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罕有的深度干校历史亲历记，以身边人的身份，首次大量披露顾准、俞平伯、何其芳、吴敬琏、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巫宝三、骆耕漠、陈瑞铭、张纯音等学部知识分子干校生活的一手材料和珍贵内幕。

《干校札记》收录了多张作者徐方多年珍藏的信件、照片、顾准遗物等的珍贵图片。

以少年视角剖析荒诞时代的历史光影，呈现另一种从未发现的知识分子群像。

读懂中国当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知识分子史的重要参考读本，历史研究者、爱好者必备。

吴敬琏、杨奎松、朱学勤、丁东、赵人伟等名家联袂力荐。

《干校札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纯音之女徐方所作的回忆录。1969年，徐方随母亲及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的一众学者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她，用少年的眼光写出了顾准、俞平伯、何其芳、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巫宝三、骆耕漠、吴敬琏、陈瑞铭等知识分子的灰色往事，首度大量披露了其中鲜为人知的一手材料。《干校札记》另外还收录了作者关于张纯音、张耀翔、陈翰笙和孙家琇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回忆文章，具有极高的史料和文学价值。

回望干校年代——《干校札记》序 吴敬琏

干校札记

 整装待发

 初来乍到

 干校营地

 卧虎藏龙

 认识顾准

 50年代老“海龟”

 安营扎寨

 劳动锻炼

 干校生活

 告密文化

 清查“五一六”

 公社中学借读

 非正常死亡

 重返故地

 尾声

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初相识

 经历干校

 亦师亦友

 最后的夙愿

 母亲与我

我所认识的顾准

 谆谆教诲

 舐犊之情

 春蚕到死丝方尽

 手足情

 生活中的顾准

 诀别

忆外公张耀翔

 求学之路

 学术生涯

 国破山河在

 壮志未酬

 劫后重生

跟陈翰老学英语

认识孙家琇

附：《干校札记》读后 赵人伟

后记

认识顾准

如果今天问我，当年跟随母亲下干校有什么收获？那我一定会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认识顾准。

记得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仓库集中吃饭。在南北两排上下层的大通铺之间，人们用桌子两两并在一起，摆成长长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盏马灯。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近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两侧，场面蔚为壮观。

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先后两次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的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心想：这个伯伯好可怜啊……

对于右派，我并不感到陌生，家里亲戚当中就有好几个，母亲常带我去探望他们。她告诉我，右派因言而获罪，往往是一些性格耿直的好人。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更不感到意外。她是个仗义豪侠、乐于助人的人。记得“文革”初期，一次母亲听说造反派第二天要去抄孙冶方伯伯家，赶紧跑到他家去报信。结果孙伯伯赶在抄家前夕转移了所有要紧的东西，躲过一劫。

母亲跟我讲到顾准伯伯后，我开始注意他，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干活儿。一次看见他一个人在那儿筛沙子，不停地挥动铁锨，干了很久很久……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已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儿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去时整个气氛“左”得出奇。食堂伙食很差，每天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不但见不到肉，甚至见不到一点油星儿。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董辅礽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她想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应该给他送一些吃的。可伯伯当时是监管对象，处境极为恶劣，时不时会挨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给他送东西了，于是母亲让我去送。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孩子，不引人注目。

我趁大人出工时，悄悄溜进棉花仓库，把奶粉等食品塞在顾伯伯的被子里。这时一个“老左”突然回宿舍取工具，看见我，满脸狐疑地问：“你在这儿做什么？”我怕他发现藏在被子里的东西，赶紧坐在顾伯伯的床上，说自己在等一个小朋友，他这才走掉。

我怕伯伯不知情，打开被子时抖搂那些食品被人发现，得想办法告诉他。我看到他在一处干活儿，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走过去，跟他擦身而过时低声说一句：“注意你的被子里有东西。”他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做这件事时我紧张得要命，心都快跳出来了。完成任务后异常兴奋，感觉像是地下党在接头。

一来二去慢慢熟了，没人的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问题很严重。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进度，只有我一个人例外。

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数学。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教学相长’，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盒子里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拿去用吧，用完后再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

后来我们住进自己盖的席棚子。这种临时住所八面透风，冬天冷得要命，只好生火取暖。“炉子”是用十几块砖搭成的，煤的质量又不好，很容易灭。顾伯伯那时除了参加各种劳动外，还被指派照看炉子。瞧见没人的时候，我就坐在炉火边跟他聊天。

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来说也是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可斗争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伯伯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后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

干校后期，工作重点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已不再干体力劳动，每天集中精力搞运动。顾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放松，开始着手艰难的探索研究，他要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是易卜生创作的话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她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于是毅然出走。娜拉勇敢地寻找新生活，激励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大批进步青年。可是，鲁迅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可出走之后呢？也就是说，破“旧”了之后如何立“新”。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革命革得怎样彻底，也不能说取得了成功。

顾准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特别1959年下放到商城，在那里经历了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提出这样一连串疑问：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什么会出现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 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裕起来？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吴敬琏传》，第49页）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顾准伯伯和吴敬琏叔叔私下里研读一些自己带来的书。一次伯伯正在读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被刚好路过的军宣队吴参谋看见了。他大声训斥：“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顾伯伯只好把书收起。当时只准看六本书，都是一些对马列经典著作的注释。过了几天，顾伯伯拿着一本《“左派”幼稚病》辅导材料去问吴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吴参谋傻了眼，回答不出来。顾伯伯当众说：“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代表后来知道这个人不好惹，只要一看见他，就远远地绕着走。（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顾准日记》附录）

那本《圣经》（新约全书）是顾伯伯于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摊上淘到的，上面有他的签名。这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在他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这本书作为遗物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作用。

今天如果让我写一个名单，列出对自己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那么排在首位的无疑是顾准。

P12-16

回望干校年代——《干校札记》序

吴敬琏

一

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58年，中国科学院的这个学部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因此社会上通常把它简称为“学部”）全体员工和家属分批下放“五七”干校。两干多位学者，其中包括数百位中国顶级学者，根据“扎根农村”、“滚一身泥巴”的要求来到河南信阳地区农村，先在息县，后在明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历史事变。

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绛先生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干校六记》，记述她在学部干校经历的往事。这本书三十多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备受经历过“文革”动乱和没有经历“文革”但想一窥究竟的人们喜爱。不过，钱钟书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小引》里指出，《干校六记》对干校生活的记述还有所不足，如果说沈复的《浮生六记》“仅存四记”，那么，杨绛的《干校六记》就“应为七记”，因为漏记了参加政治运动的感受。他希望有那么一天，“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的确，学部干校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值得认真记录和深入研究。但这样的书在《干校六记》之后迟迟没有出现。所以，当徐方拿来《干校札记》书稿时，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终于又有了一部关于学部干校的新书，记录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事变，可供后世追索研究。

徐方的《干校札记》还有一个地方与其他有关干校的回忆不同。她跟她的妈妈，也就是我在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张纯音来到干校时，还是童心未泯、较少受到政治灌输污染的少年。所以，这本书既不是从“五七战士”的视角，也不是从政治运动参加者的视角去描述干校生活，而是用一个少年人的眼光去观察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成年人的活动，常常能够在成年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异于常理之处，因而弥足珍贵。

二

“五七”干校得名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也就是他在1966年5月7日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后写给林彪的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的所有单位都要像部队一样，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部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要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也要创办工厂，生产产品，还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对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页）

这封信写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时期。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除解决领导集团人事问题外还有建设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目的，那么，兴办“五七”干校可说是这个宏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亲聆毛泽东讲解“五七指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毛泽东认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从中“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共识网2013年12月24日）。

“五七指示”绘出的蓝图让人想起毛泽东八年前建立的“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在他的一手推动下，在1958年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农村由高级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了人民公社。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出现，“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五七”指示和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很不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政社合一和工农兵学商一体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显然较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权利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

……

在息县时，当“革命群众”开会的时候，劳改犯们就待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听候传唤。不挨斗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到明港以后，全连和全干校的大会开得很多，而监管对象是没有资格参加的。我们两人就躲到“革命群众”用来开小会的席棚里，一边读书，一边进行讨论，在东西方文明源流的对比中探求对中国历史发展中疑难问题的解答。关于“评法批儒”问题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在1968年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批评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崇儒反法”的观点。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后，开展了“批陈整风”，“崇法评儒”潮流开始兴起。1971年林彪坠亡后不久，“批林批孔”更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也读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还有《韩非子》《荀子》等书。

拿中国的传统思想来和希腊、罗马以降的西方思潮作对比，就可以看到东西方文明源流存在的巨大差异。按照顾准的说法，所谓“文艺复兴”，也就是“回忆希腊、罗马往事”的运动，所以，现代思想家“言必称希腊”，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这一艰苦探索成果的基础上，顾准从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神话罗网中破网而出，对中国革命胜利后20年出现的问题和现象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由此也找到了“娜拉出走”能够真正取得成功的正确道路。你看，顾准发出的呐喊是何等义无反顾、掷地有声：“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顾准文存·顾准文稿》，第454页）

与顾准的相知不仅使我更深一层地看到了“文革”的专制主义实质，也帮助我重新认识自己过去走过的道路。由此开始的独立思想里程，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八

读徐方这份书稿，使我想起很多往事，也想起她的母亲、我的老同事张纯音。张纯音在和顾准的交往中深深为他的精辟见解和超人才华所折服和吸引，做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她们一家人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尽自己的可能呵护帮助顾准，使他能够在短暂生命中为我们留下了其价值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也要感谢徐方，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孕育顾准思想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以及一批曾经对多灾多难的祖国满怀期待，然而生不逢辰的知识分子的际遇。

当然，在学部干校时，徐方还只是一个阅世不深的少年，我们不能要求她对半个世纪前“五七”干校发生的历史事件作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刻的解读。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待于我们这些亲历过或者没有亲历过的后来者的努力。这是我们对民族乃至对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5年4月30日

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于1969年11月在河南息县成立干校，历时近三年，迄今已有四十龛载。当年笔者随母亲下放时，虽然只有十五六岁，却正是人生记忆力最好、最敏感且求知若渴的时候。身处一大批当时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之中，周围的很多人和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5年6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息县政府曾联合举办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作为一个当年的“小五七”，笔者也应邀参加。重返干校旧址，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再见到当年一起下放的许多叔叔、阿姨时，36年前发生的许多往事，一下子涌到脑海，并且历历在目。触景生情，心里有个冲动，要把那段经历写出来，于是把想到的一点一滴简要地记在本子上。可回来之后真一动笔，又感到极为困难。主要是因为时间隔得太久，个人记忆有限，全面写干校实在不易。而母亲已故去多年，不能跟我一道回忆昨日往事，使写作变得难上加难，于是就放下了。

去年，在海外“文学城”网站开了博客。把以往发表的几篇回忆顾准等人的文章陆续贴出来，引起很大反响，读者纷纷跟帖。老友关慎捷先生得知我曾有写干校的念头，认为这是一项为历史存证的工作，非常有意义，鼓励我一定要写出来。在写作过程中，他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大大拓展了文章的广度和深度，对精准、生动地再现当年那段历史帮助极大。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这本书。在此，谨向慎捷老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里特别要感谢吴敬琏、赵人伟两位叔叔。他们都是母亲在经济所的老同事、老朋友。虽年事已高，却记性极好，对我的写作非常支持。吴叔叔是个大忙人，却先后两次与我长谈，讲述他在干校的许多经历和生动的故事；赵叔叔近几年一直照顾身患重病的夫人，极为操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认真阅读了全书，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素材，并指出文中记述不够准确的地方，使其更趋完善。

需要提到的还有当年一起下放的陈瑞铭、经君健、张曙光、陈长源、方留碧、王淑文等几位叔叔、阿姨以及干校派到东岳公社中学教书的汪子春老师。笔者多次或当面、或通过电话，向他们了解、核实当时的一些情况；他们也讲述了很多自己在干校的经历及所见所闻，使笔者能够多方位翔实记述干校生活。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要特别感谢丁东先生。我是在1996年陪陈敏之伯伯联系出版《顾准日记》时认识他的。丁东先生是著名学者，多年来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和研究，目光极其敏锐。在此之前他已了解到我和母亲与顾准伯伯的交往，建议我把这段故事写出来，于是就有了《两代人的良师益友——忆顾准伯伯》一文。经他推荐，发表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博览群书》杂志上，后来又收入他编的《风雨同窗》一书。多年来，丁东一直鼓励我记述青少年时代接触到的老一辈德高望重的学者。在他的建议下，又陆续写了《跟陈翰老学外语》《我所认识的孙家琇》《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忆外公张耀翔》《干校札记》等。经他推荐，先后发表在《老照片》《温故》等杂志上，最后编成此书。

杨绛先生34年前写了《干校六记》，记述她和钱钟书先生下放到学部干校——那段作为“干校学员”的生活和感受。笔者则以一个少年的视角，既身在其中，又是局外人，试图尽可能忠实地记录当时的一些人和事，也想在经过几十年沉淀后的今天，为读者提供一些见解和思考。

2015年3月28日

于日本东京

这本书既不是从“五七战士”的视角，也不是从政治运动参加者的视角去描述干校生活，而是用一个少年人的眼光去观察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成年人的活动，常常能够在成年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异于常理之处，因而弥足珍贵。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

干校的生活对于当时还年少无知的我来说，说不上有多苦，但亲眼看到父亲被他的同事们批斗，亲身经历好伙伴顺利参军、自己却被挡在门外，再无知的少年也还是会感受到政治的某种残酷性的。感谢徐方提供了一个观察干校的新视角，也感谢徐方用一个少年的视角向我们描述了包括顾准在内的父辈们当年在干校生活的一个侧面。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数年前我们曾读到《安妮日记》，记述一个德国女孩眼中的纳粹时代——羞辱知识、璀璨文明、荼毒思想、草菅人命。所有这些，我们也曾发生过，只是移置为一个农业社会背景，较为散漫，更为愚昧，颇具“特色”。中国有没有《安妮日记》？如有之，请读这本《干校札记》。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整个“文革”都处在恶斗之中，干校也不例外。……在恶斗的环境下，人性中残忍的一面就会发作起来；在权钱交易和物欲横流的环境下，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就会发作起来。我想，即使在客观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也是不可能被泯灭的。札记所回忆的干校中张纯音母女偷偷将奶粉送给顾准滋养身体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赵人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

四十年前，徐方给重病的顾准写了一封信，让这位思想界的先知在临终前得到莫大的安慰。四十年后，徐方写成了这本书，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硕学鸿儒，留下了息县“五七”干校的特殊一幕。

——丁东（当代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