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平原已经无路可走，阡陌隐入山岭，丘陵中是蜿蜒的河流和湿地，地平线上红霞漫天，又是一个澄澈然而多事的秋天。四顾无人，野渡偶有孤舟。平原上一年一度的地净人空，一年一度短暂几日的清闲，连沉在黑暗中的瞽师，也心旷神怡。他嗅到了空气中炊烟与稻草的气味，那种新割的茎秆还泛着青涩的稻草焚烧的味道。
瞽师曾是出过洋的客头，他知道故乡的味道。于是平原和丘陵，便有二胡忧伤的弦声。弦声中的吟唱，把乡愁与无奈唱得嘹亮，唱得衷情满怀：
打起包袱过暹罗，赚有钱银多少寄，好返唐山娶老婆……
他拉出了一个热烈的过门，如千军万马征战一般的豪情，弦丝切切，情急如风。瞽师左手持琴，大拇指按出一个高八度，他的中指，一直在最高音阶处上下滑动，右手执着的马尾弓，始终顿挫于短短的区位，弓弦急促地拉动，几次险把作“马”的贝壳弹出，那老旧的“弦马”稍稍易位，让急急风的无字长叹，随着秋风秋阳穿行。突然，弓弦马尾断飞，“弦马”跳到空中，天籁戛然而止。世上再无绝唱，瞽师气绝而亡，独留瞽女受苦。
酒红色马，从地平线上缓缓而来，像一簇光。长长的古驿道，空旷冷寂，晚秋的凉风掀起白衣骑者的风衣，白色风衣在风中展开，如盛开的白牡丹，红马白花在驿道上飘动了很久。
晚秋的风中有一种味道，稻草和干柴燃烧成炊烟的味道。那味道在天空中游走、飘飞，粘连起晚秋的村落。
那时的潮汕平原一马平川，从光德里的碉楼上，可以看到海边无边的沙滩和盐碱地、红树林和红色的寮居。掠过低矮的“四点金”和“驷马拖车”群落，甚至可以见到大海深处归帆的三桅船，三桅船土红色的风帆，半截隐在波浪里，半截在天空中，像浮于云中的仙人。
其实，光德里离海尚远，至少有五十里地。那时，天地澄明。
人在马上，居高临下中的平原，尽展它荒凉同时富庶的每一个细节。如练的练江、如榕的榕江、如韩的韩江，各自从不同的地方流来，清澈见底，游鱼可鉴。在一年一度洪水未到之际，至少三条江河所圈起的广袤土地，生机勃勃。
白衣人似乎并不急于归去。红马啃着练江边的苇草，肥白带青的苇芽，在红马的咀嚼中，散发着清新的草腥气味。它似乎懂得主人的心情，尽情地、不紧不慢地吃草，不时仰天打个喷嚏，惬意地晃一晃长长的脖颈。
红马登上榕江的堤岸，桃花渡隐约可见，于是天空中便有“陈三五娘”的腔调。
江堤上十分冷清，牛田洋上浮沉着若干草屿，像绿色的鸳鸯，在烟波中静默地漂着。白衣人紧了紧让风吹松的风衣，勒了勒缰绳，背江而去。
在离开江堤的一瞬，白衣红马突然停了下来。迎面走过来一个“批脚”，“批脚”匆匆而过。白衣人望着“批脚”的背影，若有所思。他一直注视着远去的“批脚”，直到“批脚”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
还是他记忆中批脚的模样，尽管已经过去多年。批脚的影像他无日能忘，穿着紧身大袄、戴着宽边草笠，肩上斜背着柄长及人高的油纸伞，腰束一条长及丈把的“水布”，挎着平安袋和长弓篮。这是每一个“批脚”必有的装备。每一件物品，都表示着长途行脚的用途和行旅的防护。水布、长柄油伞、长弓篮和平安袋，既是实用物品，又是防身的工具。
刚才批脚经过他马前时，不经意的四目相对，那温暖善意谦恭卑微的一瞥，令他心痛。那是一个年老的批脚，这种眼神只有年老的批脚才有。他似乎突然萌生去追那批脚的心意，勒马紧走几步，却又返了回来。那批脚已了无踪影。
在抵达光德里的半天行程中，他又在夜色中碰到了几位“批脚”。照理说，批脚很少在夜间出没，送批毕竟是一个与钱财有关的行当，在夜间行动不合规矩。也许把所有行人，都当作批脚了，白衣人自嘲地苦笑。说来也怪，从黄昏到午夜，他的心思总在批脚身上。
光德里灯火阑珊，昏黄的街灯在长长的幽巷中，绿如鬼火。屋墙上高处的窗棂，流溢出如蛋黄般的烛火，偶尔有一二声狗吠，坐落在田洋中间的光德里，如一只隐伏着的巨狮，在夜半的昏黑中沉沉酣睡。
此刻，寨门早已关闭，寨子四角四个碉楼上，墙上枪眼处闪烁着微弱的灯光。
白衣人的随行，已先一日到光德里通报他的到来。碉楼上的守卫，早已听到由远而近的马蹄声，马蹄踏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在夜空中尤为清亮。见到巷子踢踏而来的红马白衣，便打开寨门迎迓。
穿过两进天井，在三进的客厅中，正中央端坐着太夫人。她是马氏家族如今最长的老者。光绪十三年（1907年），她55岁。
太夫人马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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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汕平原，村庄和侨批，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联系便有着生死的至切。一封小小的银信，有时便决定村庄和人的命运，几个世纪的离乱故事……
写一个小村庄，这是我多年的夙愿。
我6岁时，曾经去过这个村庄。我这里所说的村庄，其实是由两个相距很近的村落组成的。它更多的是活在我童年朦胧的印象里。
外祖母带着我，到我的出生地田中央村。那时的光德里已经住进去了许多别姓的人家，马银青大夫的马氏家庙还未坍塌。光德里，五座“驷马拖车”一字儿排开，庭前是开阔的大院，两边是四层的碉楼，后花园连着紧密的后库，后库两侧又有偏院，这是一座连环着各种建筑的庭院，说是旧式的庄园更为恰当，类似于欧洲的古堡。与其说光德里处于田中央村中，倒不如说是田中央村围绕着光德里，同时在一点点地扩大生长。我童年的光德里，就像茫茫田野中的一座古堡，一座有四个碉楼的古堡，让无边的田野包围着，只有一条可行马车和吉普车的石板路，通向街市。这种风格的建筑，在潮汕地区绝无仅有。这是从17世纪开始就陆续有人留洋的马氏家族，从西洋带回来的建筑风景。
母亲于1949年从上海返乡，1951年旧历二月廿一日，在田中央村生下了我。由于嫁出的女儿不能在婆家分娩，外祖母在光德里寨外一个叫溪东的地方，另租了一座老宅，雇了两个佣人，母亲在那座空荡荡的老屋里生下了我。
那时，和母亲一起长大的书童阿雅、婢女阿玉，早已出嫁（外祖母像嫁自家女儿一般，给她们择了很好的婆家），她们抱着儿女过来帮忙，冷清的老宅便有些热闹起来。
潮汕习俗规矩繁多，母亲虽然从小生活在上海，是个标准的上海小姐，可外祖母郑素冰却是一个潮汕的老派姿娘，又是留过洋的国军军官马灿汉的妻子。母亲的一切，都由外祖母按照乡间旧俗办。
老宅的主人已经逃去香港，留下一副装敛着先人却未曾入土的棺柩，停放在正厅一侧的厢房中。厢房的门板让农民拆去，那口华丽又年深月久的棺材，便时时在房门洞开的老宅里隐现它的气息。因为有这口棺枢，老宅有着一种另外的味道。我在娘胎里，伴着母亲，在极度的惶恐中度过老宅漫长的冬日，直至我在难产中降生。
我在长篇小说《1966的獒》中，写了这份心情、这个情景连同别样的故事。
我生于田中央村那个叫溪东的地方。父亲为了纪念这件事、这个地方，给我取了现在这个名字，一个在字面上似乎没有含义无以诠释的名字。小东，是什么意思？至今我不甚了了。
光德里是母亲的祖居，而在光德里对面的“硕士第”，也是一座“驷马拖车”。它是马氏家族为了庆贺外祖父马灿汉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而建造的。那是1914年的事情了。
外祖父归国之时，逢黄埔军校成立，受蒋介石之邀在黄埔军校任职。他从没有进住过“硕士第”。“硕士第”在百年间风云际遇，现在沦落为织造文胸的工厂。轰鸣的机器、纷飞的棉絮，和满屋已然老去的画梁雕栋缠结而成的气氛，令人惆怅惶惑。
光德里，是潮汕村庄的缩影。千百年的历史，显赫的家世，钟鼎贵胄的文史渊源，这样的村庄遍布潮汕大地。无数悠久的故事，已让千百年离乱的世道，消解消淡地微不足道。退回去六十年，潮汕大地上“故宫”林立，节坊遍布，“皇帝厝，潮汕起”。
明清两代，是整个潮汕大兴土木，大造“京都帝王府”的时代，兴建有礼制功能又有居住功能的“驷马拖车”。其民居是按皇宫式样精心构造。光德里又是少有兼顾西洋古堡风格的“驷马拖车”，而其建筑形制可追溯到唐代宋代的合院式格局，比北京的四合院更为古老，更为讲究和繁缛。
我所说的田中央村和铜钵盂，并不属于同一个村庄，同是毗邻练江中游，一在江北，一在江东，相距也就十几公里，其间是农田阡陌。在旧中国，这是两个遥遥相望的村庄。那时人口疏朗，田中央与铜钵盂是相距最近的村庄。我的父母，分属于这两个村庄的马姓与郭姓。
在《铜钵盂》中，我努力回到上世纪初年的潮汕，努力还原那些古旧中国潮汕的原型。轿子和马匹作为交通工具的年代，那才是真实的浸淫着三千年官宦与农耕文化的潮汕。那种严酷与温情的人性融合，农耕与洋风共荣的日常生活，使生活其中的人们，充满着礼教与理性的自由，收敛与放纵的伦理。在规制的环境中，却充分地放达了人的精神期许。自上世纪初年至今的铜钵盂和光德里，上演了三千年来最令人目眩的活剧。郭信臣家族，民国时期一门八杰的显赫辉煌，以及它与光德里马家联姻而致的故事，也使这两个小小的村庄——田中央与铜钵盂，成为练江流域不可不说的传说。
铜钵盂自13世纪郭浩创基之后，几百年间香火兴旺，代代有才人名贤。己丑年事变，全村百余户，有70％户被划为地主或工商业地主。30％的贫雇农分不完70％富户的财产。浮财多得每户人家无法承受，倍感累赘。土改队便派出十几辆马车，天天把各种各样的浮财，运到别村去散发，这与周立波的小说《分马》完全不同。本家海生叔在讲到这些时，特别自豪，他为铜钵盂曾经的富贵骄傲无比。
关于铜钵盂的历史记忆，今天道来，是轻松又时温馨的。铜钵盂千百年来，就是一个同种共姓的家族，它有源远流长一千八百多年的族谱。而其郭姓，又为周武王所封，为虢叔，虢与郭同音，故后来写成了郭。始祖汾阳王郭子仪为唐代三朝元老，流芳百世。其嫡系的家居门匾均凿有“汾阳世家”字样。 铜钵盂，这个村庄七百多年的兴盛，伴随着的是代代不绝如缕的传说。铜钵盂位于潮汕平原练江中游北岸，北沿五公里是唐朝古寺“灵山隐寺”。村前有大灵潭，潭状似铜钵盂而得名。传说潭中有一金龟，水落而隐，水满而现，此潭从不枯竭，且泉涌奔腾。其形其势，若聚宝盆也。
清末民初，铜钵盂人集中往上海谋生，上海的铜钵盂人已超过本村人口，约八千人之多。铜钵盂在20世纪30年代便被称为“小上海”。所以，铜钵盂大部分所谓“地主”，在铜钵盂并无土地，却积聚了从上海、从海外源源不断汇聚而来的财富。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铜钵盂。
这部长篇小说，最初的写作缘起，是侨批史。
萌芽于明代的侨批银信，在清末民初达至鼎盛，其势头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方纳入银行系统，侨批银信不再。汕头侨批博物馆，藏有17万份侨批。东南沿海多座城市，都建有侨批馆。可以说，每一封侨批，都是一部长篇小说，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辛酸家史。
财富的创造及财富的流通是一回事。重要的不在财富本身，而在于对财富的态度。前者关乎财富的社会学史和金融史，而后者正是文学所关心的问题。在关于侨批及侨批史的浩繁资料及文本记录中，至今尚未见到侵吞或冒认侨批的事。而其高度的虔诚与诚信，成为侨批史上最为生动和庄严的品格。侨批是一种兑换凭证，一种契约精神，还有一种是口诺的，即纯粹是口头拜托，全无凭证而靠承诺与嘱托畅行天下。这就是侨批从诞生之日到消失的几百年中，所体现的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契约精神。
这种契约精神背后，是一种牢固的文化支撑，这种支撑在何时崩溃？又在何时成为一种梦想？这实在是令人沉思的启应。
我的小说无法承担这样的启应。但是，这种启应所包含的现实与历史的冲突及比照，在我作品的人物中，凸现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欲望在那些生活于旧时代，崇信旧文明，却又恪守并建设着新道德与新伦理的人物身上。我试图去读懂他们灵魂的每一条皱纹，每一次波动。我怀念这些旧时代的人，他们有着古典小说的情怀，却又游荡着新小说的浪漫。他们轻生死，重承诺，诚如樊於期，为刺秦，遵循“三人不能守密，两人谋事一人当殉”，自奉头颅给太子丹，荆轲遂奉樊於期头颅，慷慨赴死刺秦。
我期望复活清末民初的生活图景以及那时人们的精神向度，一种似乎与政治有关又无关的道德伦理。我在我先辈先贤的人生细节中，一点一点地过滤这种精神。为了一件死批错批，一件没有地址的批封银信，而终其一生地信守与寻找的精神，照亮了许多俗世幽暗的角落。
这部小说，涉及了许多清末民初的文化大家和政治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胡适、顾维钧等等。他们有的多有表演，有的一闪而过，小说的史实部分需要他们，也尽可能依史料铺排他们的情节表现。他们和若干个家族，尤其与郭信臣家族的联系，是民国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他们使这部小说，有了几分纪实的成分。
关于铜钵盂郭氏家族的描写与叙事，我要特别指出，并一定请将来读到这部小说的郭氏宗亲们谅解。由于历史久远，家族过分庞大，也由于近六十年来的骨肉流散，所以，对于家族的历史，从来就缺失一种史的连缀和准确的描述。故我采取了传记小说的通常方法，真人伪事，或伪人真事，其动机与目的全在尽可能重拾家族的文明史线索，努力寻找可能已然无法确凿的史实，努力接近那个时代的情感及其表述方式。虚构和想象，永远是小说包括家族小说的题中之义。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小说中，缩短了光德里和铜钵盂的地理距离，将它们安放于练江中游对河相望的两个点上，联结这两个点的，是码头和渡船。它们联结起郭、马两个大家族，也联结起我的父亲和母亲的爱情。
码头和渡船，此岸与彼岸，抵达与让渡，它们意说的是宗教，是时代，是人性，自然也是人性的风景。
从甲午年八月开笔，到乙未年六月完成，十个月的时间，其间中断了半年多，忙于筹备“郭小东文学馆及开馆仪式”。此项工作的空隙。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梳理与思考小说中有关侨批与家族的关系。这种思考是深刻的，同时是伤感的，却充满着对上帝启应的回眸。
这部小说是省委宣传部2014年广东省重大题材创作项目，本拟在2014年年底完成。去年10月，在汕头见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镇松先生，他对潮汕侨批题材创作表达了高度的关注，并通过汕头市作家协会将其作为“2013—2014年度汕头市文艺创作基金扶持项目”。在小说完稿之际，首当致谢周镇松先生和董建伟主席。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侨批馆的罗仰鹏先生、林庆熙先生，以及黄奕碹、陈新造、雷铎、林继宗、江锐歆、姚泽建、郭文旭、郭桂波、郭豫安、郭奕骥、郭棉生、郭海生、林训州、陈炎贵、黄邦廷、郭开武、郭开雄诸先生的支持与协助，特此致谢。
《铜钵盂》自2015年6月脱稿之后，静候至10月，又作了修改，最终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温远辉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他力推本书在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令我十分感动。我与《羊城晚报》素有交情，从青年时代起，诸多文事得益于《羊城晚报》的提携。我曾有三部长篇小说在《羊城晚报》连载，这恐怕是破纪录之举。从秦牧、吴有恒、曹淳亮、张宇航到刘海陵、周建平先生担任总编辑、副总编辑期间，我的拙作屡屡借光《羊城晚报》，得以张扬。如今，我将自以为最费心力的长篇小说《铜钵盂》，呈予羊城晚报出版社，再次借光行路。幸甚。
承《铜钵盂》出版之际，感谢高风、万振环、左多夫、张维、何龙、邹镇、吴江、陈桥生、吴小攀诸先生多年来的扶掖。感谢本书责编朱复融先生尽心尽力为编辑出版诸事颇费周章，倾尽心血。
蔡东士先生对我的创作多有奖掖，并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特致深切谢忱。
张懿女士是我多部小说及22卷《郭小东文集》的责编，她为我的作品编辑付出巨大的劳动，在此特别致谢。
还要特别致谢顾作义先生，此作缘于他的倡议，并给予有力的推进。在创作期间，他多次给出中肯意见，特此致谢。卢家明先生对我的创作多有关注，他为《郭小东文集》序言部分儆了勘误校正，特此致谢。
我的大部分作品均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在此，对詹秀敏、钟永宁先生深表谢意。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曾祖父郭信臣、外祖父马灿汉、父亲郭大藩（郭文雄），祈祷他们在天之灵安好！
我的母亲马燕惠（马凌芳）已高龄九十三岁，以此书的陈说，祝她健康长寿，并以此作为奉献予她的生日礼物。
作者
2015年12月29日
在铜钵盂“汾阳世家”老屋，在曾祖父使用过的明式家具面条柜里，偶然发现一暗格，内中藏一木匣，精美绝伦。匣中嵌一海南花梨木珠、紫檀条框小算盘，一红木织梭，一沾有朱砂的小楷毛笔头，一亚洲犀牛角印章，刻有“宝源图书”字样。匣面上端漆有“××× ××× 结婚留念”，落款为“×××仝贺”，名字系人为剔去，已经无法辨认。惜矣！正中是大篆“文房四宝”。非常精美！
为何剜去人名？留木匣且内藏玄妙曼物，担心什么？又心存侥幸地想传留什么？爱悔交加之时，己在己丑，便为庚寅。
我无须明知。
我的曾祖父郭信臣，于土改时自杀，时年九十（小说中减去十岁）。彼时净身出户，身无长物。面条柜连同驷马拖车若干座，决意赠与大众。面条柜却几经流亡，在民间游离65年，而无人发现暗格。木匣在黑暗飘摇中，担惊受怕了65年，竟安然幸存。也许它是在等着我的到来。
木匣为做古董生意的族叔郭海生发现，我当时亦在现场，那时并未打开，不知内中有物，便由族叔带走。岂知经族叔等研究鉴赏，竟为信臣遗物，多人欲高价买走，族叔以为，此乃曾祖父魂魄未散，在此老屋中流连经年，意欲与重孙相遇相通，物归原主为敬。
此乃曾祖遗物，阅世十分传奇，并于以他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铜钵盂》出版之时现世，令人惊诧！
祝允明《箜篌引》附之自识：
“冬日烈风下写此，神在千五百年前，不知知者谁也”。
有暗格铺陈，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至少有三百年历史的破柜中，饱含温馨记忆经年，悄然躲过刀斧、战火，土改、运动，开放、改革，地震、洪灾等等，挣扎了65年，然后等着我极其偶然的到来，无法想象。
此时，始知《铜钵盂》乃与神通。
此长篇《铜钵盂》收官伊始，彼“铜钵盂”正在开启。己死方生之谓也。
风不可形就，而惟可神就者亦风。又名等风来去兮。不知知者谁也。
郭小东
2015年12月12日
于铜钵盂汾阳世家暨田中央 光德里
郭小东著的《铜钵盂：侨批局演义》描写了潮汕地区一个叫铜钵盂的小村庄的700多年的兴盛以及伴随而来的世世代代不绝如缕的传说。从中可以让人重拾一个家族发展的文明史，并让人努力能接近那些时代的真实与风情。本书有极强的地域文化特色，在文学的框架内，凸显它很高的史料价值。
《铜钵盂：侨批局演义》是郭小东的第十二部长篇小说，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潮汕地名命名的长篇小说，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与独特的文学风格。小说人物众多，包括清末民初文化学术界、政商界大佬，如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等百余人。诸多潮汕人文，小说多有表现。瞽师、水客、革命党人、掮客……纷纷亮相，众生百态，不一而足。
该书主要描述了潮汕奇特的侨批文化及其历史沿革——从元代到1976年的侨批演变史。在文学的框架内，通过社会大视野，凸显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深厚的人文内涵。着重讲述了清末明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发生在潮汕地区的丁末起义，全书以潮汕铜钵盂为主背景，呈现了汕头潮阳清末民初四大家族在百年中国革命史中的嬗变，特别是对潮阳的风土人情，潮州歌册，铜钵盂（今潮阳铜盂）、光德里（今潮阳成田）郭、马、周、郑四大家族的人物命运做了真实的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