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枫、黄永峰著的《吴佑寿传(一个老归侨的人生足迹)》这本传记忠实地记录了吴佑寿先生青少年时期艰辛的求学经历，详细地叙述了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吴佑寿先生带领科研团队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通过一些典型事例系统地介绍了吴佑寿先生的治学理念，对读者了解吴佑寿先生不平凡的一生很有帮助。

吴一枫、黄永峰著的《吴佑寿传(一个老归侨的人生足迹)》全面记述了我国著名电子学家吴佑寿的成长经历、奋斗历程和在教学科研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介绍了他在60多年漫长的学术生涯里，以科学救国、富国强兵为己任，坚持“自主创新是立国之本”的治学理念，在电子信息科学技术领域勤奋耕耘，所取得的丰硕的教学与科研成果。本文通过大量科研丁作的实例，呈现了他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锲而不舍、迎难而上的工作作风；还通过他的教学实践活动以及一些学生和同事的回忆片段，展示了他在教书育人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所培育出的满园桃李。希望本书能为读者更好地诠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同时也能为读者很好地展现一位爱国归侨充满活力的人生足迹。

本书适合于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广大从业人员和广大关心中国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公众阅读．对于科研人员、教育T作者和在校学生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第一章 奔波的童年——“我们的根在中国”

生于曼谷

根在“唐山”

启蒙坤范学堂

难忘的曼谷“中中”

求学香江

沦为难民——返回潮州老家

第二章 漫漫求学路：从梅县到昆明

梅州中学

从中央政治学校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电机系

在学生运动中接受进步思想

复员

回泰国探亲

第三章 完成学业迎接解放

来到清华园

“蒋管区”中的小解放区

毕业留校

加入中共地下党

难忘1949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参加土改

第四章 无线电系与院系调整

“襁褓风波”

系秘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

学习苏联

实验室建设

毕业设计“真刀真枪”

第五章 开我国数字通信之先河

话音脉冲编码调制（PCM）系统，开我国数字通信之先河

PCM的研究是怎样开始的

话音编码终端的改进

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保驾护-航-SCA型数传机系列的研制

无线数传——用电子谐振器实现的数传系统

有线数传——用有线信道来传送数据信号

SCA一3数传机的研制

让雷达看得更远，电话听得更清——参量放大器的研究

五公寓的灯光

“文化大革命”风暴

第六章 跌宕起伏的绵阳十年

艰辛的绵阳分校

几个小故事

抓“散伙风”

在绵阳的无线电系职工无愧于三线建设

被拖延多年的PCM系统-120路微波数字无人值守接力机研制成功

几度回首

帮七章回清华园：百废待兴

为无线电系回归清华园献策献力

回到清华园

重整旗鼓——全面恢复教学科研工作

第八章 教计算机识字——汉字识别

组建图像教研组

选择新的科研方向——汉字识别

知难而进——教计算机认识6763个（单体）印刷汉字

突破多字体汉字识别难题——建立CCG模型

从单语种到多语种文字混排识别

再接再厉扩大战果

走向世界——中日韩文字识别系统中标

永不停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第九章 让电脑模拟大脑：人工神经网络

中国神经网络委员会的创立

人工神经网络在汉字识别中的应用

身先士卒探索人工神经网络的奥秘

促进国际合作，让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对人工神经网络发展前景的展望

第十章 让中国数字电视标准在国际电信联盟（ITU）占有一席之地

“我和电视有缘”

“数字电视广播要采用我国自己的标准”

清华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与凌讯公司

DMB-T系统的诞生

抗御外标入侵

努力促进国标实施，得到香港政府首次采用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推动数字电视的产业化，到市场上去较量

无限风光在明天

第十一章 推动高新技术领域的研究

推动863计划通信高技术研究

前瞻性眼光——平流层通信系统的研究

平流层与平流层通信平台

平流层信息系统

推动在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

推动国家973项目——多域协同宽带无线通信系统的研究

第十二章 教书育人

初上讲台

坚持工作在教学的第一线

编写教材

科普读物

教书育人

良师益友

第十三章 建立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

立足国内勇于创新

导师队伍和培养基地的建设

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

改革完善博士生培养机制

统一标准加强管理

旁征博引妙语连珠

学科建设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跨世纪人才培养

第十四章 相濡以沫的终生伴侣

第十五章 鞠躬尽瘁

放眼未来

鼓励创新

回首往事怀念师长

整理教学科研资料

清华情怀

工作之余

飞雪伴君归

附录一 吴佑寿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二 吴佑寿主要著作与学术论文

后记

来到清华园

1946年10月金秋时节，吴佑寿和弟弟吴佑福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清华园。

曾经的清华园不愧是皇家园林。校园内绿树成荫，小河清流，柳丝迎风飘荡；典雅的二校门，朴素大方，罗马式大礼堂庄严宏伟。清代名相那桐书写的刚劲有力的“清华学堂”四个大字，令人景仰；还有藏书百万册的图书馆，带有室内游泳池的体育馆和大操场，都是年轻人学习和锻炼体魄的好地方。令人愤慨的是，日寇占领时期，清华园变成废墟，体育馆成为养马厩，图书馆是伤兵医院，高贵进口软木地板，也已残破不堪。电机系系馆外观依旧，但空无余物。学校接收的清华园，百孔千疮，百废待举。

回到清华园的头一年，电机系最困难的问题是回学校的教授较少。西南联大结束时，原则上各校教工各自返回原校。当时，电机系回清华的(正副)教授不多，原因之一是按照清华休假制度，在校工作的教师，包括教授和助教，任教5～7年就有一年学术休假，可以在国内或到国外学习、深造或工作。1945年前后，任之恭与孟昭英教授，以及钟士模、孙绍先等老师，都先后出国。1946年复员回北平的只有系主任叶楷和范崇武、杨津基等几位教授，不久电子学专家叶楷教授也出国了；最令同学们遗憾的是，马大猷教授虽然回到北平，但没有来清华，他受命回北大母校，创建北大工学院。范崇武和杨津基两位又都是电力方面的教授，这一年，电讯组方面就可能没有开课的教授了。

其实，当时回清华的教师并不少，他们的学术水平都不低，也都很有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经验，但按照清华的规矩，没有出国的教员不能提升为正副教授，也不能讲授本科生的课程，只能做辅助性的教学工作，当教授的助手，改习题，管实验，等等(虽然也有例外，如华罗庚教授，但属凤毛麟角)。幸好后来马大猷教授接受清华聘请，到清华来兼课，三年级第一学期的“电子学”就由他讲授。四年级第二学期有一门“电讯网络”，也请马老师兼课。清华实行学分制，只要上课时间不冲突，三年级的学生也可以选四年级的课程。“电子学”和“电讯网络”是电讯组两门重要的专业课，因此，三年级电讯组不少同学选修这两门课。大家对马老师都十分崇敬，能有机会再听他的课，都很高兴。当时，马大猷教授身负创建北大工学院的重任，还要来清华讲课，很不容易。从城里到清华园约20多千米，每天只有一小时一班的私营交通车，马老师只能乘这种车，往来跋涉，实在辛苦。

电机系1932年建系，1946年从昆明复员回北平。在这十几年中，电机系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没有变化，电讯的应用领域主要是电报电话，系统是模拟的，过程是稳态的，等等。二战期间，各种新技术、新应用和新武器，如雷达、导航、火箭，以及原子弹等等，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技术日新月异，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西方的高等学校，尤其是理工科高校的教学内容也随之不断更新。相比之下，我国理工科学校的课程设置就显得相当落后陈旧。

1947年春，复员后回到北平的第二年，不少在国外从事研究工作的知名学者孟昭英、钱伟长、闵乃大等，相继归来，许多出国深造的青年教师，如钟士模、常迥等，也学成归国。这些学者的归来，对清华的教学和学术风气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既加强了学校的师资队伍，也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还有新课程、新教材。他们陆续开设新的课程、举办学术讲座，在日常言谈之间，也介绍国外学校与学术会议的情况，这些活动大大地改变了学校的学术氛围和面貌。钟士模教授讲授“瞬变分析”；常迥教授讲授“电波学”“信号分析和处理”；闵乃大教授讲授“网络综合”等新课程。特别是物理系孟昭英教授在MIT从事有关雷达的研究，他开设了微波课程和实验，同时带回来各种微波元器件(包括属于战时机密的矩形波导管、谐振腔波长计、速调管、磁控管等)，在物理系建立了当时在国内独一无二的微波实验室，吸引了不少物理和无线电方面的专家学者与学生到实验室来参观学习和做研究工作，这更是大大地开阔了大家的学术眼界。此外，在其他科技领域，如与原子弹、火箭有关的近代物理和工程数学等方面，钱伟长等教授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的讲课和学术报告总是座无虚席。

可以说，1947-1948年这个时期，清华园在学术和政治活动两个方面，都掀起了不小的高潮。政治上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要民主，求解放，这些活动对吴佑寿都有深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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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肇始了共和，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曰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 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和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珞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机构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i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高等学校2263所，年招生6∞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铡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2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建设、大科学工程和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的、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请他们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4年6月3日，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持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本《吴佑寿传》终于面世了，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我们不仅仅是完成了一个作品，而更重要的是完成了对吴佑寿老师的一个承诺。

这本传记的编写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传记的最初版本是清华大学电子系教授黄永峰2012年在中国科协“老科学家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框架下写成的，它的题目是：“电子人生，学科的引领者——电子科学家吴佑寿院士成长历程”。这项工程是从传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开始的。由于吴老师一向主张低调的行事风格，故而能找到的相关资料比较少。当时可以搜集到的主要是2010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电子系组织他多年来的同事、学生撰写回忆性文章，汇集为《吴佑寿院士文选》。这些文章从侧面反映了吴老师始终以国家发展为己任，以培养人才为目标，努力做事而又淡泊名利的人品，同时也体现了吴老师严谨、求实、不断创新的科学态度，为我们了解吴老师的学术历程提供了不少信息。

黄永峰在写作过程中对吴佑寿老师进行过多次专访，吴老师的思维很清楚，语言表达也很清晰，加上在采访前曾做过充分的准备，所以访谈进行得非常顺利。每次采访前交给吴老师的提纲，他都会提前准备好，这一点让我们非常感动，所以访谈的气氛也很轻松，访谈人员可以自由发挥，能够了解到很多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他小时候求学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很具体的事件，先人学中央政治学校，但最终选择西南联大的具体原因等等，这些细节的东西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在访谈中吴老师还回答了一些在其他资料上未能解答的问题，极具参考价值。在资料采集的过程中，我们还收集了一些报刊、媒体对他的报道，查找了一些档案材料。比如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提供的资料中，我们查到了吴老师入学国立西南联大的注册卡、成绩单等非常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很好地印证了吴老师刚入西南联大时的那一段艰辛而又难能可贵的奋斗经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利用晚上的时间从事家教，结果一个学期下来，他的物理成绩只有60分。如果不是在第二个学期加倍努力，他险些没能进入电机系学习。

编写的第二个阶段是从2013年中国工程院准备为每位院士出版传记时开始的。当时中国工程院安排了一个三年的出版计划，并且希望资深院士的传记能尽早出版。吴佑寿老师对此也有强烈的紧迫感。他开始自己亲自动手，对黄永峰所写的最初版本进行加工、润色和修改。他主要对小时候在泰国曼谷的生活以及在广东潮州所受到的启蒙教育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他的早期学习生活。之后，他又对自己艰辛的求学经历补充了内容，添加了细节，并且对一些史实进行了修正。让我们看到从香港到广东梅州，从重庆到昆明，他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西南联大电机系找到了自己所喜爱的专业，并且最终在清华大学完成了学业。同时吴佑寿老师也对解放前夕在清华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初期清华无线电系的建立以及早期的教学科研工作增添了很多内容。

编写的第三个阶段是从2014年5月开始的。这时候，吴老师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对传记编写工作已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二儿子吴一枫接过了这部传记的编写工作，希望这样能使他的父亲能安下心来好好休息。吴一枫曾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学生，吴佑寿老师与他既是父子，又是师生。父亲与他经常谈论各自工作中的情况，所以他自认为对父亲的情况基本还是了解的。然而真正动手做起这项工作，才发现问题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首先，从完成的工作量来看，前半部分已有大概的雏形，后半部分则欠缺较多。其次。吴佑寿老师比较谦虚，在介绍一些工作时，讲述了很多他的同事所做的贡献，然而读者竞很难发现他本人到底做了什么。所以原稿对吴佑寿老师在很多科研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都没有准确的描述和严谨的评价。当时的稿件经过两个人之手，文章的语气有时像在写他人的传记，有时像在写自传。另外，原稿主要在讲学习和工作，缺少一些生活气息。

吴一枫接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原稿进行加工、整理和统一口径。然后他抓紧赶写后续章节。在这期间，他经常趁父亲精神还好的时候向他询问一些问题，征求他对书稿的意见，然而一旦谈话的时间稍长了一点，就会受到医护人员或家人的阻止，这给写作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经过努力，到2015年年初，他拿出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并以此向他父亲的一些同事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时，他在希望得到更丰富的资料补充的同时，特别希望他父亲的这些同事能实事求是地审阅这份稿件，如果有些事是其他人做的，一定不要安在他父亲头上。然而所有的反馈信息都是：“这个稿子写得太谦虚了，对吴老师的贡献应该有更高的评价。”这才使他放下心来，同时他也对“实事求是”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于一个人所做的贡献应该是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通过撰写这部传记，吴一枫对他的父亲有了很多新的认识。他第一次了解到，汉字识别的工作是在多么简陋的条件下开展起来的，用一台传真机和一台0520个人微处理机进行图像处理，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他也是第一次了解到，他父亲在从事人工神经网研究时，虽然已是70多岁高龄，还身先士卒，自己读文献，自己发展新算法，自己动手写文章。这些事例让他感动不已，同时也更加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他有责任尽力把这部传记写好，把他父亲做的那些对国家、对学校、对科技事业有益的事情记录下来，传播出去。

吴佑寿老师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这给传记的编写提供了很多素材，同时也给我们的整体构思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怎样才能全面地、真实地、具体地向读者们介绍吴佑寿老师的成长过程、治学理念、科学精神和思想品德呢?我们认为首先要抓住一条主线，而吴佑寿老师人生经历的主线就是以科学报国的强烈责任感来全面推动我匡信息产业向数字化方面发展的历程。更具体地说，在这本传记的写作过程中，我们的叙述是紧紧地围绕以下几个基本点展开的。

吴佑寿老师虽然生在泰国曼谷，但是他从小受家庭中国文化的熏陶，衷心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从泰国回到祖国求学，正好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对他带着弟弟在战乱中艰辛求学经历的叙述，向读者们展示了他是如何亲身体验到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他始终不忘“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为什么对科学救国和富国强兵有如此强烈的责任感。

吴佑寿老师在科学研究方面所从事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果无疑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他对国家和科技事业的主要贡献。所以我们在写作过程中，花了大量的笔墨详细地介绍了吴佑寿老师所从事的主要科研工作。吴佑寿老师在科研工作中所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数字通信技术的研究被认为是我国通信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工作。从那以后，他在科研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从远程雷达接收前端的参量放大器，到川沪输气工程急需的微波通信系统，从汉字识别，到人工神经网，从数字电视，到平流层信息平台，吴佑寿所从事的每一个研究课题，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要想把每一项研究工作介绍清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介绍一项理论高深的高科技科研工作，一定要把问题的难点以及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交代清楚，这难免要使用一些专业术语和外行人很难看懂的名词。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准确地表达一项科研工作的内涵，就可能会减少文章的可读性。我们在写作时，十分注意同时兼顾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的不同需要，在讲清一个专业问题的同时，尽量用一些通俗的语言对它进行解释。例如，在介绍数字通信的概念时，我们用了“烽火台”的例子来形象地描述如何通过“O”和“1”这两个数字来传送信息。其实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作者的发明，当年吴佑寿老师就经常用“烽火台”来解释数字通信的概念。总而言之，我们的目的是使更多的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传记体会到吴佑寿老师在科研道路上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而不是被天书般的专业名词拒之门外。

除了科研工作之外，教学工作是我们写作的另一个重点，吴佑寿老师从教60多年，教授过多种不同的课程，培养过大批高水平的学生，这是显而易见、人所共知的。然而我们想要展现给读者的是吴佑寿老师不仅重视“教书”，而且重视“育人”，因为他给学生传授知识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我们在写“教书育人”一章时，着重介绍了吴佑寿老师是如何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另外，也通过很多学生、同事的回忆文章从另一个侧面讲述了吴佑寿老师是如何通过言传身教告诉他们如何“为学”和怎么“做人”。编写教材是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本书中，我们不仅介绍了吴佑寿老师编写的《高频电子线路》等教科书，以及作为主编所出版的“电子线路”“国外电子与通信教材系列”等具有影响力的系列丛书，我们还介绍了他所写的《无线电基础知识》《通信的过去和未来》《教电脑识字》等科普通俗读物，以及作为主编所出版的“自然科学小丛书”。我们想强调的是吴老师在培养清华这座高等学府的大学生、研究生的同时，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广大的青少年，投向那些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边远地区的读者，他这种提高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水平的胸怀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作为一个教师，吴老师曾经培养过大批的高级人才，其中包括80余名博士生和硕士生。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的骨干，其中还不乏有国家高级领导人。“桃李满天下”是一个教师最大的荣耀，吴老师每当谈起这个话题都如数家珍。在本文中，我们通过一些图片、回忆录和文字介绍了吴老师与一些过去的学生和杰出校友的互动，我们认为这是对吴老师在人才培育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最好展示。

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曾经大力倡导培养“双肩挑”的人才，吴佑寿老师就是“双肩挑”模式的积极践行者和典型代表。本书在介绍吴佑寿老师在教学科研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介绍了他在行政工作中所发挥的重要领导作用。他担任过系秘书、教研组主任、系主任、校研究生院院长、国家教委科技委常务副主任，同时兼任过校外多种学术机构的领导工作。在各个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他都显示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然而我们在本书中着重详细讲述了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吴佑寿老师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其一是在无线电系在“文化大革命”后从四川绵阳返回北京后，吴佑寿老师被任命为常务副系主任、系主任，在那个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他是如何带领全系教职工，迅速恢复教学科研工作，及时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或创建新的学科，使无线电系的工作迅速走上了正轨的。其二是从1984年起，吴佑寿老师担任清华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他主持制订了全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划，并且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一整套培养研究生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我们强调了他培养研究生的基本理念：“敢于创新，锲而不舍，力争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其三是在20世纪90年代，吴佑寿老师曾担任中国神经网络委员会主席，我们着重介绍了他是如何协调全国十几个一级专业学会，在交叉学科领域组织协同攻关的。在这期间，他不仅极大地推进了我国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还组织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把中国科技人员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世界，也把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引荐到中国。

在本书中，我们使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吴佑寿老师在科技领域里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书的末尾加上了“相濡以沫的终生伴侣”和“鞠躬尽瘁”两个章节。我们认为介绍吴佑寿老师的家庭生活、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是对他人生经历更完整的补充。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清华大学的各级领导给予过我们很大的支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本书写了序，电子系党委书记金德鹏和系主任黄翊东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清华大学电子系的很多老师都为这本传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修改意见，我们特别感谢朱雪龙、丁晓青、王美旭、肖华庭、姚彦、曹志刚、杨知行、赵明生、张英香、罗菲、房丹等老师对此所提供的帮助。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吴佑寿老师的家人和亲属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所提供的多方面的帮助：吴一枫的哥哥吴一楠在照料父亲养病期间向他询问、核实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使我们能够从他宝贵的记忆中发掘出很多珍贵的史实，同时他还为传记的编写查找了很多资料，并对文章的一些细节进行了认真的推敲。吴一枫的表姐袁和是科技界名人传记编写方面的专家，她逐字逐句地阅读了全文，从文章结构到文字和标点符号都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中国工程院吴晓东处长是院士传记出版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对本书的编写非常关心，他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写作出版的要求，并且回答了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编审委员会的葛能全先生在审稿时提出了很多非常中肯的意见，这些建议对本书的修改和完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多亏有吴晓东处长和葛能全先生的帮助，这部传记才能如期问世。我们在此对他们两位以及中国工程院参加这本传记编辑和出版工作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航空工业出版社负责这本传记的编审和出版工作，首先我们要感谢责任编辑余培红老师，她从读者和编辑的角度出发，对本文逐字逐句地进行了认真的推敲。经过她的修改和润色，大大增强了这本传记的可读性。同时我们也要衷心感谢航空工业出版社所有参加这本传记的编辑、审阅和排版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的努力，这本传记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与读者见面。

在本书编写工作的后期，吴佑寿老师的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差，但是他还十分关心写作工作的进展。在他精神稍好时，还经常同我们一起讨论如何修改这部传记。当我们把一个新的修改版本交给他时，他一边阅读着传记中的文字，一边回顾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一边自言自语又充满着深情地说“这是一个老归侨的人生足迹”。我们特地将“一个老归侨的人生足迹”作为这部传记的副标题，希望它可以真实地纪录吴佑寿老师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所击出的人牛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