。相比下，上一次子玉的忧郁病复发时还身在香港，而且拖了一年之久！

那时候(1997—1998)，她孤家寡人，和前夫文正早已分居多年，心情更形落寞。这一次的发作，开始时情况也很严重，但痊愈期快多了，只需半年就好。而且这次返回香港，子玉是不孤独的，她除了我之外，文正也成了老友，也不停地为她打气，我们三人时常见面，无形中她的一个心结也化解了。

我在“总结经验”后，所得到的结论有下面几项，聊供有心读者——特别是病者的亲友参考：

(一)忧郁病既是心理病又是生理病，不可等闲视之，病人的亲友更要付出大量爱心、耐心和同情心。严重的病情——如有自杀、自残或其他暴力倾向——必须事先预防，千万不能大意，最好不要离开病人，如自己上班事忙，也必须请病人的其他亲友轮流照顾。打电话看似是一个办法，但并不尽然，因为病人即使愿意通话，放下听筒后可能心情更糟。

(二)必须服药，但切记小心，这是专业知识，有关服药必须听取这方面的专家医师的意见，至于中医或西医则见仁见智。我的折中看法是：中医主张气血调理，是全方位的，病人的身体也需要配合，西医则主张对症下药。目前神经科学(neuroscience)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达到“百发百中”的精确程度，所以不应迷信任何特效药，也不能随意到坊间买些“Anti-depressant”之类的“治情绪”药，对轻患者或者有效(其实只不过有刺激或放松的效用)，但对严重的患者完全无效。总的来说，西药多是专门“特效药”——如Prozac、wellbutr}n、Remeron——种类太多，五花八门，名称在各地也不同，它往往和治情绪药并用，缺一不可，是故，有关服药知识谨记请教医师。此外，服药必须持之以恒，痊愈后切记仍需服药，就是减药也需跟随医生叮嘱，子玉在本书中也再三提及，她上三次复发的原因，就是没有继续吃药。

(三)照顾病人，除了“三心”(爱心、耐心和同情心)之外，还需要了解并消除自己的心理障碍，因为到了第二期，病人和照顾者都会开始感到不耐烦，难免发生口角，有些书甚至说夫妻在这段时期因而反目！幸好我和子玉在这段时期从来未有吵架，尽管我的脾气愈来愈暴躁，可从来不曾发泄在她身上，我不过一直自责，有一晚还冲到浴室中对墙撞头，害得子玉赶快跑来安慰我。这一段也写在《过平常日子》第六章中。

忧郁病患者需要悉心照顾，而照顾患者的亲人其实同样需要被照顾，是故最好身边有所谓“支援小组”(support group)的组织，或与有类似经验的人互相交流支持，分享心得，特别在病人还未完全稳定的第二期。此外，我知道香港有这方面的社工和义工，只是当时碍于情面我没有参加，只是到处打电话和较相熟的亲友聊天，有时也冒昧以电话请教专家，并勤加阅读这方面的书籍，至少可以“自我增值”，得到少许安慰。

然而，当我把书本上学到的心理治疗方法用于子玉时，却不见效，因为她本能抗拒，而且我发现此类方法太过注重调查测验，譬如问病人每天做不同小事后的满意程度——喝一杯咖啡多少分？运动一次多少分？再把一周之间的升降指数平均计算。子玉后来说，她对于这些测验根本是信口雌黄，乱报一通，其实当时她对任何日常琐事都打不起精神做。至于我，“玩”了这种“理性游戏”数周后也决定放弃了。至于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对子玉亦完全用不上，她和心理医师(therapist)的定期倾谈不大见效，对于在东方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子玉，向来跟人交谈最看重彼此是否“投缘”，端看双方合得来或合不来，看来她不太喜欢和这个医生说话。

我认为以上三项都是“金科玉律”。此外还有一项，是我们的自愿选择，也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就是绝不隐瞒病情，都向亲友们公开。后来，我还鼓励子玉向所有愿意听的人讲述这段故事，过程中反而交到不少新的知心朋友。毕竟我们先打开心扉，别人也会受到感染，甚至一样把自己的心事秘密与我们分享。这段日子，我们的友情网络已逐渐形成，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来的一大乐事。想从前子玉在人前绝不提及自己的病，连每天见面的同事也不知道，难怪心情更为孤独。

要知道忧郁病不值得羞耻，它不是污名隐私，甚至值得“分享”，何况这种病愈加普遍，据说香港社会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或重或轻的忧郁病患者。有关机构——如各大小公司和政府各单位——也应该重视，目前似乎只有学校设有心理辅导的专门人员，幸好民间社团反而多了，这毕竟是一件好事。

打从2001年子玉的病愈至今，已有七年时间，我们夫妻的感情更为坚笃。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早已是患难夫妻了，先患难，后享福，因此对后来的平常日子更为珍惜，现在我的感觉和子玉患病期间恰好相反，那段时期真是漫漫长夜，度日如年，现在却是“度年如日”，怎么一下子就七年过去了？

在这过去的七年中，我们的生活经验更丰富更多姿多彩，毫不单调烦闷，反思起来，这何尝不是这场病的“恩赐”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原来我们的“大任”就是学着怎样好好地过日子。生命太可贵了，并不像日月星辰大自然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奉劝所有在人生旅途上受到挫折而灰心的人。千万不能以一时之失而放弃生命——所谓“看不开”，本来就是忧郁病的来源之一。

现在翻看当年写的日记，发现内中处处提到子玉对自己毫无信心、顾虑多端、绝望被动、麻木不仁，像“痛苦”“辛苦”“难受”“无聊”“烦闷”等词汇，用得最多。七年之后，我发现这些字眼几乎完全不适用了，代之而起的是“安心”“放心”“自由自在”甚至“享受”——最后这个词是我在吃子玉精心调制的“健康食品”时常用的，她现在做的菜真是既健康，又卫生；既有营养，又开胃！也许，这是我心情舒畅后的本能反应。

然而只有一个过去的字眼还是我常用的——“急躁”。子玉天生急脾气，我也是性急，但没有她反应快，所以外出行街或乘地铁时，她急得箭步如飞，我在后面总跟不上，于是，我常常用广东话大叫“勿急！勿急！”有时还加上一个意大利文的音乐名词“adagio”——慢板，香港的生活节奏毕竟太快了。

子玉对此也时有反省，但是还没有完全改过来。日常生活中，我们上街一向手牵手，原先是我怕她摔跤，现在是我拉着她为了让她慢走，慢慢两人就不知不觉间更合拍了。有了前事之鉴，我们总算学会如何调剂身心，自由自在。

现在的子玉更懂得安慰我，有时她见我急躁，受到外来的压力(特别是稿债)而心烦发脾气时，她总就会摸摸我的脸，甜甜地一笑，不说一句话，就叫我安静下来，然后我会打开唱机，听听莫扎特或巴哈，令急躁的脾气顿然消失。

我终于领悟到，这些年来，子玉非但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且兼顾到我，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定了一个温馨又适意的基调。我对于子玉的报答，其实很有限，就是鼓励她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从书法到写作、从绘画到浇花、从读闲书到听粤曲，并且多交自己的朋友。我更要她把自已过去的经验和盘托出，不必顾虑什么，反正她和我本来就是坦荡荡的人，对己对人都是一个“诚”字，管别人说什么闲话，甚至有时候她写完一篇散文会问我说：“写得还可以吗？别人看了怎么说？是不是我的文章太简单？”我觉得诸如此类的话可以抛诸九霄云外，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我，对自己一定要赤诚——“To thyself be true”，我认为这句英文诗中的名言最好。

今天的子玉在人生旅程上已经迈了一大步，她不再像以前一样——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被动而完全依从传统中国妇女的那一套“三从四德”。可悲的是，我发现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也看到不少人和当年子玉相似的女性，她们在这方面r直没有“解放”过来，即使外观上很时髦，甚至表现大胆，放纵欲望；但内心深处，“传统”想法依旧根深蒂固，至少部分中年妇女亦是如此。我担心她们这些“心结”一日不打开，当外在的压力——包括亲情的压力或其他生活中的失意事——日积月累，就会积郁成疾，由突如其来的事故引发出忧郁病来。

子玉写这一本书，写得很勤奋，我曾经担心她太过“入”了——让自己进入当年病魔的世界，然而这是多虑，原来她早已成竹在胸，每写完一段，给我阅读，只见其文再三自我解剖，不停反省，有时用字遣词也有抽象反思的意味，不禁令我暗暗惊奇。我对子玉从来不用“学理”，但她不学而自悟，这一切皆是从反思自我的经验得来，还加上她看过的大量有关医药保健方面的书籍，小说、文学书更不必提。这是一种心灵和精神上的积累，时日一久自然潜移默化，有助于她对于人生的自我了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这个意思。

阅读、书写和跟朋友交谈一样，都是一种沟通，也是一种自救和自助的方法。近年来我发现不少香港人不知道如何“说”出来，更遑论写作，“说”不只是普通的言谈，而是一种更深入的“表达”(articulation)，这才是自省的工具。反而言之，表达不出来而烦在心里，压多了必然抑郁成疾。所以，我觉得子玉的这本书，不单是“夫子自道”，也是为了自救救人，并推己及人，应能助益相知和不相知的读者。

在这个世界上，人是不孤独的，也不应该孤独。

2008年8月17日于九龙塘

子玉这本书叙述她与欧梵两夫妻合力抵抗病魔，两人时而张皇失措，时而相拥对泣，这一节写得最是感人。

——著名作家、作者好友　白先勇

我觉得子玉的这本书，不单是“夫予之道”，也是为了自救救人，并推己及人，应能助益相知和不相知的读者。

——著名作家，文化评论员、作者丈夫　李欧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