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于徐国的疆域尚不能有确切的结论，但徐国曾是历史上一个与西周相抗衡，在诸侯国中影响力甚大的国家，这是有文献可稽的，尤其是徐偃王时更是如此。如《史记集解》载：“传云昔周穆王巡狩，诸侯共尊(徐)偃王，穆王闻之，令造父御，乘?之马，日行千里，自还讨之。或云命楚王帅师伐之。”但“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更为详细：“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⑨《淮南子·人间训》亦载：“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有二国。”虽然史籍对于徐国的记载甚少，但出土的徐国铜器则颇丰。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江西高安曾出土12件徐国铜器。因而有学者认为徐人曾到赣西北部地区。可见，徐国在东夷具有重大的影响。春秋前期，徐国国势依然颇盛。周惠王二十年(鲁□公三年，前657年)，徐国曾统一了淮南的群舒，对此，《春秋经》载：“徐人取舒。”⑥对于群舒的位置，杨伯峻注曰：“大致宗国在今安徽省舒城县，而散居于舒城县、庐江县至巢县一带。”这一时期江、淮之间争疆夺势的战争主要发生在楚与徐之间。文献记载鲜见，或许是因徐国曾经作为抗击宗周的主要力量，因此受到正统史家的轻忽。但其后楚国渐强，逐渐征服了巢、舒、蓼等国。同时，吴国自寿梦以来国力得到了增强，吴、楚争霸成为南方诸国关系的中心，徐国的国力逐渐浸微，而屡受吴楚侵夺，如，《左传·成公七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吴于上国。”①据《左传》记载，徐国被灭在周敬王八年(鲁昭公三十年，吴王□庐三年，前512年)冬十二月：“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当季札于襄公二十九年聘问中原时，徐国虽然国势衰微，但毕竟还是吴楚竞相争取的一个诸侯国。徐国因与楚国同属于殷商直系，关系较吴国更为密切。因此，在吴、楚争雄的过程中，徐国成为两国争取的重要对象。徐国世为楚国所制，但当时的徐君又是“吴出也”，亦即其母为吴国之女。吴国为了实现霸业，必然需要北进中原，徐国则地处吴国北上的必经之路。季札此次北上“通嗣君”，亦即与北方诸国进行政治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其中一个虽未明确记载，但于情理可以推测的目的，是要争取使徐国在吴楚相争中更倾向于吴国。因此，季札心许徐君，践约而挂剑，除了体现季札笃诚守信的品质，还体现了其卓越的外交智慧。事实上，季札道经徐国之后的六年，周景王七年(鲁昭公四年，吴余祭十年，前538年)《春秋经》即有“楚人执徐子”的记载。《左传》亦记之日：“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可见，楚王因为怀疑徐国通吴丽拘徐君，而此之“徐子”，当是刘向《说苑》中记载的徐之嗣君。徐之嗣君不敢受剑，季札挂剑于徐君墓树而去。对此感人的敦信守诚之举，徐人嘉而歌之，日：“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徐之嗣君必然感佩于心。楚王“以为贰焉”的反应，从侧面印证了季札过徐之后徐君与吴国联系的加深，或者说，楚人将“徐子”“执诸申”的结果，乃导因于季札挂剑。对此，明人姜宝在释解《春秋经》中“楚人执徐子”时已有体认：
《史记》札使北过徐，还而挂剑徐君之墓，可见吴通上国，道
必由徐，今执徐子，为其不能闭吴通上国之道，为贰已也。①
可见，此次季札出聘中原，道经徐国，虽然文献没有翔实的记载，但季札不以生死为碍，不以色欲心约无凭为托辞，毅然践约，挂剑墓树，留下的是后人的不绝赞叹，也留下了徐之嗣君深深的感怀以及吴国与中原诸国无碍的交通，为吴王成就霸业作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人田艺蘅诵季札挂剑时所说的“审音惟妙解，挂剑有深衷”②，可谓触摸到了季札的心海微澜。
正因为挂剑之举体现了诚信守诺与外交智慧两方面的含义，因此，挂剑所寄寓的除了酬心守信的含义，其伤悼情怀也不应为后世所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之剑，又是痛悼徐君的祭品。季札挂剑往往作为痛悼故人的高行，而见之于挽诗，这其实是符合季札做此惊人之举的本意的。如宋人孙应时《挽徐居厚寺簿》诗云：“有怀终挂剑，雪涕独难禁。”③宋人王炎《宋可挹挽诗》云：“林间谁挂剑，清泪堕悲歌。”④季札挂剑既是其敦信守义的品行使其然，同时也是其卓越的政治外交智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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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评传》是常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软件工程项目，是常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编撰的季子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三部著作，由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周群教授撰写。
季札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文艺评论家，是吴文化的杰出代表，常州的人文始祖。两千多年来，季札的让国家风、博学多才、然诺重信精神始终是常州精神的重要核心，是常州城市文化积淀与传承的主要内涵。季札的精神和文化遗产既是常州的、江南的，也属于全国、全人类的。由于时隔久远、史料偏少等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国内外对季札的研究比较薄弱，成果相对较少。本书作为第一部关于季札研究的评传，对于进一步弘扬和传承季札的精神和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群教授是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代思想文化史、明代文学批评史。著有《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袁宏道评传》、《刘基评传》《徐渭评传》、《宗教与文学》等著作。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江苏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周群教授参阅了大量史料，严谨治学、不辞辛劳、精心写作，并对书稿作了反复的推敲和修改。常州市政协主席邹宏国、市委副书记戴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缨、副市长方国强、市政协副主席居丽琴对季札研究项目十分关心和支持；薛锋、谢达茂、蒋英慧对书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建议；张尚金、沈建钢对书稿进行了终审。在此，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不足和疏漏之处，诚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司马迁《史记》中“世家”记载的主要是诸侯封国、嬗递的历史，但《吴太伯世家》殊为独特，其中对季札的记载在整个吴国历史中占据的篇幅最多，使《吴太伯世家》平添了几分列传的色彩，这在《史记》列述诸侯的世家之中堪称绝无仅有，由此亦可见季札在吴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陆机云：“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延陵季札以其高风峻节、博洽多识，成为光诸华夏的文化昆仑，遂使荆蛮之吴可与诸夏相伦比，其出聘中原，是向中原诸国昭示吴地精神风貌，改变中原诸国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文化落后形象的文化展示之旅，为吴国成就政治霸业作了重要的文化铺垫。从这个意思上说，宋人章如愚将“季札历聘诸华”与“陈良北学中国”视为中原礼乐文明、周孔之道浸达于海隅南国的标志性事件，洵为史实。当然，章氏所论对季札所昭示的文化互动中的另一个维度——吴文化反哺中原文化的认识相对不足。
季札之贤，体现于明敏博洽的资禀、逊让君位的高风、诚信待友的德行以及国以民本的思想等方面。
资禀之敏：季札观乐是《左传》中记述甚为详细的篇章，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成为证解“孔子删诗”的重要文献。同时，季札是观乐还是闻诗，这对于判断古代诗乐一体还是诗乐相分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当然，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季札观乐知政，洞机识微，尚“乐而不淫”，“哀而不愁”，“节有度，守有序”的和谐之美，其即兴之评对儒家文艺观具有骅骝开道之功。因此，相传为孔子手书“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虽然真伪微茫难稽，但见诸文献的孔子题签仅为季札、比干二人，即使是传说，本身即已包蕴了孔子与季札之间相关的文化信息。而《上博楚简·弟子问》中的“子日：‘前（廷）陵季子，其天民也（乎）”更可证孔子对季札心怀敬意。季札挂剑酬心，乃“忠信”的典范；诤言孙林父，乃“徒义”的证例，孔子日：“主忠信，徒义，崇德也。”（《论语·颜渊第十三》）由此可见，季札正是孔子所认为的成德的典范。孔子对于季札的赞佩本质上是对其以德、义为本，礼为用的道德人格的全面认同。因此，孔子对季札发出的“天民”之叹，乃是对季札品行的由衷赞叹。季札的思想明显带有“启圣”的痕迹。
君位以逊：季札受到后世普遍景仰的重要原因在于其绳武光前，远绍太伯的让国高行。《公羊传》认为季札以贤名称著的根本原因即在于让国，即其所谓“何贤乎季子？让国也”。虽然历史上对季札让国也偶有非议之声，但季札的逊让乃循礼守制之让，目的是君位传嗣过程中免除宫门喋血的灾难。同时，季札屡屡让国的高蹈之行，恰可稍济吴国逐渐滋长的虚骄之气，从其“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的自白中可以看出，季札的逊让，是性情使其然，更是思想与德行所致。正因为如此，季札让国成为历代诗词歌赋的重要题材，体现了历史对这一高风的理性评判。
待友以信：季札出聘中原时，为了践履与徐君心诺，慨然解剑挂树的瞬间，诠释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诚信守义的丰富内涵：不以生死为碍，不以心约无凭为托辞，毅然践约，堪称是诚信之德的至高境界。徐君仅“色欲”而无语求，季札仅“心许”而无言约，其信乃不言之信。仅是主体的“心”诺，亦即是否履约，客方对于主方没有言辞文字的规约，仅凭主体的信义自觉，因此，则所践之约实乃不欺我之约，是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与信念。季札之举，为中国传统的诚信观念注入了丰厚的内涵，因此，典出于季札的“挂剑诗”，丰富了中国古代诗苑的题材与审美意象，成为具有浓厚的德性色彩的文学母题。无论是悼亡诗中挂剑题材蕴含着的生死心契，还是对知己相得的旌表，都为古代诗国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国以民本：季札虽然没有直接的治国秉政的经历，但民以国本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其一生的行谊之中。当其聘问晋国时，由表及里地揭示了晋国的国政状况。他认为晋国乱象的根本原因是君臣虚骄不问政，遂使民生凋敝，由此可以窥见季札政治理想之一斑：以君臣的治政为关键，君当以体察下情、了解民生为本。臣当陈情直谏，不以君主好恶为归。最终的目的是要发展生产，以利民生。《左传·哀公十年》尚有“吴延州来季子救陈”的记载。“延州来季子”如是季札，当已年近期颐。虽然限于史料，是否是季札本人亲为，史家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因为围绕着陈国的争夺战承载着吴楚两国多年的恩怨，如果吴帅没有很深的资望，断不敢轻易主动退兵。同时，直斥吴、楚“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可见，救陈的“吴廷州来季子”必定是资望极高者，我们认为，此举非季札不能为。果为季札所为，则体现了其不为君主，不为疆土，唯以安民为期的政治理念。在季札的政治图谱中，民的分量超越于君，超越于争疆辟土的事功，而这比孟子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早出两百多年。
季札与太伯、言偃一样，都是对吴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俊杰，但比较而言，太伯的功业主要在于吴国的建立，对于文教事业则史无记载。有“道启东南”之誉的言偃虽然也与季札一样，对吴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言偃主要是“因文学以得圣人之一体”④，可见，言偃在吴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对儒家思想的南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季札则不同，季札稍早于孔子，他之于孔子恰恰具有诸多“启圣”的痕迹，而且，季札正是生活在吴国走向盛极的时期，亦即季札之于吴文化的作用，是在内核形成时期，正因为如此，唐代狄仁杰为江南安抚使时，毁江南祠宇七百余所，仅留有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庙，其中，夏禹、吴太伯、伍子胥均因事功见著于历史，而真正因有功于吴地文教肇兴的杰出人物唯季札一人，季札的行迹，植入了吴文化形成时期的基因之中，沾溉弥远。因此，延陵季子遂被视为吴文化最为卓越的代表。季札之于吴国，是一位铸就吴国内在文化之魂的贤哲。
两千多年来，季札虽然受到了史家的褒赞、诗家的咏叹、政治家的旌表，学界也不乏对季札研究的力作，但全面考稽季札生平事迹，评价其德操、思想的评传则殊为鲜见。近年来，常州市委宣传部启动了对常州历史文化系统的研究，常州市政协文史委沈建钢主任组织专家学者对季札进行综合研究，邀我撰写《季札评传》。本着对廷陵季子的崇仰之情，虽然有历史资料考稽梳理之难的顾虑，但还是尽其所能，倾力为之。初稿撰成后又先后请先秦史专家申屠炉明教授以及对季札素有研究的薛锋、沈建钢、谢达茂先生和蒋英慧女士进行了审阅。谢谢他们的诚挚相助，谢谢他们的精审与卓识！尽管如此，拙作中一定仍有很多讹误与不足，祈请方家与同好批评指谬。
季札，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文艺评论家，是春秋吴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常州的人文始祖。季札的被封邑，标志着常州的开埠建邑，揭开了常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2500余年来篱栅的诚信、守礼、和善、致用的品德和精神滋养着常州这方热土，影响了一代代常州人。正是一代代季札式的先贤文化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塑造了常州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城市品格，积淀了谦和坚毅、诚信守仁、厚德兼容的常州人文精神。这些都值得后人好好研究。古代贤人。传为避王位“弃其室而耕”常州武进焦溪的舜过山下，人称“延陵季子”。季札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由周群编著的《季札评传》系统地介绍了季札的生平与历史功绩，并做了客观评价。
《季札评传》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周群撰稿。评传分季札生平篇、观乐篇、思想篇、影响篇等方面研究挖掘。作者参阅了大量史料，严谨治学，精心写作，并对书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全书25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是第一部关于季札研究的评传，对于进一步弘扬和传承季札的精神和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