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俄国犹太移民，贝娄的父亲亚伯拉罕·贝娄从未肯定过儿子选择的写作道路——那一代的“俄国－犹太父亲天生就是专制的”（贝娄写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在他去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亚伯拉罕掏学费都是很勉强的。贝娄的前两部小说成功后，他的父亲也没有承认过他，只是说你的首要身份还是“我的儿子”。老亚伯拉罕死后，索尔·贝娄迅速地写了《抓住时机》，讲述了一个电影梦破碎的犹太男子向富裕的医生父亲求助未果、崩溃的故事。

《抓住时机》是索尔·贝娄最著名的中篇小说。小说描述了威尔姆？阿德勒失败又疯狂的一天。索尔·贝娄在这部小说里影射了他和从未肯定过自己的父亲的关系：威尔姆是一个失业、身无分文的末流演员，刚和妻子分居（但对方为了经济问题又拒绝离婚），绝望之中他向德高望重的医生父亲阿德勒医生求助。

在百老汇大街的酒店里，父亲用实用主义的冷漠批判了威尔姆的缺乏远见和软弱性格，并拒绝他的资助请求——而在附近的期货交易所里，神神叨叨的蹩脚哲学家、真骗子塔姆金正把威尔姆的最后一点积蓄投入荒唐的交易，并逃之夭夭。在喋喋不休的自我清算中，威尔姆意外地冲进一场葬礼，用泪水化解了“自我的负担”。

重读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

抓住时机

索尔·贝娄年表

谈到掩饰烦恼，汤米·威廉的本事一点也不比身边的人差。至少他这么认为，并且有那么一些支持他的证据。他曾经是个演员——不，不完全是，一个临时演员——他知道表演应该是什么样子。除此之外，他抽雪茄，一个男人抽着雪茄，戴着帽子，他便占据着优势；比较难以弄清楚他感觉怎样。他从二十三楼下来吃早餐之前，先到底层夹楼的旅馆大堂去取邮件。他相信——他希望——他看上去还说得过去：一切都不错。这纯粹是个希望的问题，因为目前他几乎已经竭尽全力。到十四层楼，他期待他的父亲走进电梯来。他们经常这个时间见面，在去吃早餐的途中。他会担心他的外表，主要就是因为他父亲。但是电梯并没有在第十四层停留，而是继续下降下降。然后平稳的门打开，旅馆大堂巨大的深红色高低不平的地毯，波浪似地涌向威廉的脚下。大堂的前景很暗，令人昏昏欲睡。法式窗幔好像船帆，把阳光挡在外面。不过三扇又高又窄的窗户开着，在蓝色的天空，威廉看见一只鸽子正要停落在—根巨大的链子上，链子加固了大堂正下方的电影院门口的遮篷。一瞬间，他听见翅膀强有力地扇动着。

格洛丽亚娜旅馆的客人大都过了退休年龄。沿着百老汇大道，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们，这里住着纽约庞大的老年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除非天气太冷，或者下雨，否则的话，他们会坐满带围栏的小公园周围的和沿着街边地铁通风格栅板摆放的长椅，从威尔第广场一直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们挤满零售店、自助餐馆、廉价商店、茶室、面包房、美容院、阅览室和俱乐部。混在这些格洛丽亚娜的老人中间，威廉感到很不自在。与他们相比，他还年轻，四十多岁，身材高大，白肤金发，肩膀很宽；他的背粗壮结实，就是有点驼了或是变厚实了。早餐后，年老的客人们坐在大堂里绿色的皮椅和沙发上，开始飞短流长和浏览报纸；除了消磨时光以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可是威廉习惯于活跃的生活，早晨喜欢精力充沛地出去走一走。好几个月了，由于没有工作，他通过早起来保持士气；修面剃须，八点钟出现在旅馆大堂内。和父亲一起进去吃早餐之前，他买报纸和几支雪茄，喝上一两杯可口可乐。早餐以后——出去，出去，出去处理事务。出去本身就变成了主要的事务。不过他意识到，这样的情形不可能继续持续很久，今天他有些害怕。他意识到他的例行程序将要打破，他觉察到，早有征兆而至今没有成形的一种巨大的麻烦就要出现。傍晚之前，他就会知道。

尽管如此，他还是按照每天的惯例穿过大堂。

鲁宾，报刊售卖处的那个人，眼睛不好。他的视力也许实际上并不弱，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好，带皱褶的眼睑耷拉在眼角上。他衣服穿得很像样。这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大部分时间他都站在柜台后面——可是他穿得非常好。他身着一套深咖啡色的西装，袖口让他瘦小的手上的汗毛显得很难堪。他戴着一条色彩鲜艳的玛拉公爵夫人领结。当威廉走近的时候，鲁宾没有看见他，他正出神地看着几个街口之外的安森大饭店，从他那个角落正好可以看见它。安森大酒店是邻近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地标，它的建造者是斯坦福·怀特。它看上去就像布拉格或者慕尼黑的巴洛克宫殿，只是被放大了一百倍，有塔楼、圆屋顶、铁铸的回纹浮雕和垂花雕饰，还有金属制的巨大隆起和气泡，由于日晒雨淋而颜色发绿。黑色的电视天线密集地架设在它的圆形的屋顶上。随着天气的变化，它看上去可能像大理石或者海水，黑色像雾气中的石板岩，白色像阳光下的凝灰岩。今天早晨，它看上去就如同自身的影像倒映在深深的水中，上面是白色的积云状，底下是变形的洞穴状。两个人一起注视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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